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的天平上，每一次判決都是對公平正義的追求，而應急反應與避險行為的界定，則是對人性與法律邊界的深刻考量。

歷時4年，女老板被醉酒顧客打后還擊，終于改判無罪

山東的張女士經營了一家小餐館，2020年，一名醉酒男子進店后要求使用桌子磕開酒瓶，張女士提供開瓶器并阻止其行為。男子隨后推搡張女士，張女士在第三次被推倒時，順手拿起啤酒瓶反擊。公安機關對雙方都進行了行政拘留和罰款，認為張女士的反擊行為超過了必要限度。

本來張女士想和氣生財，但是在拘留期滿后，男子后來找到張女士，要求對臉上的傷口進行賠償。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認定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不當，才有可能拒絕對方提出的幾萬元的賠償。而公安機關的調查認定男子尋釁在先，但是張女士使用啤酒瓶還擊，導致對方輕微傷，反擊行為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也構成了違法，所以對雙方都作出了行政處罰。

于是張女士只能拿起法律，要求對于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進行撤銷。4年間，經歷了一審二審和高院的再審，從基層法院一直到高等法院，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否了。現在山東省高院和檢察院再次審理這類案件才改判。張女士無過錯，撤銷了公安機關的行政拘留和罰款的決定。

認定對方男子的行為是不正的，而張女士的反擊行為是正確的應急措施。那么 “在緊急情況下，不能苛求正確的一方作出“完美理性判斷”。這個案例具有非常重要的實踐意義，未來大家面對不法侵害時，完全可以放心大膽的進行適當的反擊。

當年蘇州龍哥事件的改判無罪已經在刑法方面做了突破，那么張女士在面對治安處罰的尋釁滋事行為時的應激反應，又一次在治安處罰方面做了突破。

騎行男孩身亡案，司機收到不起訴書，但前提是取得了家屬諒解？

河北容城11歲的男孩，跟著大人騎著運動自行車在公路中間飛奔，沒想到不慎摔倒，身體向對面車道倒下，結果被對面正常駕駛的汽車壓了，最終不幸去世。而同行的男孩父親和成年隊友們則拉扯司機，要求其跪下磕頭道歉，并且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后續的法律處理，則更是充滿爭議。當地警方介入后，先是對司機進行拘留，后續檢察院發文轉為逮捕，逮捕理由是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之后開始反轉，司機在看守所待了一個多月之后同意被取保候審。男孩家屬網上發聲，卻被嗆聲后再不說追究刑責了。

最終河北容城檢察院出具了不予起訴說明書，決定不追究司機的刑事責任。說明未來不會追究其刑事責任，但是據了解，司機家屬講，道路施工方、保險公司以及司機一家已經與男孩家人簽訂協議，且司機獲對方家人的諒解。原來最終是三方一起與男孩家庭簽署了協議。估計賠的錢獲得諒解，平息此事。

這起案件引發了公眾對于刑事犯罪界定的討論：在道路交通意外中，司機是否應承擔刑事責任？如果司機同死者家屬一方不能達成諒解協議，不賠錢，會不會就被起訴被追刑責呢？司法部門的處理結果雖然避免了法律訴訟，但并未給出明確的法律解釋，這使得案件的處理結果帶有一定的模糊性。

應急反應與避險行為的法律界定，是不是法律應該更加界定清晰呢？

這兩起案件都涉及應急反應和避險行為。張女士在遭受不法侵害時，采取了必要的反擊措施，最終被認定為正當防衛。而司機在正常行駛中遭遇意外，盡管造成了嚴重后果，但最終未被追究刑事責任。這兩起案件反映了法律在緊急情況下的權衡與判斷。

出現事情后，用錢可以了結這些事情嗎？或者用錢能免除刑責嗎？這是德先生深度懷疑的。如果讓法律來做一次公正的裁決多好啊，像這樣不清不楚的將事情平息了，未來再出類似的事情又該怎么辦呢？

應急反應和避險行為是否應承擔責任，需要法律在具體案件中作出公正判斷。張女士和司機的案件，為法律界提供了寶貴的實踐案例。未來，法律應更加明確緊急情況下的責任邊界，保護每個人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