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西方一些批評家指責中國經濟“失衡”，認為其高儲蓄、低消費和“產能過剩”對全球經濟構成威脅。這一觀點背后是西方對中國發展成就的焦慮，和對中國打破其經濟霸權的恐慌。中國的發展模式提高了人民實際收入，消化了國內產能，并以物美價廉的商品推動全球發展。這與西方人為制造稀缺、少數人壟斷發展紅利的做法截然不同。西方把自身發展困境歸咎于中國，殊不知自己才是真正的“失衡”制造者。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鮑韶山
(Warwick Powell)

昆士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英國《金融時報》資深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近期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對中國的儲蓄率、消費率和所謂的“產能過剩”表達了看法。他警告稱，世界“無法容納這樣一個經濟體量超大，但消費份額僅占全球39%的經濟體”。沃爾夫認為，這有力地證明了中國經濟“失衡”。在西方主流中，沃爾夫并不是唯一一個持這種觀點的人。然而這個說法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其背后隱藏著許多西方評論家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層面上的不安。

中國的發展模式是卓有成效的：它提高了實際收入，通過投資和實際工資增長消化了國內產能，同時出口物美價廉的商品，擴大了全球發展機遇與消費空間。對于全球億萬人口，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人口來說，中國不是在制造問題，而是在解決問題。

令許多西方評論家頭疼的是，中國從不按照西方的“劇本”來行事。在西方的固有認知中，中國應該是一個被動的消費者，順從的債務國和受約束的生產者。但中國偏要打破這個框框，拒不“服從”西方的要求。相反，中國為國內外提供物質豐裕，讓世界人民共享發展紅利，這與西方人為制造稀缺、排斥大眾的做法截然不同。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所謂“全球失衡”，看似是客觀的經濟分析，實則是充斥著意識形態偏見的政治說辭。那些鼓吹“失衡”的人，從來沒有嚴格定義過什么是“失衡”，也沒有具體說明什么是最優的全球平衡，只是含糊其辭地給“失衡”賦予“失序”“偏差”“不可持續”等負面意義，進而暗示“平衡”應該是“天然合理且具有道德優越性”的狀態。

國際經濟從來就不可能處于絕對平衡的狀態，而是由不斷發展的能力、不斷變化的需求結構、不對稱的發展以及歷史上的剝削壓榨所塑造的。動態變化隨處可見：生產能力的增減不斷改變著生產活動的空間分布，影響著價值流動和積累的軌跡。在這一刻促進“平衡”的元素，在另一刻可能導致“失衡”；今天的“不平衡”，明天可能就會變成“平衡”。世界經濟不是一架兩邊重量完全一致的“蹺蹺板”，這種絕對平衡的靜止狀態過去從未出現過，將來也永遠不可能出現。

在引入“失衡”概念時，西方評論家用道德綁架代替了理性分析。他們用主流經濟學的語言來給“失衡”一說做了包裝，凸顯它的權威性和可信度。然而，西方真正關心的根本就不是中國的增長模式是否可持續——他們真正擔憂的是，中國不愿受現行全球體系的約束，決心改變財富積累不均衡，制約全球發展潛力的現狀，打破幾十年來西方對于全球能力發展和消費的控制權。換言之，所謂的“失衡”并不是一個問題——它只是反映了全球經濟的重組，使西方霸權難以為繼。

圖片來源：東方IC

“失衡”論的核心觀點建立在這樣一個預設之上：中國的消費與GDP之比過低，而其高儲蓄率則表明國內工資受到壓制。這一預設是對宏觀經濟學和中國發展軌跡的誤讀。

儲蓄意味著盈余。是先有消費而后有儲蓄，儲蓄是消費之后剩余的部分，而不是反過來——先有儲蓄而后有消費，儲蓄對消費構成限制。如果儲蓄率很高，該問的問題不是“人們為什么要存這么多錢”，而是“為什么他們的收入高到足以在滿足物質生活需求的同時存這么多錢”。儲蓄率保持相對穩定，意味著收入增長強勁，足以支撐消費和儲蓄，就這么簡單。

中國的消費占GDP比重是否達到了西方的水平，這并不是真正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理由把西方的水平當作某種超越歷史的、天然具有優越性的標準。真正的問題在于，隨著產出的增長，國內收入和投資是否足以消化這些產出。在這方面，中國的表現良好，工資的增長與生產力的增長基本保持同步。投資重點已從運輸物流、能源系統、信息網絡等大型基礎設施以及城市擴張的固定資本，轉向高科技制造業、綠色能源、數字化和新一代物流體系。

中國的模式將生產性投資與實際工資增長結合起來，使供應和需求能力都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強。西方稱之為“失衡”，其實這只是一種不同的、更可持續的結構轉型模式。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還有很多人歇斯底里地高呼中國超大的生產規模“扭曲”了全球市場。但這些評論人士所說的“產能過剩”，在很多情況下實際指的是對外輸出物質豐裕。在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電動汽車等行業，中國的規模和效率把全球價格壓低了好幾個數量級。過去在西方寡頭的壟斷價格下，一些國家永遠買不起這些商品，但現在這些國家也能買得到了。

中國的工業擴張非但沒有把其他國家擠出市場，反而助力更多的其他國家以更低的成本進入全球消費和生產鏈中。尤其是對于“全球南方”國家來說，獲得廉價的資本貨物、機械設備和數字基礎設施是工業騰飛的先決條件。中國的工業能力和貿易模式是全球發展的推動力量，如果有人硬把它叫做“失衡”，那也無妨，但無論如何稱呼它，從“全球南方”的角度來看，它都是值得歡迎的現實。

真正的差別就在于此：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包容性的，通過不斷提高生產能力，提供大量的平價商品和服務來實現發展。相比之下，西方發展模式是排他性的，它通過人為制造資源稀缺，縱容尋租行為，策略性地提高價格門檻，從而將大多數普通民眾擋在發展的大門之外。

醫療、住房、教育和能源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許多西方國家，這些東西之所以價格昂貴，不是因為稀缺，而是因為它們身上附帶了金融屬性，它們的供給被人為限制了。其結果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還有整體經濟的脆弱性：人們的生活水平依賴于信貸、資產泡沫和從別人身上榨取價值。

圖片來源：新華社

西方評論家無法解釋為什么西方不能讓自己的大部分民眾享受發展紅利，更無力為“全球南方”帶來實質性的進步，因此將責任歸咎于中國經濟“失衡”，仿佛全世界的問題根源在深圳而不是華爾街。這完全是一場“甩鍋”的政治游戲。

中國發展模式的最大成就是提高了人民的實際收入，擴大了生產能力，向全球提供負擔得起的商品，這是一種清晰連貫的發展策略。

反觀西方，西方最大的輸出不是產能過剩，而是用一種道德優越感粉飾自身衰落的敘事。中國不可能按西方的套路出牌。說到底，問題不在于中國是否應該改變——中國每天都在不斷發展。問題在于，恰恰是西方自己一邊嘴上高喊反對“失衡”，一邊卻在不停制造失衡。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Fantasy and fiction"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唐文若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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