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摩天大廈 加班

從“提振消費”到“反內卷”的期待

近日，四川綿陽市商務局印發《綿陽市提振消費專項行動2025年工作清單》，旨在全面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和市場活力。其中，備受關注的落實休假政策中提到，落實年休假應休盡休和帶薪休假政策，鼓勵企業彈性調休，推廣夫妻共享。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提出“試行4.5天彈性工作制，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推行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的2.5天休假模式”。

秦朔老師在《》里也談到：“少點加班，保證節假日，保證帶薪休假，讓人有更多閑暇，消費就會提升。”

其實，4.5天彈性工作制的提法在國內已經好多年了，最早可以追溯至2015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就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有利條件”。

但是這么多年以來，每次地方政府在文件中提一句，都能引起網絡的熱議。原因無他，因為每次都是“光聽打雷不見下雨”，幾乎很少有企事業單位落實。

探究決策層一再提到4.5天工作制和2.5天休假模式，其初衷多與提振消費相關：通過增加休閑時間刺激旅游、文娛等消費需求，助力經濟轉型，綿陽的這次也毫不例外，反而，勞動者的休息權和社會福祉被刻意忽略。

在今天中國正在經歷的從“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轉型的當口，一個不得不再次提起的事實是，直到今天，我們社會的勞動者，仍有很大的一部分連雙休、帶薪休假等已有明確政策乃至法律規定的基礎權益，都無法得到充足保障。如果國民連休閑的時間都沒有，哪有消費的動力與環境？

除了權利之爭，在今天“反內卷”成為社會共識的當下，4.5天工作制被賦予了更深層的期待：高層5月20日再次強調必須整治“內卷式競爭”，能否通過縮短工時，終結無效加班文化，讓勞動者真正從“內卷式競爭”中解脫？

被異化的“勤勞”與失語的休息權

“內卷”的本質是邊際效益遞減的惡性競爭。當“吃苦耐勞”被異化為“加班文化”，當“奮斗”被簡化為“工作時長”，勞動者被迫以透支健康換取生存資本。正如《新周刊》所言：“我們與休息的距離，正是休息權從道德主張落實為法律權利的距離。”

長久以來，我們民族的基因被定義為“勤勞”，乃至于“吃苦耐勞”。而什么是勤勞呢？什么是能吃苦呢？那無疑加班是最好的詮釋——

下班了繼續主動或者被動加班，周末被要求加班，微信時代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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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隨時待命……

這種對吃苦和勤勞的過度要求以及在報酬方面的可以忽視的態度，成為我們的道德枷鎖。這種勤勞的品德被資本、被權力所利用，甚至于連一個直播網紅都理直氣壯地說：“有的時候找找自己原因，這么多年了工資漲沒漲，有沒有認真工作?”

“勤勞”被異化的背后，是我們一直失語的休息權！

現代意義的周末休息制度始于瑞士，1890年瑞士實行周休制度，1935年第十九屆國際勞工大會通過了每周工作時間減至40小時的第47號公約，許多工業發達國家先后實行了40小時或40小時以下工作周。近年來一些發達國家的周工時已縮減為35小時左右，最短的要算挪威等國，只有30小時。這樣公休假日在全世界范圍內建立起來了。

我國解放之后，休息權的落地經歷了幾個階段。1949～1994年實行每周單休制度，但由于沒有具體制度規定，各部門尤其是企業每周公休實施情況不盡如人意，直到1991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職工休假問題的通知》，才從制度上恢復了勞動者休假權利。

1994年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每周職工法定工作時間平均為44小時，即每周五天半工作制，此后又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小周末制，大周末休息兩天，小周末休息一天。

1995年是我國休假制度的轉折點，這一年國家開始實施雙休制度，并且通過勞動法規定了帶薪休假制度。只是每周休息兩天的雙休制度一直持續到現在，但帶薪休假制度自勞動法公布至2007年，國務院一直沒有制定出臺具體辦法，一直沒有落實到位。而直到2008年實行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才明確，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國際雙休制度已經有了90年，而我國的雙休制度實施才不過30年，而即使是經過了30年，我們勞動者的休息權也難言得到了多好的保障。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持續攀升，并在2023年達到49小時的歷史新高，遠超《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上限。盡管2024年6月微降至48.6小時，但如果按一周工作6天計算，中國人平均每天仍要工作8小時以上。

在基本的雙休都無法保障的情況下，勞動者的其他休息權，例如法定節假日、帶薪年休假、產假、婚假、病假等都面臨著重重困難。這也是為何很多網友對4.5天工作制充滿質疑的原因，連雙休都難以保障，談何周五下午休息？

彈性工作制的理想與現實

我國休假制度經過了由單一實現保障功能，到著重發揮經濟功能，再到兼顧保障功能、經濟功能和精神文化功能的演進過程。當前的4.5天彈性工作制，雖然仍具有較強的功利性，但如果能真正落實下來，能帶來三重變革。

首先是效率革命。通過壓縮無效會議、形式主義流程，可以倒逼企業和員工提升單位時間產出。跨境電商巨頭子不語集團已經從2025年起全面實施4.5天工作制，每周五僅需工作半天，且不降薪、不裁員，覆蓋全體員工。媒體報道，現在公司運轉得很好，員工效率很高。

攜程集團自2022年起推行每周1～2天居家辦公，員工可自主選擇辦公地點，2025年春節期間，還允許一線客服員工申請最長兩個月的返鄉辦公，兼顧家庭與工作。攜程的實驗數據顯示，返鄉辦公員工效率提升5.2%，滿意度上升10%。創始人梁建章認為，居家辦公可實現“企業、員工、社會三贏”。

今年大疆取消強制9點上班，改為“強制9點下班”，減少無效加班；美的集團也推行“18：20強制下班”政策，避免過度內卷。以上例子都指向一點，效率與時間是可以相互平衡的。

其次是消費升級。釋放的休閑時間可轉化為文旅、教育、親子等消費需求，推動經濟從“生產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最有代表意義的是我國的“黃金周”制度。1999年的國慶節開始，我國開始實行每年國慶、春節、五一三個假日實行七天的連續休息制度，這一后來被稱作“黃金周”的休假制度根本目的是拉動內需，刺激消費。最后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每年的黃金周，都能極大地刺激國民的旅游愿望，旅游景點、旅游景區、城市和農村、飯店和餐館到處人滿為患，處處顯示出“黃金周”休假制度帶來的井噴效應。

第三重變革是權利覺醒。我們的基因里面有“勤勞”，但這種勤勞不應該被過度利用，我們需要通過工時制度的調整，重構勞資博弈中勞動者的議價能力，推動休息權從法律文本走向現實。

時至今日，我國建立起了較為完備的休假法律體系，但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僅有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外資企業能夠較好地執行帶薪年休假制度，大多數民營企業還是以加班為常態，變相強迫員工放棄帶薪年休假且不支付休假工資補償的現象司空見慣。

民營企業吸納了大多數勞動者，卻是帶薪年休假制度落實最不樂觀的領域，這使得職工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顯得更為突出。

現如今，“互聯網+”等新興模式工作者的休息權更加引人關注。這些年，關于外賣騎手、快遞員的過勞問題一直被討論，但幾乎沒有改變，外賣騎手不僅困在系統里，也同樣困在工時博弈的結構性矛盾中，表面上他們不再需要像《摩登時代》里的卓別林那樣待在流水線上，空間和時間上都更自由了，但這種自由背后隱藏著從工業革命確立的8小時工作制過渡到24小時生產的轉變。

這就是現實。

現實是，休息權的落地，既存在著行業差異，也同樣存在著個體的收入焦慮與權利倒掛。

從落實情況看，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等落實比較好，一些大的科技企業、上市公司也同樣執行較好，他們要么占有政策優勢，要么確實是遵守法律。而在制造業、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恐難承受工時壓縮帶來的成本壓力。

工時的博弈，有時候不僅來自企業主，也同樣來自勞動者本身。若縮短工時導致薪資下降，勞動者可能主動選擇“用時間換收入”，你問他想休息嗎？在休息權與收入焦慮之間，他們往往更加傾向于用時間換收入。

還有一個是權利的倒掛。當我們在討論4.5天彈性工作或者2.5天休息權的時候，是有一個基礎的，那就是雙休、加班費等基礎權益實現了嗎？如果這些都沒有，那么彈性工作制可能淪為“紙上福利”，甚至加劇“有閑階層”與“無休階層”的分化。

更根本的矛盾在于，工時制度調整牽涉勞資權力的深層重構。當算法監控、隱形加班侵蝕休息邊界，當“自愿加班”成為晉升潛規則，單純縮短表面工時難以撼動內卷的根基。

如何破局？

要真正實現“反內卷”，4.5天工作制需嵌入更系統的制度設計。

比如，要優先落實雙休、帶薪休假、加班補償等既有法律，為彈性工作制提供信任基礎；比如針對不同行業制定差異化方案（如公共服務部門輪班制、創意行業成果導向制）；比如將“工作時長”從績效考核指標中剝離，轉向效率、創新等質量維度……

這需要政策制定者們不僅重構更為完善的制度安排，更需要有強大的執行力。

1930年，著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發表了短篇著作《我們的子孫后代可能面臨的經濟前景》，在文中，他暢想，休閑和富足將是未來全球經濟的主題——到21世紀初，隨著技術進步和生產力提升，人們每周只需工作15個小時。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考希克·巴蘇認為，凱恩斯為未來描繪的藍圖已然過去了快一個世紀，解決全球經濟問題仍道阻且長，但希望仍然存在。我們今天，也同樣有改變這一切的契機。國家正在推進的消費刺激制度以及反內卷等，都是改變這一切的機會窗口。

回到標題，4.5天彈性工作制能否反內卷？答案或許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社會能否借此契機，重新定義“勞動的價值”與“人的尊嚴”。當“休息”不再被污名化為“懶惰”，當“效率”不再等同于“耗時長”，我們或許才能真正走出內卷的泥潭。正如凱恩斯一個世紀前的預言——技術的進步本應讓人類更自由。縮短工時，不過是回歸這一初心的微小一步。

No.6388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梁云風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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