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崖山海戰

對劇烈的“唐宋變革”之際興亡盛衰經驗教訓的錯誤總結，疊加了對千余年小農模式傳統的強大依賴，才導致了后來中國歷史曲線的下行。

撰文丨陳季冰

“崖山之后無中國”，是現代中國人在思考自身歷史時很容易遭遇到的一聲嘆息。它如此地扎心、有力、決絕，故而令人一見難忘。

01

這句來自歷史深處的沉痛讖語在現實政治的話語中顯然是不正確的，所以它經常遭到冠冕堂皇的駁斥。

當代中國歷史學界對這句話的正統回應是這樣的：所謂“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連續的文明共同體。數千年以來，它一直是多元而豐富的，從未停止過對不同民族與不同文化的融合。元朝取代宋朝，是中國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民族大融合。因此，無論崖山之前還是之后，都是中國！甚至還可以說，崖山之后，中國在疆域上更廣闊，在文化上更博大了。

這種話語充滿正能量，鏗鏘而不容辯駁。但問題在于，它是將一段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古代歷史強行塞進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之下的“現代政治語境”中，多少有些削足適履之嫌，缺乏令人信服的說服力。

事實上，那些說“崖山之后無中國”的人，是在“中華文明”的延續發展層面上討論這個問題的。而所謂“中華文明”，是有其清晰定義的，其外延和內涵都是有限的、特定的。

簡單舉例來說吧，我們共同認同的古代“中華”，經濟上是一個農耕文明，而不是游牧文明；政治上，很早就建立了統一的集權式政治實體，而不是分治的封建、城邦或部落體制；文化上，上層統治精英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士大夫及民間輔之以釋、道等作為多元補充，是“拼盤式”的，而不是歐洲和中東那種一神教信仰之下的邏輯上高度自洽的單一有機整體……

而 “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個論斷想要表達的主旨則是：這樣一個延展演化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在宋亡以后就中斷了。這里的“中國”二字，更確切地應該是“華夏”，它指的不是一塊特定土地上的特定人群，而是一種特定的文明傳統。

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五千年來，埃及這片地方和這個社會一直都存在于世，但法老時代的古埃及、希臘化托勒密時代的埃及王國、羅馬-拜占庭帝國時代的埃及行省，與阿拉伯-奧斯曼帝國時代的埃及行省和現代的埃及共和國……并不是一回事。

說這個對比不甚恰當，是因為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綿延不斷的一個文明，其主體民族和主流文化都沒有發生過根本性的改變。另外，任何文明都不可能一成不變，都在與外來文明的接觸中不斷融合演化，這的確也是事實。

然而，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夷夏之防”也一直是一個根本性問題。中國古人并不在乎人種與民族，但非常在乎文明：它有高下之分，有夷夏之別。“以夏變夷”，就是用當時先進的中原文明去開化周邊的蠻荒社會；而反過來，“以夷變夏”，則是中原文明社會的重新野蠻化。“崖山之后無中國”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因此，拿“崖山前后都是中國”的現代政治敘事來回應“崖山之后無中國”的古代文明敘事，基本上是雞同鴨講。

02

我一點也不想諱言自己的觀點，個人認為，宋亡以后，中華文明的確是進入了一條下行曲線。隨著歷史的推移，它最好的那些東西，很多都沒有保存下來。

如果對中西歷史曲線作一對比，情況就更加觸目驚心：無論是經濟、科技、還是文化，中國與西歐的大分野都發生在宋亡以后的那幾個世紀里：中國從鼎盛開始緩慢衰落，而西歐則走出“黑暗的中世紀”，進入“現代騰飛”。

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通過核算各國長時期GDP，比較了中國和歐洲自公元初年到1700年期間的經濟表現。

他發現，宋代以前中國的人均GDP長期維持在450美元的水平。公元1世紀初，也就是歐洲羅馬帝國與中國漢代，歐洲的人均GDP要略高于中國。但到公元1000年，即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歐洲的人均收入水平出現了大幅下降。與此同時，當時正值五代入宋的中國卻展開了一段長程的經濟擴張。兩宋時期人均收入顯著提高了約1/3，達到600美元。此后，自13世紀末宋亡直到18世紀初，即歐洲從文藝復興到宗教改革，直至啟蒙運動的那幾百年間，中國的人均收入就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而歐洲的人均GDP翻了一倍還要多。此消彼長之下，到1700年，中國的人均GDP已經下降到歐洲的2/3都不到（《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修訂版）》第21頁，【英】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3版）。

▲《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故宮博物館官網）

再往后的兩個多世紀，啟蒙以降的歐洲在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強大助推下，將中國遠遠拋在了身后。

再來看文化成就，特別是有客觀標準、相對容易橫向比較的科技發明方面，結果就尤其明顯。現代有人精辟地總結說：中國對于人類文明的所有重大貢獻全都集中在500年以前。更確切地說，都集中在元朝以前，也就是700年以前。

英國學者李約瑟便敏銳地抓到了這一點，在他那部令幾代中國人沾沾自喜的煌煌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總論》中寫道：

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

如果我們仔細比較從公元初到16世紀的1500年里中國與歐洲的科技進步曲線，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唐宋近700年，特別是宋代300多年，是中國在科技上領先西歐最大的一段時期。之后，情況就完全反轉了。

就此意義上說，“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句話是有道理的。我個人還想加強語氣說，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中國在世界上相對地位的衰落，正是始于宋亡。

03

就我目力所及，歷史上第一個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家王夫之。他在《宋論》的最后總結部分深刻地寫道：“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

船山先生無比痛心疾首地追問并吶喊：“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群、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糜散于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為為之而令至此極乎？”（王夫之：《宋論》卷十五《度宗、恭宗、端宗、祥興帝》）

無獨有偶，同時代的顧炎武也做出過“亡國”與“亡天下”的思考與分辨：“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

只是亭林先生沒有特別說宋朝。連同梨洲先生黃宗羲，“三大家”都親身經歷了宋亡之后又一次“以夷變夏”的天崩地裂。這讓他們跳出一朝一姓的王朝視野，開始將華夏文明視作一個整體來審視歷史演進與社會變遷，從而獲得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嶄新認識。

然而，“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句話因其武斷粗暴而有力，也因此而極容易造成一種簡單化的認識：似乎導致后世“無中國（華）”的原因，或至少主要原因，是異族的入侵和統治。這種觀點還很容易為現代才有的民族主義敘事所挾持，從而發酵出更加復雜和難料的后果。這也是官方為何要堅決反對“崖山之后無中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允地說，蒙古統治下的元朝固然有很多問題，顯然不是什么美好時代，但它不應該對中國后來的落后負有首要責任。蒙古人對中國全境的統治只維持了80多年而已，這么短的時間怎可能對一個擁有兩千多年悠久歷史的文明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而且事實上，蒙古統治者也沒有做什么。說得極端一點，對于治理國家，蒙古人基本是“山大王”思維，并不把自己當統治者。他們的所謂治國，簡單講就是收取保護費（征稅），維持本民族貴族階層的奢侈開銷，然后基本什么也不管，任漢人百姓自生自滅。說到底，他們根本不懂如何去治理一個疆域如此龐大、人口如此眾多、文化如此不同的社會。

正因為這個原因，在相對經營時間比較長的東亞大陸，他們還算是建立了自己的直接統治。而在他們的鐵騎占領下的歐亞大陸其他地方，他們奉行的都是代理人統治-納貢的制度，因為那樣最省力，最符合他們的現實需要。當時一共才不到300萬的蒙古人，光在人數上，就沒有能力統治他們橫掃過的從太平洋到日耳曼森林的遼闊土地上的數億老百姓。

因此，就政府對經濟社會采取放任自流這一點而言，我經常對當今中國自詡的“自由主義者”朋友開玩笑說，他們的理想時代其實就是元朝！

04

我還想進一步做點糾錯，元朝時的中國，與現代人的普遍想象很不同。當時的社會自由開放；城市工商業維持了宋代已經形成的繁榮；特別是，由于以武力打通了整個歐亞大陸橋，蒙古治下的世界迎來了“大航海時代”以前最波瀾壯闊的一輪全球化大潮，元代的對外貿易在規模上超越宋朝，達到了王朝史上的頂峰……

蒙古統治一百年的真正問題在于，讓自秦漢發展累積到宋代已經十分成熟的那套高度復雜、精細、文明的政治制度粗鄙化和野蠻化了。這種政治文化的顯著退化，給后世打開了一個向下滑坡的窗口。

不過總體上看，這些都局限于頂端政治領域，對社會整體的影響很有限。蒙古統治之下的元朝對中華文明基本沒啥建樹是真的，但真要說有多大破壞，也說不上來。話說歐亞大陸的大部分都被蒙古短暫征服過，他們后來不都沒有“亡天下”？蒙古征服的直接作用，是以外力按下了強制性的“終止鍵”，打斷了原本自然演化的中華文明。

如果承認宋亡以后中華文明遭到了重大破壞，那么主要原因要到明清兩代去找，它倆加起來可是將近550年啊！蒙古人的短暫統治終結以后，中華文明是接續唐宋，沿著短暫中斷的既有軌道演化發展，還是徹底改變航程，這主要取決于后人。

不幸的是，取代元朝的明朝，即使不是2000年王朝史上最糟糕的一個朝代，也一定是最沒有可取之處的一個朝代。明朝創建者、太祖朱元璋自稱“得國最正”，放到古代儒家的道德主義政治哲學中看，或許不無道理。

圖/網絡

也正因為“得國最正”，他從蒙古人手里奪回來的這片華夏江山，可以自由書寫的空間非常大。他擁有比“得國不正”的宋太祖趙匡胤大得多的自主發揮權力，但他做出的幾乎所有抉擇，無一不是在開歷史的倒車，給后世留下了巨大的負面遺產。

通過對傳統政府構架的大規模重組，明朝成功地將歷來都有很大獨立性的政府改造成了皇帝一個人的秘書和仆從，從而在制度上把傳統的皇權專制獨裁推進到了極致。

在經濟上，農村流氓無產者出身的明太祖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虔誠熱愛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模式的一位統治者，而且他有能力將重農抑商的古老教條不折不扣地推行下去。他不但敵視城市，敵視工商業，還敵視一切流動——不管是人的流動，還是錢和貨物的流動。

后來的清朝照搬了明朝的那套高壓、內向、靜態的抑制性治理模式，并將它進一步完善，我認為這才是中國近代落后的根源。更要命的是，這兩個朝代時間很長，而且很不走運，還正好與歐亞大陸西端的現代崛起處在同一時間段。這就注定了近代中國的悲劇。

因此，我的答案是：對劇烈的“唐宋變革”之際興亡盛衰經驗教訓的錯誤總結，疊加了對千余年小農模式傳統的強大依賴，才導致了后來中國歷史曲線的下行。這是我在去年底出版的《逝去的盛景——宋朝商業文明的興盛與落幕》一書中提出的核心觀點之一。

05

回到“崖山之后無中國”這句話，我想在本文最后做一個簡單總結：

第一，這句話是有道理的；

第二，但其中的道理可能不像你以為的那樣。

在自己的時代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王夫之，在《宋論》的結尾處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充滿希望的尾巴：

天地之氣，五百余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后有起者，鑒于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為天地之肖子也夫！（王夫之：《宋論》卷十五《度宗、恭宗、端宗、祥興帝》）

這話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另一位現代大師的另一段名言，它傳播更廣，幾乎無人不知。這就是陳寅恪先生在為鄧廣銘著《宋史職官志考證》而作之序中寫下的那段“蓋棺定論”：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譬諸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

歷史長河晝夜流逝。崖山之役至于今日，已過去700多年；而船山先生的時代到今天，也已經過去了400年。

*本文為冰川思想庫原創文章，未經授權禁止轉載，否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本版編輯：冰小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