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約 3300 字

閱 讀 需 要 11 分鐘

日本高僧圓仁大師在唐文宗至宣宗時期入唐求法，他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述了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在華見聞：他從盱眙到揚州期間“有九驛，無水路，文書籠馱，每驛賃驢之”。而當圓仁一行抵達海州興國寺時，寺主煎茶，便雇驢三頭，騎之發去。

從圓仁的記載中可以窺見，唐代毛驢租賃十分便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共享單車”。事實上，租賃毛驢，正是古人的“哈羅毛驢”“滴滴毛驢”。

騎驢看唱本：大眾化的出行選擇

歷史上騎驢的名人除了張果老之外，可能要數“高梁河車神”趙光義了。當然，他不是直接騎驢，而是搭乘驢車。《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趙光義在北伐失敗后，“股中兩箭，乘驢車南奔”。趙光義打仗可能不太行，但顯然趕驢技術不錯，駕驢車漂移最終逃出生天。

事實上，早在東漢時期，便有毛驢作為交通工具的記載。《后漢書?張霸傳》記載，張霸的兒子張楷因家貧無以維生，常乘驢車至縣里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到了唐代，騎驢在詩文中更是頻頻出現。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有“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李賀《苦晝短》有“誰似任公子，云中騎碧驢”。宋人也將毛驢作為出行首選，《清明上河圖》中處處可見毛驢的身影，寫出“細雨騎驢入劍門”的陸游則一人留下了“騎驢詩”幾十首。

相較于牛和馬，毛驢作為交通工具有其獨特的優勢。農業社會下，牛作為重要的生產工具承擔耕作任務，因而牛車在普通百姓之間并不流行，達官顯貴也不屑于使用牛車，認為有失身份。騎馬和馬車則是身份的象征，正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況且在唐代并非所有人都可以騎馬，《唐會要》記載：

“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馬。”

所以便捷廉價的毛驢就成了普通百姓主要的出行工具，唐宋時代發達的市民經濟也由此衍生出了共享毛驢。

共享毛驢的誕生背后是租賃業的發展。在乘驢的需求下，毛驢的租賃行業也日益興盛。首先是官府在驛站中專門設驛驢，以供百姓租賃出行。《通典》記載唐代時：

“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

唐代的民間毛驢租賃行業也同樣發達。《冊府元龜》記載：

“京兆府奏，兩京之間，多有百姓僦驢，俗謂之驛驢，往來甚速，有同驛騎。”

宋代毛驢租賃行業更加發達，街頭巷尾租驢店比比皆是，不僅方便快捷，而且價格低廉，受到大眾的廣泛歡迎。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記載“京師賃驢，途之人相逢無非驢也”，宋代官本雜劇也有“三偌一賃驢”的唱段。

騎唇豈對馬嘴：租賃契約的格式內容

毛驢租賃不同于房屋車船等死物，在租賃事項中需要注意的事項更多。

以敦煌文書S.1403號《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為例，契約全文如下：

戊戌年四月廿五日，洪潤鄉百姓令狐安定，為緣家內欠少人力，遂雇同鄉百姓員昌驢一頭，白紫（色），八歲。其驢限至來年正月末還本主。若路上有賊打病死，一仰雇人承當。若非理打損，雇人不管。一定已后，不許先悔。如先悔者，罰麥五馱，充入不悔人。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為后憑。

從契約格式內容可知，在確認契約訂立時間和租賃人信息后，毛驢租賃首先要明確租賃目的，即充作勞力抑或是作為交通工具。如宋《淳化二年敦煌陳流定雇驢契》中亦寫明“為往肅州取債，雇洪池鄉王再昌驢一頭”。

其次需要指出租賃毛驢的體貌特征，諸如“白紫（色），八歲”等描述，保證租賃結束后據此確認是否有掉包行為，或中途走失后可依此尋回。

再次是規定租賃期限長短及租金支付方式。根據租賃方式的差異，長租則直接言明歸還日期，如《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中規定“至來年正月末還本主”；抑或是根據行程目的地確定歸還時間地點，《高昌延壽四年趙顯祐租驢券》中記載“要到高寧城，依時還送”。長租的租金有時會直接出現在契約中，如《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驢馬雇契》中寫明“雇價青稞三石，限至來年秋還”，有時則隱去不列。

在長租之外還可分時進行月租乃至日租。敦煌文書P.3155號《乙未年趙僧子典驢契》中約定“斷作雇價每月乾（干）麥五碩，春硙（磨麥）一十五日”。除此之外也有通過“日租金麥二斗”的形式來實現短租。

復次則要明確租賃期間毛驢發生損傷乃至死亡的責任歸屬問題。《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中寫明：

“若路上有賊打病死，一仰雇人承當。若非理打損，雇人不管。”

《乙未年趙僧子典驢契》中亦規定：

“若驢忽有賊盜、病死，一仰雇人抵當；若將驢非理使用，雇人須倍（賠）價。”

最后為防止訂立契約雙方中途違約，還需言明違約金數額及處理辦法。《戊戌年令狐安定雇驢契》中明確“如先悔者，罰麥五馱，充入不悔人”。而為了保證租金及違約金可以按契約支付，甚至會引入家人連帶責任。宋《淳化二年敦煌陳流定雇驢契》約定：

“驢若有損，雇人自填；若身故，妻男代還。”

在以上契約內容確認無誤后，契約末尾往往還需明確訂立契約的目的乃是“恐人無信，故立私契，用為后憑”。同時附上訂立契約雙方及見證人的姓名畫押，保證契約的法律效力，以備日后見官裁決時證據確鑿。

就坡下驢：共享經濟的探索先聲

在租賃模式的發展中，宋人已經萌發了會員制優惠的理念。《東京夢華錄》記載，汴京已經出現了專業的馬匹租賃組織“賃馬社”，在社中“常客減兩成租金”，且為常客提供“馬匹保養、鞍轡更換”等免費服務，非常客則按次收費且價格更高，堪比今天的VIP專屬福利。

租賃行業的從業者在自由競爭的壓力下也更加主動招攬顧客，清代《揚州畫舫錄》記載：

“鈔關碼頭轎夫爭攬生意，呼喝如市。”

為了爭搶生意，乾隆年間甚至發生了因租轎拼單而鬧出搶座糾紛的“轎夫血案”，堪稱古代版“共享刺客”。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也不得不對租轎行業進行管理，《大清會典》就規定“民間轎行須向州縣申領‘轎帖’，違者罰銀”，以此實施監管，避免無序競爭。

伴隨著行業淡旺季的更替與具體場景的變化，租賃行業的從業者也會適時進行變通，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明代文人袁宏道在他的游記中提到，虎丘中秋夜時“游人賃轎如云，轎夫索價三倍常日”，可謂妥妥的坐地起價，活生生一個“租轎刺客”。遇到雨雪等惡劣天氣時，轎夫加收“泥錢”，價格同樣要比平日上漲許多。除此之外，一遇婚喪嫁娶等特殊場合，轎夫也會趁勢索取“彩頭錢”。《清俗紀聞》記載“喪轎加銀五錢，以避晦氣”，可見古人的經濟頭腦絲毫不遜今天。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即便古人在共享經濟領域已經做出了諸多大膽嘗試，但在技術的限制下，契約精神的遵守更多依靠立約雙方的人品優劣，為此，古人別出心裁地發明了諸多儀式來強化這種契約精神的感染力。例如在租驢契約訂立過程中，立約雙方和擔保人會以手蘸朱砂混驢血來進行畫押，以示對契約神圣性的認可和強化。在契約履行過程中，雇傭者連帶擔保人以自己的社會形象作為抵押，一旦違約便立刻在鄰里中“社死”。對于古代綿密的人情社會而言，這種風險無疑不亞于今日的監控曝光。

十分有趣的是，在歸還所租毛驢時，三方需要一同進行“摸驢屁股驗牙口”的驗證環節，以保證毛驢前后無差。宋代時，為了進一步強化這種驗證的準確性，甚至出現了對毛驢專門進行烙印標記的技術，歸還時檢查烙印是否無誤即可，頗有些今天掃描驗證二維碼的感覺。

你看，古人也會問，誰動了我的毛驢？

參考資料：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武漢大學歷史系編：

《吐魯番出土文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屈蓉蓉：《吐魯番出土晉唐租賃契約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年11月；

侯文昌：《敦煌出土吐蕃古藏文借馬契探析》，《科技信息》2011年第6期。

作者 | 淺神

編輯 | 胡心雅

主編 | 周斌

排版 | 曾亦嘉（實習）

校對 | 火炬 李棟 張斌 杏皮

知識 | 思想 鳳 凰 讀 書 文學 | 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