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韋東奕在某短視頻平臺開了一個認證賬號，他本人出鏡講了3句話：

“大家好，我叫韋東奕，這是我的賬號。”

這段只有4秒鐘的視頻，不到24小時就讓韋東奕賬號的粉絲破百萬。

可見，在咱們這里，學術大咖遠比什么明星網紅更能引發關注。

因為時間正好臨近高考，視頻的評論區簡直成了許愿池——

同時還有很多人非常真誠的表達了對韋東奕身心健康狀況的關懷。

視頻中，韋東奕站在黑板前，消瘦的小身板穿著半舊的條紋襯衣，斜挎黑色單肩包，還是網友們熟悉的那個不修邊幅的形象。

他雙手緊繃在兩側，體態和眼神都略顯緊張。

他一張口，上牙居然缺了一半。

要知道，韋東奕才33歲。

還有，他的兩個袖子一長一短。拍視頻的人都沒想過幫忙稍微整理一下嗎？

或許，在某些人的刻板印象里，這樣的形象，更能迎合大眾對“天才”的認識？

或許，韋東奕確實很厲害，他能這么火，某種程度上，也不排除正是契合了很多人所持有的“不修邊幅木訥的書呆子學霸”的刻板印象。

他們對韋東奕的追捧，恰恰在于“韋神”滿足了大多數家長對“別人家孩子”的想象——年少成名、不重吃穿、艱苦樸素等等。

在他們的這種刻板印象中，人類大致分為兩種——天才、正常人。

所以，一個天才，他或者她的生活和喜好一定不同于正常人。比如不修邊幅，不懂人情世故，不通男女之情等等。

然而，如果咱們把眼界再放開一些，你就會發現，情商正常、精神正常、身體健康、生活幸福這些，跟做科學研究并不矛盾。

比如那些比“韋神”要厲害多了的科學家。

這是居里夫婦。

兩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居里夫人，她原本叫做瑪麗·斯可羅多夫斯卡，這是一個典型的波蘭名字。后來，瑪麗嫁給了自己的實驗室主任皮埃爾·居里，改了夫姓，開始被稱為居里夫人。居里這個法國姓氏，讓她在科研圈子里更容易被接受。

最開始，由于當年濃郁的性別歧視，19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只打算給她老公皮埃爾·居里和另一位科學家貝克勒爾。皮埃爾收到信后勃然大怒，直接回復說，如果不把瑪麗·居里列入獲獎名單，他就拒絕接受提名。

最終，在瑞典數學家哥斯塔·米塔-列夫勒的干預下，這才把居里夫婦和貝克勒爾，共同寫在了獲獎名單上。

由此可見，即便在頂尖的科研圈子里，也充滿了人情世故。

而且，你看這兩位科學家伴侶，在搞科研的同時，也有休閑生活，也像“正常人”一樣經營家庭，養育女兒。

畢竟，沒有老居里，小居里又從哪里來呢？

居里一家兩代人，一共得了3次，五枚諾貝爾獎（老居里夫婦一次，居里夫人一次，小居里夫婦一次）。

特別是居里夫人的大女兒伊蕾娜·居里、女婿約里奧·居里。他們夫婦曾為咱們的“兩彈元勛”錢三強的提供過很關鍵的幫助。

（這是伊蕾娜給錢三強的信）

你看伊蕾娜·居里和約里奧·居里，也是夫妻恩愛家庭和諧，個人形象上也把自己收拾的整整齊齊。

特別是約里奧，他婚后改用了妻姓“居里”，這放在當年還是十分罕見的。

當然，這個姓氏也確實厲害，在科研圈子自帶光環。

再后來的，咱們看這位。

在一群二戰德國軍官簇擁下，那名梳著整齊的油頭，穿著筆挺西裝，長相立體，身材很不錯的男子，就是德國“導彈之父”——馮·布勞恩。

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導彈，納粹德軍的V-1和V-2，均為馮·布勞恩主持研發的。

1945年5月，美軍第44步兵師成功將馮·布勞恩及其火箭研制團隊的專家秘密送到了美國本土（下圖是他成為美軍俘虜時的照片，即便手臂受傷也把自己收拾的干凈體面）

赴美后，馮·布勞恩一直在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擔任要職，比如副局長，總統空間事務科學顧問，主持了研制了美國第一代洲際核彈道導彈“紅石火箭”、“丘比特”和“潘興”等等，以及“土星”5號運載火箭項目。

這個“土星”5號，就是阿波羅登月計劃使用的大型多級液體燃料運載火箭。

因此，這位德國“導彈之父”，又被稱為“美國火箭之父”“美國登月之父”。

你看，這是馮·布勞恩和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在一起討論“干大事兒”。

不過，美利堅的“火箭”有倆“爹”，一位是馮·布勞恩，一位是馮·卡門。

馮·卡門的學生，則正是咱們中國的“火箭之父”，錢學森。

錢學森是個偉大的科學家，但也是個熱愛家庭生活的丈夫，父親。

他和妻子蔣英自由戀愛，生了一兒一女。

兩人共同扛過了風風雨雨，攜手終老。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做學問和追求美好生活，并不矛盾。

如果你還不服。就看楊振寧，他老人家也是很好的例子。

對了，有必要再說一下愛因斯坦。

在咱們的印象中，這位大科學家總是一個不修邊幅的“炸毛”形象，以至于許多人認為這是愛因斯坦忙于科學研究，無暇顧及個人形象的論證。

實際上，愛因斯坦亂糟糟的頭發與一種名為“難梳頭發綜合征”的遺傳病有關。

然而，如果你瞧瞧愛因斯坦年輕時的照片，就又會發現，那時候，他還是在努力把頭發梳捋順，穿的也非常整齊，甚至說得上是很時髦。

成名之后，就比較放飛自我了（包括感情方面）。

某種程度或許是因為，由于他在科研領域的不可代替性，讓他不再需要糾結于外表的自信和資本。那么，對諸如穿著、談吐、性格等方面就可以變得相當“隨意”了。

所以還是那句老話，搞學術，根本不可能完全脫離社會活動。

現代科研是個龐大的組織工程，并非一個人對著電腦和草稿紙算算算就行的。你需要有一定的領導能力，最起碼也得有足夠的溝通能力。

那么，到這兒，咱們還是說回韋東奕。

無論是他吃饅頭還是穿不合身甚至是不合節氣的舊衣服，這絕不是什么生活樸素，更絕不是什么為了學術研究“顧不上”吃穿，而是意味著——他其實是一個社會化程度很低，對除數學之外的東西都不感興趣的人。

這樣的性格給了他能夠專心研究數學的能力，但同時也導致他對個人生活和身體健康的長期忽視。

類似的可以參考數學大師陳景潤。

陳景潤也是個“怪人”。

陳景潤成名后，組織上給了他非常周到的醫療和營養看護，還鼓勵他追求自己的幸福。

結果，在一次住院中，陳景潤對醫生由昆一見鐘情，寫了大量熱情洋溢的情書。

兩人結婚后生下了兒子歡歡，一家三口也過得很幸福。

從陳景潤的例子上咱們也能看出來，天才缺乏社會能力，對生活經驗不足的時候，需要外界的干預和幫助，而不是將他“封神”，高高的供起來，認為天才就一定過不了“正常人”的生活。

或者是刻板的認為，把自己收拾干凈整齊，就會占用大量學術精力，不再“天才”了。

別的不說，你就看韋東奕的正裝照，那不也是個精神小伙。

然而，或許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咱們往往總會下意識的將學術能力高低的判斷標準轉化為個人生活貼近苦行僧的相似度——越像苦行僧的，水平越高。

這點，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好了，你心目中具有高深學問的學者是什么形象？

是不是，安貧樂道，不問世事，甚至是越不在乎個人形象，越邋遢，越不擅長與別人溝通，與他人沒有什么社會聯系這一類人，“水平”就越高...

大家回憶一下，關于韋東奕，互聯網上最早極力渲染的正是，他拎著礦泉水，不用手機，每天只是聽聽收音機，啃著大饅頭就涼水，一心研究數學。然后觀眾們的心中，幾乎就立馬勾連起了“這一定是真正絕頂高手”的想法...

無論你愿不愿意承認，這種大眾的心理現象確實給網民們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甚至曾經一度影響過我所在的單位。

我們這里曾經有位副院長（早就調走了），她招人的標準大概是，如果兩人資質差不多，一定要優先選擇長得略微遜色，看起來比較土氣的那位。

因為，在她的眼中，這類人一看就應該有“過人之處”。

她最不放心的，就是那些高顏值應聘者。

按照這位副院長的邏輯——他們既然擁有了不錯的形象，肯定缺乏奮斗上進的動力，所以一定靠不住了。

這個嘛，就不多說了，非常建議她了解一下她的老鄉，從小帥到老的王德民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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