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褪色相紙漫染油彩，民國的輪廓在明暗交界線間驟然蘇醒，這組上色老照片，像被時光浸泡的顯影液，每抹斑駁色塊里，都住著一個呼吸起伏的、矛盾的民國。

照片中豎排字標注的“郭松齡”，是奉系軍閥核心將領、張學良的軍事導師，因不滿張作霖內戰及親日政策，1925年率7萬奉軍精銳反奉，直逼奉天城下。

后因日本干涉兵敗被俘，奉軍參謀長楊宇霆親擬處決電文：「郭松齡夫婦著即槍決，以昭炯戒。所有隨從叛逆，一概免究。」但張作霖加批：「暴尸三日，拍照分送各軍，以儆效尤。」據奉軍憲兵隊記錄，行刑前郭松齡向圍觀士兵高呼：「吾為革新東北而來，雖死無憾！」

張作霖命人將照片制成明信片，分發給奉軍各師、旅，背面印「叛逆者戒」四字；又在《奉天公報》連續三天刊登照片，配文「郭逆松齡伏誅，此乃亂臣賊子之下場」。

1928年，張學良主政后，暗中派人將郭松齡夫婦遺骸從亂葬崗遷出，安葬于北京西山臥佛寺旁，墓碑僅刻「郭公茂宸之墓」，未署年份與生平。1934 年張學良訪歐前，曾至墓前祭拜，對隨從說：「若茂宸在，東北不致此。」

照片豎排字標注“郭松齡之妻”為韓淑秀，1925年11月23日，郭松齡率7萬大軍從灤州出發，一路勢如破竹，12月5日攻克錦州，直逼奉天。關鍵時刻卻因日本關東軍介入（張作霖以「承認二十一條」為條件換取日軍支援），郭軍在巨流河遭遇奉軍與日軍聯合夾擊，12月24日郭松齡夫婦化裝潛逃，25日在新民縣老達房被奉軍抓獲。

張作霖接到電報后批示：「將郭松齡夫婦就地槍決，曝尸三日，照片印十萬份，分送東三省各市縣張貼。」12月26日，韓淑秀身著藏青色棉袍、腳穿黑色皮鞋，與郭松齡并肩站在新民南荒地刑場，臨刑前她向圍觀百姓高呼：「吾輩死不足惜，唯望后來者繼續革新！」槍聲未落，奉軍攝影師已拍下36張照片，其中一張「韓淑秀倒地瞬間，圍巾飄落露出脖頸槍傷」的畫面，被張作霖制成「反逆罪證」在《奉天公報》頭版刊登。

1948年6月18日，長春圍困期間的國民黨女兵照片中，她們頭戴大蓋帽綴「青天白日」帽徽、留燙發、身著的淺灰色軍裝為1946年國民黨軍隊「統一軍服令」后的產物，她們的臉部胖嘟嘟的，顯得身材微胖，有點肉肉的感覺。

6月正值長春圍城初期（解放軍5月完成合圍），國民黨軍隊控制區仍有少量糧食配給（士兵每月定量16斤高粱米），女兵所屬的「后勤輜重團」或「政工隊」因職務便利，可通過黑市獲取罐頭、餅干等「特供物資」。

那時，解放軍已切斷長春對外鐵路、公路，空投成為唯一補給方式（日均空投量僅需物資的10%），郵差、商路徹底消失，其中一人將照片夾信寄家鄉，因郵路中斷滯留，后由吉林省檔案館收藏。

這張照片是京劇兩大流派宗師同框，左邊是身著西裝的梅蘭芳，右邊是保留「傳統藝人」裝扮的程硯秋。兩人著裝形成「改良派」與「守正派」的視覺對照，恰如梅派「開放」與程派「內省」的藝術分野。

此照極可能攝于1930年代初（程派藝術成熟期），背景或為北京「南花園」（京劇藝人聚居地）后臺。1927年《順天時報》「四大名旦」評選中，梅蘭芳居首，程硯秋位列第三（前為尚小云），但至1930年代，程派以「程腔」獨步梨園，與梅派形成「南梅北程」格局。

1923年，19歲的程硯秋正式拜梅蘭芳為師，梅親授《貴妃醉酒》《霸王別姬》等劇目，甚至將琴師穆鐵芬讓與程，助其打磨唱腔。但程硯秋并未止步于模仿，他在梅蘭芳「柔媚」基礎上，融入梆子腔的「剛勁」，創造出「幽咽婉轉、若斷若續」的「程腔」，代表作《鎖麟囊》《荒山淚》等，以「悲劇美學」突破梅派「中正平和」的范式。

此類合影存世極少，因梅程二人藝術路線漸趨分野，1949年后更因政治身份差異（梅為「體制內標桿」，程為「民間革新派」）鮮少同框。

這張民國老照片中，漢奸鄭孝胥之孫鄭廣元（左）與溥儀二妹愛新覺羅·韞和（右）（婚后稱金欣如）并肩立于船舶甲板。鄭廣元著長款呢大衣、戴禮帽；韞和披皮草、盡顯「日化貴族」氣派。1932年，溥儀為拉攏鄭孝胥，親自指婚韞和與鄭廣元，婚禮在偽滿「執政府」舉行，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出席，婚后隨鄭廣元常駐東京，成為「日滿親善」的活體符號，曾在《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我的滿洲》一文，稱「日滿一體乃天命所歸」。

1935年鄭孝胥因與關東軍矛盾被罷免，1938年病死于長春，死前哀嘆「本欲保清室，反使清室亡」。其遺產被國民政府列為「漢奸逆產」，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其列為「甲級戰犯候選人」（因已死亡未起訴）。鄭廣元作為繼承人，曾試圖通過「捐贈文物」洗脫罪名（向偽滿國立博物館捐贈青銅器），卻難掩家族污點。

1945年日本投降后，韞和隨溥儀「逃亡」至沈陽機場，被蘇聯紅軍俘虜，關押于赤塔集中營。在獄中，她被迫揭發鄭孝胥的漢奸罪行，寫下《我的公公鄭孝胥》材料，其中提到「鄭孝胥常言『滿洲乃日本之滿洲，非中國之滿洲』」。1950年被引渡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期間，她痛哭懺悔：「我曾以身為格格為榮，如今方知那是恥辱的標簽。」

鄭廣元因「未直接參與偽滿政權核心決策」，1952年被釋放，改名「鄭光遠」，在長春某圖書館任資料員，1976年病逝于吉林；韞和1957年獲特赦，改名「金欣如」，成為幼兒園保育員。

照片是近代外交官顧維鈞與第二任妻子唐寶玥的合影。唐寶玥為清末民初重臣唐紹儀之長女。1908年，唐紹儀為拉攏留美歸來的顧維鈞（時為奉天外事顧問），促成其與唐寶玥的婚姻，這場婚禮被《申報》稱為「新派官僚與舊門閥的世紀聯姻」——顧維鈞借此躋身「北洋外交精英圈」，唐紹儀則獲得「留美人才為己所用」的政治資本。

照片極可能攝于1915年顧維鈞赴任駐美公使途中。1915年6月，顧維鈞攜夫人從上海搭乘美國太平洋郵輪公司「西伯利亞號」赴美，途經日本橫濱、檀香山時，因「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引發僑胞關注，船上拍攝的合影被《舊金山紀事報》稱為「中國新外交家的國際亮相」。

1918年11月，唐寶玥因感染西班牙流感病逝于北京，年僅31歲。她的死亡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顧維鈞正籌備巴黎和會事宜，接到噩耗后含淚寫下：「巴黎和會之席，吾妻不能共往，痛哉！」

照片是我國近代外交官顧維鈞第三任妻子黃蕙蘭，她生于荷屬爪哇（今印尼雅加達），其父黃仲涵是東南亞「糖業托拉斯」掌控者，巔峰時期擁有11座糖廠、50艘貨輪，資產超1億美元（約合1920年中國白銀7000萬兩）。其母魏明娘為爪哇土生華人貴族之女，陪嫁包括蘇門答臘橡膠園與雅加達唐人街半條街房產。

黃蕙蘭自幼生活在「黃金宅第」，臥室墻壁鑲嵌珍珠母貝，地毯為波斯定制，每日早餐用金盤盛放；6歲擁有第一顆鉆石（10克拉黃鉆），12歲起由巴黎設計師定制禮服，家庭教師包括荷蘭王室指定的禮儀專家。

1920年，顧維鈞作為中國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在紐約偶遇黃蕙蘭時，顧維鈞對這位名媛心動不已，雙方墜入愛河，黃蕙蘭的嫁妝非常豐厚，包括500萬美元現金、爪哇橡膠園股權、以及母親的「翡翠鴿子蛋」（直徑2厘米，估值200萬兩白銀）。

照片中黃蕙蘭佩戴的「南洋珍珠項鏈」由58顆直徑15mm的白珠串成，每顆珍珠均產自印尼海域，經荷蘭東印度公司專屬工坊打磨。其耳垂上的「祖母綠耳墜」原為印尼蘇丹王室藏品，1898年黃仲涵以3萬盾（約合2萬兩白銀）購得，作為女兒周歲禮。

這張銀鹽老照片中，身著改良版蜀錦長袍、手持青城山竹節杖的長髯老者為張大千。他往枯樹堆里一坐，特有老文人的調調。背景里歪扭的枯木頭、蒼勁的松樹，遠處還透著點海的影子，看著又荒又古，和他畫里愛畫的山水風格一脈相承。

張大千蓄須始于1925年（時年27歲），刻意模仿石濤「長髯飄飄」的傳世畫像，此造型使其在上海畫壇迅速獲得「石濤再世」的聲名。1936年《良友》畫報專題報道《張大千的胡須》，稱其「每根胡須都浸過古墨，沾著宋元山水的靈氣」，實為民國文化界「造神運動」。

這張照片藏著三層真相，照片下的日文，把抗日志士王慶余叫“天下紅副匪首”，把日軍殺人說成“剿匪”——就像小偷喊抓賊！“天下紅”是華北農村的抗日武裝，專斷日軍電線、劫軍糧，日軍打不過，就給他們扣“匪”帽子，騙老百姓“我們是來維持秩序的” 。

“天下紅”成員多是農民、手工業者，沒槍就用鐮刀、土槍，卻敢夜襲日軍炮樓。王慶余是二把手，打仗不要命，日軍恨他入骨。1934年，富永部隊（日軍在華北的“治安隊”，專門鎮壓抗日）設埋伏抓了他，可照片里他腰桿比枯樹還直，棉襖破得像篩子，眼神卻像刀——這哪是“匪”？明明是跟侵略者死磕的漢子！

日軍本想拿這張照片在華北貼海報，說“反抗者沒好下場”。結果呢？王慶余的倔勁兒，反而讓老百姓偷偷傳：“看！咱中國人就算被抓，脊梁也沒彎！” 這張日軍拍的“宣傳照”，到頭來成了他們暴行的鐵證，也記下了咱民間抗日的血性——1934年，全面抗戰還沒打，但華北的老百姓，早把命豁出去跟鬼子干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