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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前，曹德旺和父親偷偷摸摸的做小生意，販賣水果和煙草，結果被抓了現行，連自行車都被沒收了，一家人生活艱難困頓。改革開放后的曹德旺辦企業成為了玻璃大王，后來還去美國開了廠。

自80年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為什么能夠騰飛？無數人為什么能夠像曹德旺一樣脫貧致富？是因為我們突然掌握了什么高科技嗎？是因為中國發生了一場工業革命嗎？不是的，唯一的原因是改革把交易的自由歸還給了人民，人民的自由增加了。以前你做生意是投機倒把違法犯罪，改革開放后你做生意是令人尊敬的萬元戶致富帶頭人民營企業家。

激勵機制變了。激勵機制，決定了人們的行為，決定了生產力的高低。就像經濟學家陳志武《財富的邏輯》一書封面上的那句話：“制度的品質，決定財富創造力的大小。”具體來說，就是自由的多寡，決定了生產力的大小。

如果賣一筐水果都是一種違法行為，誰會像褚時健那樣承包千畝果園，整日研究如何種出最好吃的橙子？交易的自由程度，決定了生產的規模；而生產的規模，決定了技術的引進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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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喜歡用工業革命來證明“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奧地利經濟學派掌門人米塞斯并不同意這種觀點，在《人的行為》一書中，他這樣說：通常所謂的工業革命，正是由古典經濟學家的學說引起的意識革命的一個產物。生產技術手段的巨大進步以及由此而來的財富與福利的增加，只有通過實施那些體現經濟學原理的自由政策才有可能。

無論是中國的經濟騰飛，還是美國早期的經濟騰飛，都不是因為突然取得了科學技術上的革命，而是經濟自由的結果。陳志武說：“中國這二十幾年的成功恰恰是發生在走出計劃經濟制度框框的過程中，而且是每當離計劃經濟、行政管制遠一點，經濟發展就快一點。”

也就是說，自由每增加一點，生產力就提高一些。美國經濟史學家約翰·S·戈登在《偉大的博弈》一書中講述了“美國經濟起飛的秘密”：美國是一個嶄新的國家，所以它不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存在很多阻礙經濟自由發展的壁壘。

例如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前夜，有無數的特權規定，國王和貴族可以肆意對城鎮征收賦稅，一袋貨物從魯昂運送到馬賽的路上會被征收50多種稅賦。而美國卻完全不同，在同一個時代，州和州之間沒有任何貿易壁壘，商品可以自由地流通。這是美國經濟起飛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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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進步并不一定帶來生產力的提高。比如說曾經的蘇聯，衛星可以上天，軍事遙遙領先，鋼鐵產量令人矚目。但是人們買面包時依然要排長隊，國營商店里供給匱乏。八十年代末期，葉利欽在訪問德克薩斯一家超市時，看到一排又一排貨架上整齊擺放著的應有盡有的食品和家用百貨，他感到震驚又壓抑。

這種震驚，這種生產力的天壤之別，顯然不是因為科技的差距。同樣的，相信也沒有人會認為，南韓和北韓生產力的天壤之別，是因為科技水平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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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天，都有大量的新產品、新技術、新知識誕生，但這些創新會不會提高生產力，需要市場來驗證。另一方面，即使沒有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自由的增加，也能帶來生產力的提升。比如說，以前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電影、出版等行業，門檻放開后，生產力馬上就得到了革命性的提升，各種滿足不同消費者需求的文藝作品源源不斷的涌現。再比如說，從閉關鎖國到自由貿易，也馬上能帶來生產力的提升。

這不是因為科技進步了，而是因為需求增加了。當一個國家的各種貨物可以賣到全世界，人們當然會擴大生產，想方設法提高生產力。比如提高工資獎金，改變管理方式，而不一定是通過科技創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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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人類經濟的發展，文明的進步，也不可能單純通過科學技術的進步而達到。最根本的，永遠是對經濟自由的尊重與維護。一句話，自由才是第一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