作者：克利斯提·普優

譯者：易二三

校對：覃天

來源：Sight & Sound

（2021年6月18日）

首先要聲明的是，我是一個糟糕的影迷。

我還記得70年代布加勒斯特的一些電影院，當時我還年輕，無法把戲劇和電影區分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改變了我的電影，以及我看這些電影的電影院。

第一家是羅馬尼亞電影中心（The Romanian Cinematheque），當時我20歲，看的電影是路易斯·布努埃爾的《泯滅天使》（1962）。

《泯滅天使》（1962）

它改變了我對電影的看法，因為我一直喜歡繪畫，想當然地認為電影是一種庸俗的藝術，對觀眾來說，看電影就像看足球比賽。我去電影院看過一些壯觀的電影，比如《星球大戰》（1977）和《星球大戰2：帝國反擊戰》（1980）——后來他們不再從西方引進這些電影了。所以看《泯滅天使》的時候，我心想，「哇！我沒想到電影還能拍成這樣。」

《星球大戰》（1977）

我不是自己決定要去的，是一個朋友邀請了我。我來自布加勒斯特郊區的一個貧困家庭，離開我的社區到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大約需要一個小時的路程。去那里看電影，你肯定是愛上了（電影）。很多人都愛上了電影。

但對我來說，問題在于社會存在某種分層。我們似乎有這樣一種文化，資產階級電影觀眾是電影世界的上流。它將我拒之門外。我來自一個無產階級家庭，所以和我當時認識的電影中心的會員之間有一些隔閡。這不僅僅是我思想的投射。從人們說話的方式就可見一斑：「你看過《七武士》（1954）嗎？居然沒有？簡直是恥辱！這可是黑澤明！」

《七武士》（1954）

所以邁出第一步是非常困難的，但我慢慢地發現了更多這樣的電影——我的看法也隨之改變了。你走進電影院之后，很快就會意識到，沒有狗會咬你，也沒有怪獸躲在那里。

后來在電影中心，我看了《少婦怨》（1959）和尼基塔·米哈爾科夫的《未完成的機械鋼琴曲》（1977）。這些觀影經歷改變了我對電影的看法。

《少婦怨》（1959）

事實是，電影中心總是人滿為患，尤其是在共產主義時期。有些人買了票，然后以兩倍甚至更高的價格轉售。總有人會買的！

這是逃離黑暗的一種方式。在齊奧塞斯庫獨裁統治的最后幾年，冬天沒有正常的供暖系統。室內很冷，你需要穿著大衣看電影，水汽會不斷從你的鼻子和嘴巴里呼出來。

但也有很多真正的影迷，包括年輕人和來自布加勒斯特藝術學校的學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羅馬尼亞，影迷和電影之間的關系確實令人印象深刻。

我記得當電影中心放映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1979）時，那里排起了長隊。看塔可夫斯基的最新作品很重要。而且有一種必須起立肅穆的感覺。他是80年代羅馬尼亞電影界的教皇。還有布努埃爾、黑澤明，尤其是幾位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維斯康蒂、費里尼。但不包括希區柯克。因為希區柯克——我喜歡希區柯克，也非常迷戀他——像是上帝，但仍然是人。

《潛行者》（1979）

如今，羅馬尼亞觀眾主要對爆米花大片感興趣，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觀眾一樣，羅馬尼亞電影中心幾乎空無一人。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觀眾）消失了，也許是死了。

在90年代，許多本土企業家開了酒吧和餐館。

在布加勒斯特國家劇院的屋頂上曾經有一個地方叫La Motoare，意思是「引擎」，因為在屋頂上有一些引擎，一個曾經在羅馬尼亞電影中心工作的老好人常駐在那里。他會在一面大墻上放映電影，就像在空中的電影院。夏天的時候，我們可以在那看電影、喝酒、聊天。那是非常美妙的時刻，但這個地方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他們改變和重建了國家劇院。

后來我去了日內瓦讀電影學校，那里有一家叫作格魯特里（Grütli）的電影院。和所有西方電影院一樣，這家電影院里也有一個咖啡館。

有趣的是，他們采用了傳統的模式，往往會把影片分成上下兩部分，即使它是一部90分鐘的電影。影片放到中途會停頓下來，觀眾可以出去聊15分鐘，吃個冰淇淋，抽根煙，喝杯啤酒。這是我很喜歡的。

我在日內瓦讀書的時候，電影基礎很差。當我決定轉到電影系的時候（譯者注：普優就讀的學校是瑞士日內瓦視覺藝術高等學校，一開始他修習的是繪畫），我開始每天看6部電影。有一家錄像帶店叫卡洛夫——是以波利斯·卡洛夫的名字命名的，我會去那里一次性看6部電影。

我通過錄像帶看了《巴里·林登》（1975），為之驚訝。幾個月后，格魯特里也要放映這部電影，但我當時住在洛桑。我想，如果我去看電影的話，會趕不上回家的火車，但我最好去看至少兩個半小時然后提早離場，而不是根本不去。《巴里·林登》對我很重要。我對這部電影的變焦鏡頭存有異議，但它仍然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巴里·林登》（1975）

2000年我去英國拜訪我的阿姨——她住在中部地區，距離諾丁漢大約有20分鐘車程——那里有一家影碟出租店，因為我此前讀過的一本書里提到了讓·厄斯塔什和《母親與娼妓》（1973），所以我租了這部電影的錄影帶回家。這盤錄影帶現在仍然保存在我家里。

《母親與娼妓》（1973）

不久后，我拍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當時法國駐布加勒斯特大使亨利·保羅發起了一個電影計劃，讓導演選擇一部法國電影在法國文化中心放映。我選了《母親和娼妓》。當我在大銀幕上觀看時，那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電影院里人滿為患。還有人站著觀看。令人難以置信。

你無法看到DVD版或藍光版的《母親與娼妓》。顯然導演的家人不同意授權，這真讓人難過。所以一方面電影院在倒閉，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為了賺錢而停拍電影。我有它的錄影帶，但已經沒有錄影機了，所以它只是一個作擺設的物件。

就像我說的，我從來都不迷戀電影院，但是喜歡在電影院看的電影。如果有一部對我很重要的電影，我要去電影院看，不管屏幕大小。對我來說重要的是那些和電影有關的事情。影像和聲音。

在共產主義時期，由于政治原因，他們停止進口電影，但與此同時，錄影機也在蓬勃發展。

在國外有親戚的人可以代購錄影機，所以在我住的小區里，你可以花50羅馬尼亞列伊連續看五部電影。

我叔叔就有一臺錄影機，我們在他家第一次看了《萬世魔星》（1979）。賈木許、阿莫多瓦、斯派克·李和格林納威的電影是在電影院看不到的。所以它們只能靠這樣的方式流通。

《萬世魔星》（1979）

政權更迭后，他們開始把許多電影院改造成酒吧或其他設施。我們曾經有450家電影院；現在，包括多廳影院在內，大約只剩下了100到120家。其中又只有30家左右的傳統（單銀幕）影院存活了下來。

我認為這是因為在80年代人們沉迷于電視和用錄影機觀看電影。電影院成了人們觀看韓國、中國、俄羅斯、捷克或羅馬尼亞宣傳電影的地方。你去那里不是為了看電影，而是為了和一個女孩或男孩在黑暗中呆上兩個小時。比如《天堂電影院》（1988）。但對于電影來說，錄影機取代了電影院。

《天堂電影院》（1988）

我認為這是一個教訓。羅馬尼亞現在也有Netflix、HBO、Mubi和其他很多在線平臺。你可以在家里喝杯咖啡、紅酒或啤酒，看世界上所有的電影。這種體驗很舒適，聲音很棒，也不吵。在布加勒斯特的電影院，人們一直開著手機，提示音不斷。恐怕電影院很有可能會消失。也許有些會幸存下來，變成歌劇院那樣。它將會消亡，人們可能只會去變得越來越少的電影院里觀看作為特別放映的老電影——而且是供那些有能力買票的人觀看。

疫情爆發之后，我很樂觀，但我相信世界將發生巨變。

我們沒有在羅馬尼亞發行《馬爾姆克羅格莊園》，因為電影院還沒開門。我對我的妻子（也是影片的制片人安卡·普優）說，「也許在網上發行這部電影會更好」——我其實不想這樣，但我也沒那么在乎，因為有比一部電影的發行更嚴重的問題。

《馬爾姆克羅格莊園》（2020）

我擔心的是，即使電影院開門了，人們也不會毫無畏懼地走進電影院。我認為這段時間是對我們每個人的考驗，也是對電影院的考驗。

我不確定。我很不擅長預測。也許這需要時間，一兩年后我們會再次和朋友一起去電影院看電影。劇院比電影院古老，人們仍然會去劇院。你仍然可以在商店里買到黑膠唱片。

適應性的本能既是我們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敵人，尤其是在當前的情況下。例如，你無法想象尚未存在的事物。就像博爾赫斯說的，所有神奇的東西都是由這個星球上已經存在的元素構成的，否則你無法想象它們。也許那些用他們的智慧、天賦、直覺和靈感來塑造這個世界的夢想家們會想出一些東西來取代電影。世事難料，因為電影院也不過100年左右的歷史而已。100年不算什么。

《馬爾姆克羅格莊園》（2020）

話說回來，我一開始學的其實是繪畫。我不是那種從小就夢想成為導演的導演。我一點一點地發現了電影。我非常喜歡電影，我喜歡我正在做的事情，但我年輕的時候主要在看書，而不是看電影。所以我認為電影結束后發生的事情，和電影過程中發生的事情一樣重要。在咖啡館或小酒館里，人們可以談話、討論和爭辯，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問自己的問題是：人們見面的公共場所會（因為疫情而）永遠關閉嗎？這種文化會消失嗎？城市、小鎮的集市——廣場、露天市場：這一切會發生改變嗎？我不這么認為。我認為這是存在于我們DNA里的東西。

電影包含了電影本身加上關于電影的討論；一本書包含書本身加上關于這本書的討論。當我喜歡一本書的時候，我會去書店買10本、20本、50本作為禮物送給朋友，這樣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它。

我很樂觀。我相信人們很難打破這個習慣。在每一種社會模式中，都存在著某種地方，人們在那里相遇、交談，交換思想、感受和情感。無論社會結構如何，總會有這樣的地方，有富人，也有窮人。甚至劇院的結構也是這樣的，有貴族的坐席，也有窮人的坐席。

我認為這種模式的慣性太大而很難改變。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我不是很喜歡慣性這個詞，但我相信這不是一種奢侈品：它根植于我們最私人的結構中。它是我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