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2日，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歷史學者章立凡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5歲。

章立凡出生于1950年，浙江省麗水市青田縣人，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領域為北洋軍閥史、中國社團黨派史、中國現代化問題等。曾長期參與多卷本《中華民國史》撰稿，后擔任中華慈善總會理事。

其父是近代著名的經濟學家、愛國民主先驅、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章立凡自幼秉承父親遺風，生性剛正、好學深思，以文史研究為業，傾注心力。

“我屬于在歷史巨變中成長起來的一代，回憶就是咀嚼痛苦。實事求是地梳理和反省歷史，有助于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這是個常識問題。對讀者而言，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還原歷史，奉獻常識。”章立凡曾這樣說道，而這也是他畢生治學的真實寫照。

▲章立凡

父親是愛國民主戰士

章立凡是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章乃器（1897—1977）之子。章乃器是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和收藏家，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愛國民主先驅，中國資信業第一人，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傳奇色彩的愛國民主人士。

革命時期，他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發表愛國抗戰言論，組織動員抗戰活動，展現出了奮不顧身的愛國熱情。

▲章乃器

1928年5月，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章乃器在他主辦的《新評論》半月刊上連續發表文章，大聲疾呼：“完全為著民族的生存起見，不能不向日本帝國主義者宣戰！”

在以后幾年中，又接連發生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章乃器于1933年間發表《現階段的對日問題》等文章，抨擊“剿共”內戰政策，提出“全國槍口一致對外”“移剿共之師以抗日”。

為實現這一政治主張，章乃器在一·二八事變后和上海文化界人士沈鈞儒、鄒韜奮、陶行知、李公樸、周新民等組成了一個10人小組，以聚餐會的形式進行活動，這個組織就是“救國會”的前身。

1935年12月，一二·九運動爆發，章乃器等人在原秘密小組的基礎上，公開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不久又組成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章乃器是兩者的常務委員，主持日常會務和宣傳。

1936年5月31日，全國18省60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在上海集會，成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為了支付救國會的活動經費，章乃器毀家紓難，用光了所有的積蓄，又賣掉了洋房。

全面抗戰爆發前夕，救國會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聲勢日益壯大，引起了當局的嚴重不安。1936年11月23日凌晨，當局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救國會領袖逮捕入獄，史稱“七君子事件”。

獲釋后，他任安徽省民眾運動委員會秘書長，安徽省府委員、財政廳長等職。1940年創辦上川實業公司任總經理。

抗戰勝利后，章乃器在重慶參與創建民主建國會；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出任首任糧食部部長，主導建立統購統銷體系，穩定了動蕩中的民生。

章乃器另一鮮為人知的身份是文物收藏家——1949年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時，他趁亂世文物散落之機，系統收藏青銅器、玉器、陶瓷等千余件珍品，后分批捐贈國家。2017年國家博物館“愛國情懷”特展中，120件展品皆源于其“化私為公”的義舉。

風暴下的心靈早熟

章立凡作為章乃器六名子女中的幼子，自幼見證了父親跌宕的命運。

1957年，章乃器被打為“右派”，次年撤職抄家；1966年“文革”爆發，章家再遭劫難，章乃器被紅衛兵毆至重傷。這段經歷使章立凡深刻體認到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中的脆弱性。

他曾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歷史巨變中成長，回憶就是咀嚼痛苦。”這種切膚之痛，成為他日后研究近代史的原動力。2007年，他出版《君子之交如水》，以私家照片和凝練筆觸還原父親與黃炎培、梁漱溟等故交的交往，填補了民主運動史的民間記憶空白。

章立凡自幼秉承父親遺風，生性剛正、好學深思。“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他教給我逆向思維。就是人家都說怎樣怎樣時，你一定要問為什么。”

有一次，章立凡發現次臥室中有個隱秘的小壁櫥，里面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于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是“萬里流竄到陜北”。受了這么多年的正面教育，忽然發現同一史實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令他十分震驚。

他對歷史人物掌故的興趣，則來自父親收藏的一套內部版《文史資料選輯》，“有幾十本吧，寫的都是各種歷史人物，可以從中分析出這個人跟那個人關系怎么樣，有什么恩恩怨怨。”

“文革”結束后，章立凡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通過高考讀大學。他以參加招考研究人員的方式，考進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當年與章立凡是同事，那時兩人都單身，沒有住房，住在社科院辦公室，經常暢談到深夜。雷頤說: “他特別聰明，也有見識。他沒正式上過科班大學，但各種知識很豐富，甚至很專業。他很早就跟我談易經，那時國學還沒有這么熱。”

當年受父親影響，“文革”中坐過監獄，對章立凡的人生歷練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頤評價這位老同事時也認為:“他對歷史的解讀一語中的，既有原則,又有對歷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華附中的學生，紅衛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還逼著他從狗洞里爬出去，這種經歷是我們現在這代人沒有的。他不是一個關在書齋里的學者。”

打破“臉譜化”的史觀革命

章立凡的學術生涯始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后以獨立學者身份深耕北洋軍閥史、社團黨派史及知識分子問題。他最具顛覆性的貢獻在于批判歷史敘事的“臉譜化”傾向。

在評析明末文人阮大鋮時，他尖銳指出：“中國人愛把人分為‘好人’和‘壞人’，但人性往往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他認為《桃花扇》將阮大鋮簡化為“奸臣”是戲劇化扭曲，而真實歷史中阮從東林黨人淪為政治投機者，實為明末黨爭與軍閥混戰的結構性悲劇。

他對歷史現場的執著近乎苛刻。2011年探訪天津梁啟超紀念館時，他犀利批評展陳的三大硬傷：飲冰室書籍“雜湊不成體系”、家具“非同時代原物”、蠟像“嶄新而匠氣”。這種對“整舊不如舊”的批判，直指當下歷史修復中普遍存在的質感剝離問題。

章立凡擅長打撈被主流敘事湮沒的關鍵人物。他考證出梁啟超《護國戰爭躬歷談》中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實為幕后策劃者蹇念益；還挖掘湯覺頓等幕僚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這種“碎片重構”方法也體現于合著《七君子傳》《中國大資本家傳》中——他將工商階層與民主人士置于現代化進程中心，揭示被階級斗爭敘事遮蔽的社會動力。

章立凡的學術生命，始終交織著歷史真相與現實關懷的雙重旋律。他拒絕將歷史簡化為道德寓言，堅持在人性復雜與時代困境中理解個體選擇；他守護細節的執念，是對抗宏大敘事湮沒的武器；他對歷史循環的叩問，飽含對民族出路的憂思。

▲章立凡

“還原歷史，奉獻常識”——這八字箴言詮釋了他的使命：在消逝的風云中打撈溫度，在循環的困境中尋找出口。

其著作雖未構建體系化的理論大廈，卻以無數考據與反思的碎片，為理解中國近代化提供了關鍵鑰匙。

當紀念館的蠟像日漸匠氣，當臉譜化史觀仍大行其道，章立凡式的“較真”，恰是歷史學者留給時代最珍貴的遺產。

【資料來源：財新網、中國新聞網、人民政協報、作家出版社、北京文藝網、中國科學報、南方人物周刊等】

編輯：李影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