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西方長期主導的發展援助模式將價值觀輸出等附加條件置于經濟議題之前，顛倒了發展的優先序，尤其是近年來，其對外援助日益異化為戰略安全工具。受援國不僅難以實現經濟增長，反而對外依賴更加嚴重。面對全球發展赤字的擴大，“全球南方”的自主發展意識覺醒，南南合作日益崛起，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發生重構。中國等新興大國將提供替代性發展資源，但可能面臨國際發展責任過重的風險。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 者

徐進

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副教授

李小云

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教授

全球發展正在經歷歷史性轉折：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援助體系加速退潮，而“全球南方”新興經濟體倡導的南南合作模式日益崛起。這一轉變不僅暴露了傳統援助體系的“發展悖論”——援助未能實現受援國經濟增長，反而加重了它們的對外依賴，削弱了自主性；更預示著“后援助時代”的來臨：“全球南方”國家或將被迫探索自主發展路徑，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將面臨國際發展責任再平衡的挑戰。

援助異化

二戰以后，隨著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等發展融資機構的建立，以及以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 (OECD-DAC) 為核心的、以發達國家為主要成員的國際發展援助體系的建立，官方發展援助 (ODA) 開始成為國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并一度被視為發展的“靈藥”。1970年，聯合國設立了ODA應達到國民總收入0.7%的目標，將“無援助，不發展”理念推向巔峰。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美國長期主導國際發展援助體系，其貢獻占DAC成員國ODA的30%，全球人道主義援助的50%。因此，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開始向美國援助“開刀”時，人們開始驚呼“援助時代的終結”。事實上，在此之前，國際援助體系就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一些DAC成員國就開始調整本國援助系統。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等國相繼將其援助部門合并進外交部門，對外援助日益成為服務其外交利益的戰略工具。2015年開始，歐洲境內難民支出迅速增加，一些國家的難民支出甚至高達ODA的30%，擠占了原本用于對低收入國家的發展投入。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當年的ODA增量主要流向烏克蘭，2025年，英、法、德等歐洲國家帶頭大幅削減援助預算并增加國防預算。例如，英國計劃削減40%的援助預算，并計劃到2027年將國防支出從GDP的2.3%增加到2.5%。最近十余年來，援助的“發展”內涵越來越稀薄，安全色彩日趨濃厚，援助已經從發展的工具異化為了援助國的戰略安全工具。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發展悖論

援助的異化與式微，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援助的發展悖論。用于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援助約占發達國家整體援助額的七成，但自上世紀60年代，以DAC成立為標志的現代國際發展援助體系建立以來，幾乎沒有一個國家依靠援助實現了增長。與此相反，援助還為國際發展帶來了三大結構性困境。

首先，援助侵蝕了受援國選擇發展道路的自主性。上世紀80年代以來由IMF和世界銀行推行“結構調整計劃”，結果不僅未取得其所宣揚的經濟增長目標，反而讓許多低收入國家陷入“低增長-高債務-再援助”的惡性循環，還因為推行私有化、貿易自由化、政府最小化等政治經濟改革導致眾多發展中國家失去自主政策空間。

其次，援助與西方援助國的價值觀捆綁，干擾了受援國的發展進程。西方主導的援助通過附加條件進行價值觀輸出，將民主化、良治等議題置于經濟發展之前，導致受援國顛倒了發展的優先序。秉承新自由主義理念的美國援助更是將政府視為“萬惡之源”，其援助主要通過民間組織來實施，導致碎片化的援助項目與受援國政府推行的發展計劃脫節。

最后，援助還催生了嚴重的依賴，阻礙了發展中國家自主發展能力的形成。根據2022年世界銀行數據，26個國家被列為援助高度依賴型國家，其接受的援助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超過10%。這些國家往往經濟發展落后，政府關注援助方意愿超過關注本國人民需求，援助經濟替代了內生產業發展，援助資金抑制了國內稅收體系建設。

圖片來源：新華社

危中有機

“后援助時代”的來臨對于全球發展將產生多重影響。

第一，全球將面臨發展赤字的急劇增加。美國是發展中國家重要的發展資金提供者。美國向非洲提供的雙邊援助資金量占非洲接受援助總量約1/4，占DAC成員國對非援助的1/3，僅美國國際發展署提供的援助資金就占到16個非洲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1%。南非安全研究所估計，按照美國目前的援助削減計劃，到2030年非洲將新增1900萬極端貧困人口。此外，美國援助長期以來都是國際多邊機構和國際民間組織運行的重要資金來源，其資金減少將影響國際機構及其發展項目的運行。其援助資金減少帶來的巨大真空，短期內很難由“全球南方”國家或私營部門彌補。

第二，援助退潮或將激發“全球南方”自主發展新動能。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認識到援助所帶來的問題。加納上任總統納納·阿庫福-阿多認為，一個國家只有結束對援助的依賴，才可能走向真正的繁榮，他在2017年就提出了“加納超越援助”計劃。新任總統約翰·馬哈馬則視西方援助的撤退為非洲自主發展的重要信號。事實上，從加納到布基納法索，從盧旺達到贊比亞，從肯尼亞到埃塞俄比亞，許多非洲領導人都在討論“后援助時代”所提供的“自主發展”“范式轉變”“增強國家能力”新契機。雖然援助的退場并不意味著“援助依賴綜合征”的消失，但這至少將推動“全球南方”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自主性覺醒。

圖片來源：新華社

第三，“后援助時代”也將伴隨全球治理體系的重構。首先，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全球多邊治理體系將面臨短期震蕩。許多聯合國機構已啟動人員裁撤和預算削減計劃。 其中，全球最大人道主義機構——世界糧食計劃署的預算近半來自美國，將全球裁員30%，即減少6000個工作崗位。美國拒絕甚至譴責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退出《巴黎協定》等舉動也動搖了基于發展的全球共識。

其次，美國對援助的大幅縮減，將促使低收入國家轉而向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尋求發展資源，而西方國家也會不斷將發展籌資壓力轉嫁給后者。這將會給中國等新興國家帶來國際發展責任過重的挑戰，放大新興國家內部的分歧并催生發展競賽。這些都將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重構。

援助時代的終結，本質上是全球權力轉移的縮影。當西方國家將發展援助去發展化時，其道德權威也隨之瓦解；而“全球南方”在被動“去援助化”中，既需警惕新舊陷阱，更應把握范式創新的歷史窗口——發展的終極答案，終究在于自主性建構與國際公平秩序的重塑。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英文版標題為 "Development without aid"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唐文若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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