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來自捷克的登山客，2月在茲維奇納山徒步中，看來走的也是一條野路。發現了山坡中的一個容器，里面裝了近六百枚金幣，來自歐洲的多個國家。之后又在附近找到了一個鐵盒，在其中又發現了一批精飾品和古董物件。專家估計，價值人民幣超過247萬，最終上交之后當地政府獎勵了10%，給了24.7萬。

文物都已經放到了博物館，其實古董的經濟價值固然重要，但是金銀的價值并不高。最為重要的是文物價值和考古價值。對于研究中世紀和近世紀歐洲歷史，會有著很大的幫助。當然金幣和黃如果變成了文物，價值就會成倍的增長，如果還有文字，那么價值又會進一步的被放大。就如同中國的青銅鼎一樣，有字的青銅鼎是遠遠超過沒有字的。

那么他們真的需要上交嗎？能不能據為己有，慢慢變現呢？其實在全球，規定卻實不一樣，一共有著6種模式：

一、發現者有限權利（英國、丹麥）

英國《1996年寶藏法》規定：超過300年且含貴金屬超過10%的發現物必須申報，發現者可獲市場價100%補償。在2023年英國共處理1273起寶藏申報，支付補償金合計380萬英鎊。其中在2022年，英國業余考古愛好者發現的盎格魯-撒克遜黃金首飾，獲得520萬英鎊補償。《1996 年寶藏法》，任何被認為具有歷史或考古價值的物品，均屬于國家所有。

二、土地所有者優先（美國多數州）

德克薩斯州《埋藏財物法》規定：地下文物歸土地所有者，但涉及人類遺骸除外。在2024年加州淘金熱遺址發現的價值2000萬美元金塊，引發發現者與地主持續訴訟，到現在都沒有停息。不過現在改了，大多數州規定，埋藏在地下的寶藏屬于土地所有者。如果寶藏具有歷史價值，可能需要上交國家。

三、折衷共有模式（德國、法國）

德國《文化遺產保護法》實行"平分制"：發現者與土地所有者各得50%，國家有優先收購權。例如2024年柏林建筑工地發現納粹黃金案，施工隊與業主共獲280萬歐元補償。

四、宗教特例（以色列）

猶太《古物條例》規定：與猶太文明相關的文物自動歸屬國家，但基督教、伊斯蘭教文物可協商達成一致意見后處置。例如在2023年，圣殿山發現的第二圣殿時期金器引發教派爭議，最終存入以色列博物館。

五、商業勘探許可制（澳大利亞）

西澳大利亞州實行"金屬探測許可證"制度，繳納年費2000澳元可保留90%。在2024年該州簽發許可證超1.2萬份，官方統計發現黃金總值達4.7億澳元。

六、國家絕對主義（中國、埃及）

我國《文物保護法》第5條明確規定：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屬于國家所有。例如萬眾矚目的2015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銀案，發現者獲政府獎勵534萬元，但是對應的文物估值高達13億。同樣在2024年，浙江農民挖到宋代錢窖未上報，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處罰金50萬元。

原來捷克登山客是根據《遺產法典》，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屬于國家所有，發現者必須上交，歐洲與我們的規定是一樣的。“埋藏寶藏歸屬權”在我國規定的特別清楚，《文物保護法》第三十二條、第十二條、第七十四條講述了，“非法占有、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文物的，將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曾今，2020 年，某建筑工地在施工過程中發現了一批古錢幣，施工單位報告文物部門。經鑒定，這批古錢幣為宋代文物，當地政府給予施工單位 10 萬元獎勵。但是在2019 年，某地一名村民發現一批瓷器后，未按規定上報，而是私自販賣。最終，該村民被以非法販賣文物罪追究刑事責任，判處有期徒刑 2 年。

在這道延續千年的考題前，我們既要筑牢法律防線，更需構建充滿人文溫度的文明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