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的信息顯示，今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1335萬人，比去年減少7萬人，是2017年以來的首次減少。有分析指出，報考人數減少是職業教育的“分流”效應，并不意味著普通高考競爭下降。與此同時，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就業難、青年失業危機引發了顯著的社會情緒。那么，對高等教育而言，未來的價值增量何在？

本文指出，教育大眾化使高等教育成為了一種防御性消費，并不允諾“更多的參與、更多的收益”，而是“不參與，便出局”。在愈發靈活的就業環境中，教育的培養重點應從人力資本轉為人格資本。人格資本不止于文憑與核心技能，而包括自我、權力、社會資本與地位沖突等多重邏輯。對高等教育而言，“你的專業是什么？”不再是決定性因素，“你是誰”決定了“你能做什么”：個人的內在品質、社會網絡決定了作為空間；個人的智力資本、社會網絡更是機構發展的重要知識資本與社會資源。

當決定升遷的要素多為人際技能時，出身相對貧寒的學生仍更聚焦于個體競爭。而生于安樂中的“他人導向型”孩子，則更能體察他人的意見與感受，更有領導力，在勞動力市場也更有競爭力。

本文原刊于《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篇幅所限，有所刪減。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撰文 | 劉云杉（北京大學教育學院）

大眾高等教育再認識：

農家子弟還能從中獲得什么？

▍問題的提出：大眾教育——精英教育的自反

農家子弟是如何跨入高等教育的門檻的？考試工廠看似是最有效的途徑。

安徽毛坦廠中學被冠以“亞洲最大的考試機器”、“高考工廠”、“大學生加工廠”等稱號，考分是硬道理，提高分數的唯一秘訣就是時間加汗水，題海大戰、重復訓練。被稱為“血汗工廠”的富士康工人在8小時外加班3、4小時，而這所中學的學生每天的學習時間竟然長達16小時! 全年無任何休息日! 說它是“血汗學校”或者說“血淚學校”并不為過。毛坦廠中學不過是當下若干所“超級中學”的典范，超級中學成功于將廣大的農家子弟輸入高等教育，它的失敗或許也正在于此。

“血汗學校”與“血汗工廠”是同構的，考試工廠的學生不過是富士康工人的“形成史”，教育再生產著工人的行為與慣習。同樣著名的河北衡水中學，流水線從每天清晨5：30開始運作，到晚上22：10關機停工，這條管理的流水線既精確控制學生的每一分鐘，又量化評估學生的種種行為與品行：在衡水中學的時間表，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鐘是留給學生們自由支配的。晚間放學后，學生必須在10分鐘內跑回宿舍并上床睡覺。學校全面安排學生的學習、活動和休息，校規細致到“能否帶橘子進教室和穿短褲睡覺”；量化考評細致到學生的一言一行，學生發呆、吃零食、撕紙等都會被記錄，就連處理學生早戀，量化考評同樣有辦法，根據男女學生非正常接觸的頻度，酌情扣除班級德行分。

經典的“衡中三問”——“我來衡中做什么？我要做一個什么樣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樣？”是套在每一個學生頭上的緊箍咒，它內化成為學生的心理動機、價值態度——“你們中要出更多的吳儀，要出更多的魯迅”——這樣的教育勵志如同將一個心理陀螺安放在學生的人格結構中，讓他們能持久地、不停息地運轉：惜時如金，相互比拼、積極競爭，嚴格自律。他們堅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里有兩重悖論，其一，學校工廠以“苦中苦”來再制適應工廠模式的行為慣習，又以“人上人”來激勵成為社會精英的動機與態度；其二，農家子弟帶著動機與慣習之間的內在矛盾，跨入大學——此時已是大眾高等教育時代。

何為大眾高等教育？它既非一個簡單客觀的數字描述，也非一個熱情的主觀期待，即更多的參與，更多的受益，其后是一套教育民主與公平的積極敘事。高等教育大眾化是20世紀晚期現代性若干轉型之一種，在面臨相似的境遇與壓力下，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發生了類似的轉型，它絕非一個孤立與自發的現象。這一轉型并不是一個主動的發生機制，而是一個回應機制，即應對社會經濟與文化政治結構的轉型，大眾高等教育內部或被動、或主動發生了若干根本的變化——無論是學習者的人格類型與心理機制，教與學的內容與旨趣，還是教育的功能與定位，均發生著或隱或顯的逆轉。大眾高等教育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自反或自我對抗，在此階段，精英高等教育諸多基本命題與功能均以反命題的形式出現。

何謂自反性(reflexivity)？這個詞用于一個人身上，可謂內省的、反思的；若用于一個系統或結構，則有折轉、折回的、在種種壓力之下的回彈，呈現出混淆、不確定、碎片化，甚至破壞，或呈現出“自我對抗”。貝克與吉登斯等學者用“自反性現代化”來描述1989年后的西方世界，其特征為“制度毀于其自身的成功”，自反性現代化是創造性地自我毀滅——工業社會具有勃勃的生機與活力，在這不可抵抗的活力與趨勢下，“工業社會”被創造性自我毀滅了。資本主義的掘墓人正是資本主義自己，催生新社會的推手不是資本主義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的勝利。相應，削弱工業社會結構的并非階級斗爭，而是正常的現代化過程以及進一步的現代化過程，是更高程度的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進行抽離，再重新嵌合。這種創造性毀滅既非西方現代化的革命，也非西方現代化的危機，而是西方現代化的勝利成果。

大眾高等教育同樣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然而，兩者在定位、結構、功能等諸多方面并非想當然地存在著一致性與連貫性，而是存在著根本的斷裂：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的轉換，絕非僅僅因為學生入學數目的增加，也絕非僅是一個系統自身演變，或者說是范式的轉型，即“大眾”替代了“精英”，它是學術、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持續地綜合作用的結果——大眾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特征在于無休止地開放，以及由此而來的徹底的自反性。

精英高等教育與大眾高等教育之間并非多元的、融洽的包容關系，大眾教育的諸多特征在很長時段內并未被妥帖地整合進高等教育系統中，或許由于學生社會來源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或許由于校園共同文化的消失，更由于后工業社會的易變性，與精英高等教育相比較，大眾高等教育不僅有社會術語上的異質性，也有認知維度上的異端性，它呈現出反機體、反系統、反規律與反總體的特征，它們拒絕一切，唯獨體現出短暫與易逝性。

我們同樣需要審視中國的高等教育大眾化，若不清醒地認識到大眾高等教育內涵的復雜變化，將孕育于晚期現代性的大眾高等教育簡單且孤立地移植到發展中的中國，是否正當？是否適切？在教育與社會諸系統之間一定要合宜，如同一定的物種適應于一定的生態，若無其他配套的轉型，單一的教育轉型究竟面臨何種風險？本文還將討論：在此高等教育的變局下，高等教育內部的知識邏輯與育人邏輯究竟面臨什么挑戰與轉型？懷抱改變命運的農家子弟將遭遇什么？

▍從奢侈品到必需品：積極投資還是防御性投資？

從精英到大眾，高等教育還是積極的投資嗎？

高等教育曾經是積極有效的投資，就個人而言，它關乎生活機會；就經濟而言，高等教育以增值人力資本的形式允諾高效的經濟增長；就社會而言，教育機會的擴大促進不利群體的社會參與，以實現社會民主。在現代社會中，高等教育成為重要代理機制，有效投資的魔法體現為事實層面的技術功能與篩選功能，以及價值層面的增長期待與公平承諾。

西方多數國家高等教育從精英向大眾的發展，得益于“二戰”后經濟的大發展，它將福特大規模生產的模式移植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中；得益于西方國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大學體系的建立與發展是拓展民主社會福利制度龐大實驗的一部分。

中國高等教育的擴招始于1999年，據教育部發布的數據，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3.40%，擴招前的1997年毛入學率9.10%，1998年為9.80%，1998年本專科招生數108.4萬，2013年，本專科招生數為699.83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34.50%；其中，2002年，高等教育入學率已達到15.00%，已達到數字意義上的大眾高等教育。1990年，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學率為27.30%，2002年這一數據為83.50%，2012年，高中入高等教育入學率87.00%。

普通本科招生數(1998-2013)

數據簡潔且有力地說明，在精英高等教育中，因為機會的稀缺，高等教育如同奢侈品，只有極少數的青年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在大眾高等教育的發展中，高等教育的大門不斷開放，門檻不斷下降，87.00%的升學率意味著上大學不再要求特殊的學術資質，高等教育成為人生的一段經歷，學歷本身不再預示著取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而是進入社會，叩開職業之門的“必需品”，即必需具備的條件，此處已有“強制性”的意涵。

精英高等教育確能提升與改變個體的命運，這是現代社會多數成功者的生活敘事。在“智商+努力=成就”的賢能主義邏輯下，選賢任能，教育可以打破既有的社會階層區隔，促進階層之間合理的流動，實現社會必要的民主。高等教育如同一塊人人都想吃到的魔法蛋糕，其魔法的理智魅力在于：用加法的策略來處理資源的重新分配，許諾人人均可從“增加”中獲益；其魔法的政治迷惑力在于：它回避機會博弈，既無需劫富濟貧，亦不會恃強凌弱。

然而，知識與技能的培養與增加，既不能簡單地類推于就業崗位、工作機會的增加，更不能推導出優勢社會地位的增加。教育在此，被樂觀的愿望塑造成為一個真空實驗室，遮蔽或刪除了一切社會身份，在此處，有且只有學業成就——分數成為硬通貨。這一魔法在中國社會，還有更強的動員力：這是社會留給每一個人體面且可視的成長通道。擁有優質的高等教育本身即被視為成功的標志，成為年輕一代的勵志期待，高等教育由此具有不同尋常的魔法。

然而，魔法是有條件的。壟斷性與排斥性為魔法保駕護航——制度的詭計正在于此。精英高等教育時代，其魔法最盛。高等教育挑選少數精英，使其進入一個高度排斥、文化優越的圈子，文憑即成為一種昂貴的身份標志，高等教育是一種奢侈品。當高等教育步入大眾時代，醉心于將蛋糕做大，讓更多的人能吃到；然而，此蛋糕已非彼蛋糕，在社會的福利制度與民眾的民主熱望前，魔法消失了。

魔法為什么會消失？教育的篩選功能面臨困境：在精英高等教育時代，文憑一直被視為“信號機制”，即將人群中最聰明、最優秀者挑選出來。我們需要認識到，作為地位競爭以及稀缺機會分配代理機制的教育，尤其是它的文憑符號具有位置性商品特征。

1958年哈羅德(Roy Harrod)首先提出“寡頭財富”與“民主財富”之分：寡頭財富基于特權，有兩種情況，其一，特權不能被分配，除非毀滅它；其二，一旦廣泛分配，也就毀了它。民主財富則能廣泛享用。赫什針對個體與社會機會，進一步提出，有些商品，譬如健康關愛，是“非位置性商品”，享用者不因數量的多寡而受影響；有些商品，譬如汽車或文憑，卻是“位置性商品”，擁有者越多，其價值越低。

在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中，借助教育通道，參與競爭，或者提升社會地位，或者防御代際地位下滑，是當下中國人與中國家庭可以選擇的唯一路徑。在這樣的民意下，促進每一個人的積極發展的教育本質(教育的非位置性商品特征)，已被扭曲成：教育是稀缺資源分配的代理機制。即教育的篩選功能遮蔽了教育的培育功能，文憑的符號資本特征重新定義教育尤其是優質的教育為“位置性商品”。

位置性商品的關鍵在于稀缺性，“物以稀為貴”能準確地揭示其價值。然而，大眾高等教育——昔日的“奢侈品”變成今天的“必需品”，“稀缺”受到了挑戰：參與者眾多，獲益者甚少，文憑作為能力識別標志、身份識別符號以及市場交易貨幣，卻在不斷膨脹中迅速貶值，即文憑的權威性與交易性日漸下降。高等教育的大門向多數人敞開，但通向人們所期待的位置的卻是一道窄門。

在西方，盡管大眾高等教育僅為日趨減少的少數學生提供中產階級的職業前景，然而，高等教育的需求未有下降的跡象，因為人們對教育的期待調整了，它可以幫助畢業生免于長期失業，或者免于陷入低收入、低技能的困境中。更準確地說，投資第三級教育已是一項“防御性”的支出，尤其是對于那些無緣精英大學的學生。在我國當下，作為防御性支出的大眾高等教育因為獨特的篩選邏輯，呈現教育投資的軍備競賽與“過度教育”之勢。

回到別無選擇的教育投資者，魔法如何才能不消失？追逐大眾教育中的精英教育，即具有更好聲譽資本、符號價值的名牌大學。教育篩選的邏輯變為“過剩與匱乏”的奇妙結合，要維持奢侈品的尊貴性，前提就是稀缺；而此稀缺已非條件的匱乏、資源的匱乏，而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匱乏”。在大眾高等教育時代，“過剩”意味著供給充足，門檻降低，方便人參與；“匱乏”決定價值尊貴，誘惑人追逐。“過剩”與“匱乏”這兩種力量推動教育投資的“軍備競賽”：“過剩”與“豐裕”已經把“匱乏”與“稀缺”逼到了盡頭，擴招驅動的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再將蛋糕迅速做大后，又迅速做爛——文憑的符號價值不再體現為“有”與“無”的差異，而是移位于“多”與“少”、“高”與“低”等差別上，它要求優勝者付出更多的時間，投入更多的精力，當然，對投資教育者及其家庭亦有支持更長時間、更昂貴的教育投入的經濟要求與心智要求。

大眾高等教育在此，防御性開支已成消極策略，即防止更壞的結果，教育并未允諾“更多的參與，更多的受益”，而是轉為“若不參與，立即出局”。作為生活必需品的高等教育已經成為一種強制性的資格要求，更多更高的教育成為一種柔性的強制。大眾與精英，過剩與匱乏互為表里，表層的民主開放，實質的封閉與排斥，教育篩選呈現出一種開放中的壟斷、提升中的排斥的詭異特征，讓受教育者迷惑其中，難以自拔。

我們該從這場昂貴且虛妄的教育軍備競賽中清醒了，回歸教育根本，即以人為本，因材施教。中國高等教育面臨新的調整，尤其是1999年擴招后“專升本”的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將再次轉型，成為高級別的職業教育院校。從追逐虛妄的教育符號，到切實的技能培訓，農家子弟看似能從具體的技術、技能習得中獲益。果真如此嗎？我們需要進一步考察，大眾高等教育所身處的世界究竟發生著哪些變化？高等教育又做何回應？

▍從后工業到后福特：人力資本還是人格資本？

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的轉型是晚期現代性諸多轉型之一種，這一時期，教育的重點不再僅從生產維度來定義人，即人力資本；而是從轉型的文化、社會來定義人，教育的重點不在于生產物或物的生產者，而在于探究、嘗試、創造塑造人的多樣性與可能性，即人格資本。

這一轉型可以概括為三組特征：其一，技術的進步與經濟結構的變化，它包括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轉變，全球經濟的出現，信息技術與網絡經濟的興起。其二，社會與文化的轉型，包括消費主義的增強，后物質主義的興起，決定社會身份的首要因素不再是階級決定的生活機會，而是個體的生活風格；其三，一些過程性現象，包括組織結構的變化，也包括就業模式的變化，既關聯經濟領域中的“工作”，也涵蓋社會領域中的“生活(或人生)”。第一組更多概括為后工業主義，而第二組有更濃郁的后福特主義的特征，晚期現代性的發展也呈現出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特征與樣態。

隨著軟件資本主義和輕快現代性的出現，“高”附加值替代了“大”規模生產，福特模式下的大規模、大批量已經成為低能與低薪的代名詞。隨著低技能生產轉變為高技能社會，在“小”“快”“新”的價值主導下，高技術、高技能與高附加值成為新的核心競爭力，經濟的主體已為靈活的生產體系、利基市場、高附加值產業等主導。技術創新、知識應用與智力資本成為重要的經濟因素。

社會組織結構發生變化，過去以職業保障和個人晉升為特征的科層組織，正被“靈活”“后科層”或“后現代”的組織所取代，科層范式轉變為彈性范式。工作者更多立足于市場而非層級森嚴的科層組織中，穩定的職業被“套裝任務”所取代，個人生涯的“縱向”發展被“橫向”適應所替代。今天的畢業生很難再以一個長時段來規劃自己的生涯，也很難再將自己的工作與生活機會定位于組織機構的穩定中。

我們今天的大眾高等教育，還應該再為福特生產線培養人力資本嗎？新轉型的職業院校，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是明確的技能嗎？是定制化的人才訂單嗎？

在后福特模式下，“靈活”是關鍵特征，它意味著工作不再能夠得到保障，意味著任何職位都沒有內在的穩定性，意味著短期合同、滾動合同與可續訂合同成為常態，意味著再投入時間和努力于專門的技能，希冀得到穩定收入這一舊的生活策略失去意義，意味著“生涯規劃”已成為過去時。不僅是職業生涯，就其生活境遇、生活目標以及人生態度而言，“靈活”與“彈性”也成為策略；也意味著傳統的“人力資本”甚至是“經驗資本”均受到挑戰。

在今天的世界里，喪失一切的風險是永恒的。高等職員，專利技術的擁有者，完全可能由于新技術的出現而變得不合格；一旦公司破產或決定裁員，一個“具體的”工人就會喪失一切。最后，如果工人被永久地排斥在勞動力之外，并落入貧困與非社會化的惡性循環，那么，在個體生命的進程中積累起來的第三種資本也會喪失。也在此“靈活”中，任何種類的知識、技巧和方法都會很快過時，因此，恰恰是“拒絕接受傳統的知識”，拒絕遵守慣例，拒絕承受積累起來的經驗的智慧，在贏得效率和生產率的持續競爭中，被認為是制勝的規律。

在新的組織模式下，工作機構結構扁平化，工作關系多為高賦權、高信任的人際互動，工作內容從固定的、標準化但又是片斷的任務轉變為專業化的、靈活的、多重技能的工作。相應，靈活的工作任務要求工作者成為具有多技能、高技能人才。

菲利普·布朗等對就業市場進行大量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有別于“人力資本”的“人格資本”這一概念，它由三個部分組成：自我、硬流通貨幣與軟流通貨幣。

在自我層面，建構性的人格特征替代了先賦性的自我，在決定人的就業能力上，“你是誰”決定了“你能做什么”。個人的內在品質、社會網絡決定了他可能的作為空間；個人的智力資本與社會網絡更是機構發展的重要知識資本與社會資源。因此，對人的內在動機與能量的強調遠甚于對片斷的知識與狹窄的技能的掌握，更甚于對慣習與規則的尊重。

對高等教育的啟示是：在教育與職業的銜接處，決定性的因素不再是“你的專業是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在決定“你能做什么”上，“你是誰”的重要程度并不亞于“你學了什么”。在對大學生就業的實證研究中，黨員、學生干部以及各種獎勵等榮譽性符號的價值遠高于專業對口與專業成績，因為前者能甄別出“你是誰”——強的成長動機，人群中的領導力以及優秀度。

在硬流通貨幣中，既包括傳統的文憑，也包括工作經驗，還包括一個人的特長。其一，經驗的積累，強調個體經驗的積累與建構，個體對自己生涯做出積極的規劃，勇于做出選擇與決策，并敢于承擔相應的責任，其人生敘事具有豐富的創造性與獨特性。其二，特長的生成，個體應致力于形成自己獨特的“個人技能包”，具備相應的知識、技術、社會與個人技能，這些技能不再是過去的專業教育或工作位置所鐫刻、所批發的，而是個人主動發展建立的，唯“其能”——知識與技能具備不可重復性，“其人”的重要性與獨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軟流通貨幣的實質在于個人的可溝通性與可接受性，即對環境與人際的敏銳感知，靈活應對。其核心在于人際技能、相互的共處，以及愉悅安全的外貌、得體的衣著，乃至說話做事的風格等。

我們再進一步比較人格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區別。人格資本的載體是行動者，即學習的主體，其重心在人的學習上；人力資本所假設的人是為教育體系所塑造的受教育者，其重心在教育。人格資本強調個人的建構性，其中的“自我”更是一個建構性概念——不再局限于家庭、性別等先賦性的自我概念，而是一個關于成長與成就的敘事，自我在此具有生成性，是行動主體在終身學習的歷程中的靈活作為，它涵蓋履歷、榮譽、所積累的經驗背景、所經營的人際網絡，以及在整合知識與技能中所形成的特長。人格資本的內涵不止于文憑加核心技能，而是一個自我、權力、社會資本與地位沖突等多重邏輯的建構，它比純技術、單一經濟維度的人力資本走得更遠。

在人格資本的培養中，學習者的人格特征、心理機制乃至于學習內容，將面對什么變化？

▍從生產社會到消費社會：培養工作者還是消費者？

工作社會終結，不僅將巨大的不確定與可能性拋給了個人與社會，也在深刻地影響大眾高等教育。

在工作社會中，人首先是一個工作者，憑借職業而非信仰或興趣，人們可以辨別一個陌生人的工作學習能力、消費趣味與需要，其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可能的發展。工作還給予個人生活“內在的穩定感”。工作連接著個人與社會，只有成為“工作者”，個體才不會被排斥到社會之外，工作是衡量個人價值大小，活動意義高下的唯一尺度。更進一步，工作同時作為整合個人生活、社會秩序和社會生存能力(系統再生產)的中樞，工作是個人參與社會生活的基本手段，借助工作，社會將個人納入其可識別、可獎懲、可控制的系統之中；工作是人生的基本定錨點，它確定個體的社會位置與身份認同；“和誰一起工作”決定了個體的友伴與對手，“做什么工作”決定了個體的生活方式與消費風格，甚至影響個人的性格特征與氣質類型，“在工作生涯中居何位則能標識出個體的生命旅程的里程碑”。

工作社會終結，意味著人們參與社會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從生產者轉變為消費者，以消費的方式重新參與社會，有學者將此稱為從生產社會到消費社會。在消費社會里，“經濟的增長”并不依靠“國家生產力強度”，而是依靠消費者的態度、熱情與能力，工作曾經扮演的連接個人動機、社會整合和系統再生產的角色，已經被“消費”所替代。在晚期現代社會，個人尋求自我認同，獲得在社會一席之地，擁有一種有意義的生活，都需要在消費市場中實現。

現代社會的前期是一個“生產社會”，個體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在晚期現代社會，秩序顛倒了，個體首先是消費者，其次才是生產者。在生產社會中，社會對成員的塑造依照社會角色分工的需要，看其是否有能力與意愿擔任不同的勞動分工與相應的角色。在消費社會中，社會要求其成員——又是首先——要具備作為消費者的能力和意愿。教育中的學習內容與學習者的人格類型、行為慣習將發生什么變化呢？我們的天性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呢？

從生產者到消費者，學習內容將發生變化，不僅是生產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消費的技能。

隨著物質的匱乏的解決，“無聊是溫飽解決之后發生的問題”，經濟的增長給人帶來的幸福和快樂是有限的，西托夫斯基在《無快樂的經濟》中仔細地論證了人要滿足自己的本能或“內驅力”，有兩種追求：舒適與刺激。完全的舒適和刺激的缺失在一開始是閑適的，但馬上就會變得無聊，進而變得令人困擾。因此，需要適度的刺激，刺激既包括身體鍛煉所提供的生理刺激，也包括心理刺激，它指休閑活動、娛樂活動、觀看體育比賽、游戲、藝術、哲學，對科學的好奇心和純粹好奇心的滿是足，以及其他不以滿足需求而以擺脫無聊為目的的心智活動。西托夫斯基又進一步區分了有技巧的刺激享受和無技巧的刺激享受，無技巧的刺激譬如看電視、開車兜風，以及購物，它們所能提供的刺激量是有限的。而有技巧的刺激是需要培養的，譬如享受網球、國際象棋或者橋牌的能力，這些技能是通過訓練來掌握。而且需要反復多次的練習，并且遵守從易到難的順序。這些技巧，能給人持久的、不倦的刺激與快樂，事實上，一種技巧越難掌握，這種技巧越受尊崇。

這樣的技巧屬于文化的范疇，無論是欣賞文學、音樂、繪畫或其他純粹藝術，它們代表著累世積累起來的、過去的新奇事物的巨大寶庫，代表著寶庫中的內容經久不衰的提供快樂的能力，因為它們已經為前人提供過快樂。因為大多數儲存的新奇屬于遙遠的過去，并且失去了它的真實感，我們需要一些額外的知識和技巧來復原它和欣賞它。繞開經濟學家這類聱牙詰語的表述，這些作品是人類靈魂與心性的積淀，它寄托著曾經的快樂、痛苦，夢想，是千百年間人類心靈的回響，人的心靈需要在此傳統中涵養與豐潤，也需要在此唱和與傳承——這是人文學科亙古不變的基本命題。它不屬于物的生產(人們從事它是為了它的產品能帶來滿足)，但它“能給從事它的人帶來滿足，也能給受它影響的人帶來快樂和滿足”，它包括愛，也包括為學習而進行的學習。它涵養人心，也傳承文化。

18世紀末之前，教育是有閑階級的特權，主要是由對消費技巧的訓練構成的。生產的技能與消費技能在凡不倫(Thorstein Veblen)的《有閑階級論》中有更清晰的表述，他區分了生產性的努力與非生產性努力，非生產性的努力是榮譽性的業務，是上層的專利：在封建時代，上層階級注定要從事榮譽性業務，譬如政治、戰爭、宗教信仰和運動，是摒棄和脫離生產工作的；只有下層階級，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生產勞動和任何同謀生有直接關系的日常工作。生產性的努力指利用“非人類的”事物的努力，而榮譽性的法則強調侵占與勇敢，而不是刻苦耐勞，要的是侵占性而不是生產性的工作。再往后，勇武作為榮譽性法則體現為“有閑”——并不是懶惰或清靜無為，而是非生產性地消耗時間，不從事生產而從事消費，是勇武的新標志，借此證明個人的金錢力量可以使他安閑度日，坐食無憂。有閑的成就大都是準學術或準藝術的、非物質的產物；在當代，勇武的古風體現為酷愛競賽，尚武的精神體現為田徑運動、射擊、斗牛、釣魚、懸賞拳賽等運動比賽中。美國社會，體育一直是培養精英的重要手段，體育也是精英教育的主課。

代理榮譽法則的有閑還體現為大學的人文學，它是對真善美的欣賞和享受，其主要特征是一種悠然自適的有閑，饒有古風的生活、觀念、理想、消費時間與物品的方式以及享樂向來都是“高一級的”“比較高尚的”和“比較有價值的”，與人文學相比較，如果學術內容純粹屬于現代人類與事物的知識，人們會覺得它是“低級的”“卑俗的”和“沒有榮譽性的”，甚至會認為這些實用知識是“次人類的”。

“這一番回溯的意義在于……當從緊迫的經濟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后，應該怎樣來利用它的自由？科學和復利的力量將為他贏得閑暇，而他又該如何來消磨這段光陰，生活得更明智而愜意呢？”文明的意義在于，它能夠在暴力和辛苦勞作之外創造令人刺激的活動；能夠發展出進行并享受這些活動所需要的技能；也能夠提供學習必要的技能和紀律的教育。

在大眾高等教育中，無論用消費技能、還是通識教育或者博雅教育，在學習內容中應有更大的比例。

從生產者到消費者，人格特征與社會行為將發生什么變化？

大衛·理斯曼早在半世紀前，就敏銳地指出，隨著從匱乏到富裕，人格特征、社會行為與教養方式均在發生變化。他提出的“內在導向型”與“他人導向型”的區分，有助于我們理解生產者人格與消費者人格的特征。

內在導向人格生于一個匱乏的境遇，競爭與進取是其生命的核心動力。在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如同訓練家鴿飛回家，內在導向的孩子必須學會往外飛，不斷地飛向未知的目的地，他重視個人地位的飛黃騰達。父母對其有嚴格的要求，在教育中也多有拔苗助長的現象。長期嚴格的訓練如同在他的內心安置了一臺永不停息的心理陀螺儀——使他按照人們的預期，沿著既有的路線不倦地前行。他固守內在原則，時刻保持警惕，才不至于迷失生活的方向；他極為自律，篤信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他不斷地與倦怠的惡魔搏斗。需要強調的是，這個心理陀螺儀并非與生俱來的，而是長期的教育與環境安置上去的，父母或者教師等權威利用心理陀螺儀控制他。

內在導向的人將全部的精力用于生產與工作，這里的生產，不僅是對象化的、外顯的物品的生產，更包括反諸于己，終身不懈地致力于不斷地塑造與培植自己的性格。內在導向的人，幾乎都有英雄崇拜，他們多以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為參照，他們的榜樣多為行業巨子或各種成功的明星。在他們的人生菜單中，最首要的是工作與成就，娛樂是次要的，準確地說，娛樂不過是逃避工作壓力的方式。

當人從物質的沉重壓力解脫之后，內在導向型人的吃苦耐勞精神和進取心已經不太重要了，內在導向者的“匱乏心理”開始讓位于另一種能享受奢侈、閑暇的“富裕心理”，人際的環境替代了物質環境，已成為關注的重點：人們接觸越廣泛，彼此之間也就越敏感，心理陀螺儀的控制不再彈性伸縮，社會需要新的心理機制，他人導向型人格出現了——其特征不斷地追逐時尚與潮流，格外關注于過程而稀釋了對結果的強調，對他人的舉止高度敏感。替代心理陀螺儀，他人導向者的內心，如同裝有一個雷達，不斷運轉著，捕捉著機會。如果說，內在導向人格的心理約束機制是“罪惡感”，而他人導向人格的心理約束則是無處不在的“焦慮感”。

在他人導向中，決定升遷的多為人際技能，即他人的評價，以及個人如何操縱他人或為他人所操縱，而非傳統的個人的角色與作為。例如，一個醫生榮任院長，教授榮任院長，他將更少地與具體的事情打交道，而更多地與人打交道，于是，他從操作物的技巧轉變為操縱人的技巧；他人導向的人若能洞察人際關系的微妙機會，就能擠入上流社會。在他人導向中，最為重要的是人格，他的性格特征從內在導向者全身貫注于事業的“內向刻板”到追求和諧的人際關系的“惹人喜愛”。在與人的關系上，他人導向者并不追求超越同儕群體的卓越或特定文化中的聲譽與名望，而是追求同儕的尊敬，以及比尊敬更為重要的——同儕的愛戴。他不想當太陽或任何中心，他只想做燦爛群星中的一顆。

如此，我們就能理解內在導向型的孩子，多出生于相對貧寒的家庭，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逆境成長成為其一生拼搏奮斗的心理動力。生于安樂中的“他人導向型”孩子，他們的成就不主要取決于成績或分數，而是他人的肯定與喜愛更為關鍵。在學校民主管理中，他人的投票與接受成為新的核心指標，他們更關注人際環境，更能體察他人的意見與感受，通常也更易于合作，也更有領導力。

需要強調，勿將此類“進取動力”不足的年輕人簡單視為玩物喪志的紈绔子弟，他們是晚期現代社會諸多變遷的產物，他們也是適應消費社會的“新人”，這個時代的創意與活力也多來自于他們。對于這一社會、這一代人來講，判斷有意義的活動已經由倫理學原則轉變為美學原則，有趣與否成為重要的原則，有趣的工作意味著多種多樣的，讓人興奮，有適度的風險，容許冒險；無趣的工作則是單調重復、循規蹈矩、無需冒險，不容首創，無法挑戰智力，沒有自我檢測和自我肯定的機會。有趣與否還消除了工作與嗜好、工作與休閑之間的界限，將工作抬高到娛樂與游戲的層次，給人愉悅與享受，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成為最高的價值。有趣與娛樂還能創造利潤，創意同樣有市場吸引力，消費能主導生產。

在晚期現代性中，生活政治凸顯，“速度”與“輕快”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指標，看誰能擺脫地理空間的制約，擺脫傳統與規范的禁錮，看誰能不斷地塑造與再創造自我，這就出現了生活風格——它綜合了學習與娛樂、消費與生產、成長與探索，生活風格還影響著生活機會，從更根本上決定個人的身份和社會階層。大眾高等教育成為一個大的舞臺，生活風格的探索替代了生活機會的角逐，個人在此不斷地嘗試、演繹新的可能，審美趣味、行為選擇，還有社會身份都在變化著，個人的自我塑造在此有了更大的空間。

我們理解了這些變化，也就能體察農家子弟走入產生于富裕社會、消費社會中的大眾高等教育，他們在心理動力、行為慣習以及學習內容上所面臨的挑戰，所需要的調適。

▍結語：大眾高等教育還能塑造共同的身份認同嗎？

大學同學曾經是一個緊密的共同體，同學意味著共同學習與共同成長，共同尋找與確認，無論是興趣、愛好，自我還是情感；意味共同見證、陪伴、甚至參與生命中若干“第一次”，意味著共同的磨礪與塑造，既是手足，更是朋友，是家人的延伸與替代，是建構性的參照群體與親人。同學是自我的一面鏡子，是成長中的重要參照，大學同學還意味著共同的身份，是人群中最為相似的一群人，無論是專業素養、能力結構，還是精神氣質、價值觀念、品味情趣。

他們曾經是一個共同體。虔敬莊嚴與戲謔調侃既互為矛盾且和諧地構成他們內在的精神品性，他們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搗亂分子——“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昂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此處的知識，是啟蒙，是光，不僅點燃了他們的生命，也映照著象牙塔外城邦的庸常。

他們曾有共同的出身，一致的起點。現代大學建構了新的社會身份，替代血緣、地域與階級等先賦性因素，“教育獲得”成為“成就性的自我”。——奮斗了18年，終于成了“同桌的你”。高等教育已從城邦之外，步入城邦的中心，它奠定一個社會最核心的秩序與結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此處的知識，是力量，挾知識之魔力，高等教育成為新的圖騰，是有限機會的爭奪，是稀缺資源的分配，是跨越階層分隔的階梯，是青年勵志的通道。當然，更被期待為承載與彰顯社會公正的窗口。這個共同的身份，選擇的標準是什么？精英主義或賢能主義，即智力與努力，共同表現成一個績效社會中可評估、可顯示的“指標”——不論分數，抑或證書。

然而，大眾高等教育時代，金錢撕裂了校園，消費主義侵蝕了、或者說是重構了同學關系：知識不再僅是象牙塔中的“光”，也不再僅是作為城邦基石的“力量”，而是“財富”——是一個大眾時代、消費社會中的琳瑯滿目、良莠參半、豐富得冗余的“商品”。在這一場教育消費的嘉年華中，不僅有廣告的誘惑，有模特的展示，更重要的是，還有設計巧妙、看似合理有效的商品陳列通道，一種結構性的強制。看似消費者興之所至，實則每一步都在計算與控制之中。

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精英已是過去的名詞，他們更像是一群被投放在大型購物中心的漫步者，目標不同、興趣各異，更重要荷包的厚薄不同。有人嫻熟老練，有人笨拙羞澀；有人揮灑“占有”物的激情與興致，有人掩飾被“物”排斥的失意與憤怒。在這個并不寬裕的空間中，他們注定要“偶遇”，目光相碰，迅速瞥開，再套上漠然、疏離、空洞的外殼……割斷了手足的連帶，切斷了來路去處的歷史因緣，原子化的個人在物的豐盛里沉醉，在精神的荒漠處放逐——“屌絲”成為熱詞。

渴望改變命運的農家子弟們，在這一場教育消費的盛宴中，最終將收獲什么呢？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編輯：陳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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