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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靜宣:我就是有一股勁兒 |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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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記憶·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記憶·老專家口述歷史”是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該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為『心血管醫學博物館』整理原創內容

(全文共約 11000 字,閱讀約需要 27 分鐘)

編者按:第一次見到郭靜宣教授是2018年,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醫生辦公室。個子不高,矮矮的,她常笑著自嘲道:“老了老了,人都長縮了,以前我可不這么矮。”那天的長談讓我印象深刻,彼時初入心血管領域的我,尚不能全全領會她學術貢獻的深遠意義。

隨后幾年,因開展心血管博物館工作的緣故,我們有了更多接觸。無論是為北大學子授課,還是在學術會議上,郭教授總是準備得格外充分。

“小顧,你聽聽我這樣講是不是會超時?我得再練練,不能耽誤別人。”

“這個例子能不能更好地說明當年的情況?”

她常這樣反復向我確認,這股認真勁兒讓我格外敬佩,這不是讓人感到壓力的較真,而是一種對自身要求的執著追求,一種源自內心的專業精神,也正是這股“勁兒”,支撐她走過六十余載醫者之路。關于這股認真的勁兒,郭教授自己卻說“我天賦低,學習能力不如別人,只能下功夫認真對待,不然早就落后了。”

今天,當我們記錄下郭教授的口述歷史,也是在傳承一種精神,一種幾代醫者薪火相傳的堅韌與熱忱。

顧:郭教授,能否請您先簡單介紹一下您的成長背景?

郭靜宣:我是吉林市人,1936年10月15日出生在美麗的松花江畔,在舊社會長到了10歲,在新中國成長起來,可以說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我來自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中學教員,母親是家庭主婦。在家中,我是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七個兄弟姐妹,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整個東北籠罩在淪陷的陰影下,“誓不做亡國奴”的家庭教育理念深深影響著我們兄弟姐妹。

我父親很重視教育,保證每個孩子都能上學,完成學業。我們這些兄弟姐妹也爭氣,不僅都考上大學,還都從事著與醫學相關的工作。其中,我二哥考上了小河沿醫學院2,與吳英愷3院士是前后屆學生,我四哥上了白求恩醫學院4,五哥上的山西醫學院5,六哥考上了哈爾濱醫科大學6,姐姐是上的護士中專學校,后來也通過“護轉醫”成為了一名兒科醫生,她所在的醫院在吉林市很出名,叫高大夫教會醫院7。我記得哥哥姐姐還在上學的時候,只靠父親一人掙錢,家里經濟困難,母親會帶著大一點的孩子糊火柴盒掙錢補貼家用。


幼年郭靜宣教授家庭照片,左一幼童是郭靜宣教授

小時候,我的玩具經常是哥哥姐姐們的聽診器,稍大一些又有了白大褂。耳濡目染的家庭氛圍在我心中埋下了學醫的種子。特別是在解放前夕,我的四哥毅然決然地從東北跑到張家口參加革命,1951年作為隨軍醫療隊員參與解放西藏。看著四哥寄回來的照片,身穿軍裝及白大褂救治傷員的樣子,我深受鼓舞,立志跟哥哥一樣投身醫學救死扶傷。


青年時期郭靜宣教授與哥哥們的合影

顧:您是如何走上醫學道路的?

郭靜宣:1956年,我以全學科5分(滿分)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參加高考時,我的第一志愿就填報了北京醫學院8,其余五個志愿也都是醫學相關專業。最終以均分89分的成績如愿被錄取。這里也看得出來,我是一門心思想學醫的。


郭靜宣教授1955年高中學習(一排右二)

本科畢業后,醫療系300人中有13人被選拔進行研究生學習,我被選為生化教研室的研究生。但當時,我不愿意離開自己所熱愛的臨床事業。恰好同期有一名同學被分配到北醫三院9臨床科室,而這名同學更希望從事基礎研究工作,趁此機會我們互換了名額,我如愿留在了臨床。這樣一來,我也就放棄了攻讀研究生的機會。現在回想起來,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確的選擇。


郭靜宣教授拍攝于北醫三院急診科李時珍像前

顧:是什么讓您對心血管內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郭靜宣:1961年畢業以后,我進入北醫三院內科工作。剛工作不久,我就遇到兩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患者。第一位是清華大學的體育教員馬約翰10,當年83歲,因胸痛來診,那時候簡陋的診療條件,只能依賴心電圖檢查明確他是一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但想深入了解其冠狀動脈具體病變的嚴重程度是不現實的,畢竟當時連一個心電監護的設備都沒有,只能對癥用藥,幸運的是經過一個月觀察治療順利出院。另一位患者就沒這么幸運了,65歲,心電圖診斷急性下壁心肌梗死入院,患者心動過緩,大汗淋漓,出現房室傳導阻滯,用了常用的阿托品等藥物提高心率,但是仍然無效,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心率逐漸減慢,慢,慢,慢……直到停止。那個年代對心肌梗死、心肌缺血的治療沒有太多有效辦法,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高達30%。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已迫在眉睫。


郭靜宣教授為患者聽診

在大內科做住院醫期間,我對心電圖特別感興趣,無論在哪個科室,只要病人需要做心電圖,我總要去看看,認真學習心電圖報告,有問題就向老師和技術員請教。后來,1976年,北醫三院派我到阜外醫院11進修學習,這開啟了我心血管專業化的道路。進修期間,我深入學習了急性心肌梗死、心律失常以及血流動力學的改變,特別是右心導管檢查和起搏器安裝,這些學習為我們后來建立心臟重癥監護室(CCU)打下了重要基礎。


北醫三院成立初期照片

1979年回到北醫三院后,我們立即著手建立CCU的雛形,這其中得到了護士長范一竹、技術員劉長江等醫護人員的大力支持。最初在病房里擠出兩張病床,增設了心電床邊監護、心臟除顫儀等設備,陸續開展心肌梗死、心律失常的搶救工作,這也就是CCU的最初形態。經過幾年的發展,直到1983年正式建立了完整的6-7張床的心臟監護室,同時開展了右心導管檢查,并對急性心肌梗死血流動力學進行監測,使得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得到了顯著下降。

顧:1981年,您赴美學習心臟介入技術,那段經歷有哪些難忘的體驗?

郭靜宣:1981年赴美學習是我職業生涯中的一個轉折點。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我被醫院公派赴美學習“左心導管介入技術”。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語言。由于我之前學的是俄語,對英語只能從26個字母開始學起,出國之前,我在語言大學接受了三個月的英語培訓,但對于一個沒有英語基礎的人來說,僅僅三個月的培訓遠遠不夠,對醫學專業英語的了解更是微乎其微。

這個語言難關還是到了美國以后才克服的。到了密西根州亨利福特醫院12,我記得每早到導管室上班,只能很流利地說句“Good morning everybody!”,用英語進行專業技術的交流仍然十分困難。我堅持利用業余時間到圖書館聽錄音帶,學習生活用語和專業用語,主動與導管室的護士交談,她們還帶我到她們家和家人交流。長達半年,專業問題提問、交流就沒問題了。


亨利福特醫院心臟中心歡迎郭靜宣教授的到來

第一天到亨利福特醫院報道,心內科主任歡迎我的到來,并直言:“我的導管室從建立以來,就沒有一個女醫生做心導管工作。”他建議我到超聲心動圖、運動實驗、心臟康復等其他專業。

“我的政府就是派我來學習心導管技術的!”我堅定地回應他,“在中國的醫院里,女醫生可是能頂半邊天的!”也是在我堅持下,他并未調整我的學習計劃,按照原計劃,我順利成為導管室的一員。不過那時候他們醫院也才剛開展冠狀動脈球囊成形術(PTCA)治療,對于這項技術,學員都是觀摩為主,平時更多的是學習冠狀動脈造影技術。


郭靜宣教授赴美進修期間與導師合影

由于導管室從未有女醫生進入學習,他們也沒有合身的鉛衣,個頭瘦小的我只能用繃帶把鉛衣綁在身上,就這樣堅持跟了近400臺冠狀動脈造影手術。記得有一次,一位心絞痛患者,預行冠狀動脈造影檢查,消毒鋪巾后,在準備進行股動脈穿刺前,患者突然在手術臺上抽搐、心臟驟停,我毫不猶豫地跳上手術臺給患者做心肺復蘇,騎跨在患者身上進行胸外按壓,幸運的是病人很快恢復了意識。片刻間,顯示出中國醫生熟練掌握心臟急救的處理能力。


郭靜宣教授赴美進修期間穿戴導管室手術服


郭靜宣教授與其他國家進修醫生合影

顧:回國后,您如何將學到的技術應用到國內臨床實踐中?當時面臨了哪些挑戰?

郭靜宣:回國后,我在王繼山13院長的委托下與同事們創建了北醫三院心臟導管室,相繼開展了多項冠狀動脈介入檢查治療。同時,我也帶著錄像到全國各地進行宣教,向其他醫務工作者介紹冠心病介入治療的技術。

最大的挑戰是設備和器械的缺乏。我們只能利用醫院放射科的頭顱血管造影機器進行冠狀動脈造影檢查。這種機器無法精確調整角度,護士長就用敷料墊在病人身下,通過改變患者體位擺出手術需要的角度。就在這樣的條件下,1987年5月17日,我們成功開展了院內第一例冠狀動脈造影手術。同年次月,陳明哲教授留美歸來,他帶回了一支外國專家團隊,在他們的指導下,開展了國內首例激光冠狀動脈成形術以及院內首例經皮冠狀動脈球囊成形術。

直到1990年,北醫三院才引進了第一臺大型血管造影機,1991年心導管室正式成立。此后,快速開展了冠脈造影、球囊成形術、旋磨術等介入治療。1993年在香港瑪麗醫院Steve Lee教授的指導下開展了冠脈支架植入術,也是國內首批開展該術式的團隊之一。


郭靜宣教授對來自全國各地的醫護人員講解導管室設備


1991年郭靜宣教授及團隊開展冠脈介入治療

顧:您能分享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臨床救治案例嗎?

郭靜宣:有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急診病例,一位40多歲的北京航空學院14教師突發胸痛,合并多次心臟驟停,我們立刻進行了心肺復蘇和急診冠脈介入治療,通過造影發現,該患者冠狀動脈前降支近端血流閉塞,迅速進行冠狀動脈介入治療,手術很成功,病人搶救過來了。患者愛人攜帶子女激動得向我們下跪表達感謝,并包了個紅包給我們,當時現場實在難以推脫,我只好讓護士長先收下紅包并上報醫務處,在病人出院時由護士長歸還,才解決了這個尷尬情況。

還有一次,我們收治了一位72歲的老太太,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嚴重心律失常,出現了所謂的“電風暴”。在導管室搶救過程中,我們使用了多種抗心律失常的藥物,并進行72次電除顫治療,心律失常仍未終止,最后用了靜脈注射β受體阻斷劑才控制住。從入夜到天亮,團隊的每一個人都堅守崗位,沒有一個人因為勞累而退縮。


1990年郭靜宣教授及團隊介入手術中(右一郭麗君、右二毛節明、右三郭靜宣)

這些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醫學既是嚴肅的科學,又是充滿溫度的藝術,成功救治的背后離不開團隊協作的立體支撐,也有患者的托付和信任。當一位醫生能夠救人一命,那種成就感和幸福感是無法形容的,所有的辛苦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顧:作為一名女醫生,您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郭靜宣:說實話,事業與家庭總是難以達到完美的平衡。家中孩子尚幼時,由于繁忙的臨床工作,而且丈夫長期在外地工作,兩地分居,孩子基本是跟著我長大,我只得將孩子全托在托兒所,一周托六天。那時候只休息一天,所以孩子是周一放進去,周六才接出來,其實對孩子來說是很難受的。

很多時候值夜班沒人幫忙照看孩子,我也就只能帶著孩子去病房,讓他睡在心電圖室或辦公室。有一次晚上我有教學任務,在學校上課,小兒子發高燒到40度,人已經有些恍惚,往床底下鉆,說床底下有人,鄰居看他燒成那樣,趕緊把我從給學生上課的教室叫回來。

1981年我赴美學習時,大兒子上初中,小兒子才上小學。對孩子們來說,這種分離的痛苦記憶猶新,因為我們幾乎從未分開過。回國后不久,1984年我又受衛生部委派參加西藏醫療隊,到雪域高原從事醫療援藏工作,那時正好小兒子要小升初,幸運的是他考試發揮得比預期更好,考上了北京市重點中學。

每每談及家庭,我總是心中有愧,尤其是有愧于子女。可是作為醫生,身肩人民健康重擔,我沒有選擇,哪怕再來一次,我還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我想,孩子們也理解我,因為他們看到了我對工作的熱愛和投入,這或許也影響了他們各自的人生選擇。

顧:請您談談1984年援藏15的經歷?

郭靜宣:1984年,衛生部組織醫療隊支援拉薩的建設,其中北京大學的醫療隊由四名醫生組成,就我一個女的,而且年紀最大,當時48歲。雖然我剛從美國進修回來,正是大展身手的時候,但黨委書記找到我并和我說援藏工作有一定風險,我沒有猶豫直接答應,我是一名黨員,哪里需要我就在哪里。

當時的西藏建設可不像現在,條件特別落后。我們走之前,要求每位隊員自備帶一箱罐頭,因為到了那里可能沒肉吃。我們一個隊四個人的罐頭都集中到一起,集體吃飯,輪流使用大家的物資。

到西藏前,我們先在成都適應了一個星期,一旦感冒就容易引發高原性肺水腫。到現在我都記得,飛機剛一落地拉薩貢嘎機場,機艙門一開立刻感到缺氧,嘴唇發紫,走兩步就覺得氣短。當時醫療隊里,有一位呼吸科醫生比我反應嚴重,在去拉薩的路途中出現急性肺水腫,住院一個星期才能出來工作。

在西藏,我們被分配在工人醫院工作,醫院位置靠近羅布林卡公園。我承擔了兩項主要任務:一是診治當地患者;二是援藏建筑工人的醫療保健。在工作過程中,為了培養當地醫療力量,我主動開辦了“拉薩地區紅醫班”,培訓了十五六個赤腳醫生,其中還包括兩個藏族醫生。


郭靜宣教授(一排左二)與當地喇嘛合影

當地條件確實艱苦,在黑板上教學寫字時,十分鐘手就會酸得抬不起來,必須放下來休息,這都是因為缺氧造成的,所以當時拉薩的醫院最高只有三層樓,人也爬不動更高的樓層。

有一次,一個藏族婦女重病被送入工人醫院,突發心臟驟停,當時家屬看到她的情況,認為人肯定要走了,失聲痛哭。我立即進行了心肺復蘇,成功將她搶救過來,家屬特別感激。這件事被拉薩日報報道,稱我們是“拉瑞巴”,也就是神醫的意思。


1987年12月19日,《北京日報》4版,《從北京來了“拉瑞巴”》

北醫對我們這支醫療隊非常重視,時任北京醫科大學黨委彭瑞驄16書記親自到西藏來慰問我們,了解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這種領導的關心讓我們感到非常溫暖。

我們雖然主要承擔的是醫療工作,但也結合當地高原缺氧的實際情況開展了相關科研工作。我們系統研究了“西藏高原地區血液流變學特點”,并獲得了西藏自治區科技進步獎。回顧這段援藏經歷,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們不僅直接服務了當地患者,更重要的是培養了一支“留得住、帶不走”的本土醫療隊伍,也算是為西藏的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貢獻了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


1984年援藏醫療隊部分人員合影,彭瑞驄書記(一排左二),郭靜宣教授(一排右二)

顧:您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特別是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術(心肌打孔),能談談這項研究嗎?

郭靜宣:科研與臨床是相輔相成的,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圍繞臨床問題來開展的。我查閱國內外文獻,發現1981年Mirhoseini教授首次利用CO2激光在試驗犬左心室壁上打孔并獲得成功,結果顯示可以建立微循環,直接引流心腔血液灌流心肌,改善心肌血運。當時國內還沒有人把激光應用到臨床,我敏銳地捕捉到科研的意義。


郭靜宣教授指導科室成員進行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術

這項技術主要是解決心肌缺血的問題,特別適合于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糖尿病患者的冠狀動脈常常是嚴重的彌漫性血管病變,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支架植入,還是搭橋治療都無法順利開展。但患者心肌缺血很嚴重,心功能受損。這時候怎么解決缺血問題呢?就采用激光心肌打孔促進心肌血管再生,改善心肌缺血。

在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我組建了一支多領域、多學科、多層次的團隊,包括中科院電子所葛齊總工程師研制激光器、北京郵電大學楊桂臣教授研制光纖、心內科、心外科、動物室、病理科等等,現在有個詞兒叫“醫工結合”,正符合當時我們的工作模式。

1987年,我們團隊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術(TMLR)基礎及臨床實驗研究》。有了基金支持,我們開展了大量動物實驗,從小老鼠到兔子、狗、豬等各種動物。整整十年,這個工作我們做了十年的基礎研究,為后續臨床治療打下了堅實基礎。

1997年3月北醫三院在完成冠脈搭橋的同時進行直視下心肌打孔,成功完成了第1例人體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術。這項研究成果于1998年在巴西“第13屆世界心臟病學術大會”上展示。從1987年開始,與心臟外科萬峰教授開展協作,他在臨床上開展了400多例心肌打孔手術。


郭靜宣教授在巴西參加學術會議壁報交流

從1988年至2006年,陸續發表了36篇關于激光在心血管疾病中的基礎研究及臨床應用的論文。我相信,隨著技術進步,特別是維持孔道開放技術的發展,這項技術將會有更廣闊的前景。

顧:您在醫學教育方面也有很多創新,能分享一些教學經驗嗎?

郭靜宣:作為大學附屬醫院的醫生,我同時承擔臨床與教學的工作任務。我主要負責從基礎醫學到臨床醫學過渡的“橋梁”課程。這些課程對于醫學生來說非常重要,是他們從基礎學習進入臨床實踐的關鍵環節。

關于教學方法,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將復雜的醫學知識形象化、生動化,尤其是物理診斷——望觸叩聽中心臟聽診難度較大。

按照教科書的方法往往比較抽象,學生難以理解記憶。心音和雜音的變化是聽診的核心內容,但這些微妙的聲音變化難以用文字準確描述。雖然我們會使用錄音帶輔助教學,但錄音效果與真實病人的聽診還是有差距的。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在教學中加入了口技。除了講解基本原理外,我會用口技來模擬各種心音和雜音的變化,讓抽象的聲音具象化。比如心尖部的正常心音、年輕人的生理性三音律和心衰早期患者病理性三音律(奔馬律),聽起來,它們是截然不同的。還有吹風樣雜音和雷鳴樣雜音,通過口技模擬能讓學生有更直觀的感受。

去年還有個學生回國后和我說:“郭老師,您40年前講的海鷗音,我到現在還記得,您在課堂上模仿雄性海鷗與雌性海鷗的叫聲,這些都不是教科書上簡單的一句‘海鷗音’能夠理解的。”這些細節需要在教學中傳達給學生,才能在復雜的臨床工作中精準識別出問題。

1985年我們還制作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教學電影,榮獲華北地區高等醫學校一等獎、北京高校“金燭獎”。還有關于除顫器工作原理和適應癥的教學錄像帶、錄音帶。

這些都是很小的嘗試,主要是想讓這些抽象的醫學知識變得更具體一些。醫學生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如果能讓課堂有趣一點,記憶深刻一點,對他們以后的臨床工作可能會有幫助。


郭靜宣教授帶教學生

顧:退休后,您仍然活躍在臨床工作中,是什么讓您保持如此旺盛的工作熱情?

郭靜宣:現在也沒有那么活躍了,2023年4月因新冠疫情,醫院規定80歲以上老專家就暫停門診了,但我仍堅持參加科室大查房,每周三次。這些查房各有特點:心血管科查房注重臨床技術和最新進展,急診科查房培養年輕醫生的應急處理能力,大內科查房關注罕見病例和跨學科知識。醫學發展日新月異,即使是老專家也需要不斷更新知識,否則很快就會落伍。


郭靜宣教授依舊活躍在各大學術會議上

使我保持熱情的,更多是對醫學的熱愛和責任心。每當看到患者因我的治療而恢復健康,那種喜悅和成就感是難以言表的。醫學是我畢生的事業,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從年輕時就是這樣,挑燈夜戰學習的情景在家人印象中是常態。我總是最后一個睡覺,看書到很晚。即使到了現在89歲的年齡,我依然保持著這種習慣學習新知識,接受新觀點。

這次會議上(全國心臟病學介入論壇)我要主持討論八個介入并發癥病例,因為我已經20年不做手術了,為了做好準備,我反復查閱資料、前沿文獻,為每個病例準備了3張紙的筆記,但實話說我覺得還是紙上談兵了,更多是來學習做學生的。

我常說,醫院就是我的家。如果超過三天不來醫院,我就會感到不踏實。我認為,人活著就要有所作為,有所貢獻。只要健康狀況允許,我就會繼續工作,為患者服務,為醫學事業添磚加瓦。退休后,北醫還給我頒了個“老有所為”獎,也是對我退休后工作的一種肯定。

顧:最后一個問題,您有哪些話想對年輕醫生講的?

郭靜宣:對于每個醫生而言,都必須牢記《希波克拉底宣言》:把我的一生獻給人類;我將首先考慮病人的健康和幸福;我將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我要保持對人類生命最大的尊重……那么如何做一個有情懷,有溫度,有擔當的醫生,我想分享幾點人生感悟:

  1. 干一行就要愛一行,活到老學到老,與時俱進。醫學發展日新月異,我89歲了還在學習新知識,年輕醫生更要保持學習熱情,時刻關注醫學前沿,讓專業水平與時代同步。

  2. 在工作中想要做出成績,需要堅韌不拔的意志,端正態度,有自我犧牲精神。重要研究與臨床工作都需要長期堅持和不懈努力。年輕醫生要做好吃苦準備,以患者為中心,記住救死扶傷是我們的神圣使命。

  3. 敏于思考、善于思考,總結問題、勇于創新。年輕醫生要培養自身的洞察力,對每個病例深入思考,敢于質疑傳統,勇于探索創新。

  4. 保持幸福感,積極樂觀,能驅動科研和臨床工作。我們都知道醫務工作繁忙,工作也可能因不同原因出現起伏,這些都是常態,但一定要調整好心態。

  5. 把握機遇,懂得感恩。如今生逢盛世,當不負盛世。現在,你們擁有更好的條件和平臺,要珍惜機遇,感恩培養,把感恩之心轉化為服務患者、奉獻社會的動力。

結語

從松花江畔到首都北京,從初出茅廬的年輕醫生到心血管介入領域的開拓者,郭教授那股“認真的勁兒”成就了無數患者的生命奇跡,她用六十余載的從醫生涯踐行著“活到老,學到老”的醫者精神,正如她所說:“人活著就要有所作為,有所貢獻!”


郭靜宣

主任醫師、教授

出生于1936年10月,漢族,吉林省吉林市人,內科心血管病專家,中國介入心臟病學專家。1961年畢業于北京醫學院醫療系。畢業后分配在北京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內科任住院醫師、主治醫師、主任醫師、副教授、教授等職。196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1年赴美國進修學習心血管疾病的診療及心臟導管術。專業特長為冠心病、高血壓病、介入性心臟病學與心臟導管術(冠狀動脈造影、冠脈球囊成形術、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術、冠脈激光成形術、腔內旋切術、冠脈支架術及血管內超聲等)、人工心臟起搏術及心臟電生理檢查及治療的基礎研究、血管再狹窄機理及預防的研究。曾任北京醫學院醫療系、衛生系、精神衛生系、基礎醫學系及藥學系的臨床授課、臨床實習以及進修醫師和研究生的專題講座課,并主編《抗栓及溶栓治療》、《急性冠脈綜合征心電圖臨床實踐》,參與編寫《介入心臟病學》、《心臟病學》、《免疫學》、《血管醫學》及《心導管學》等著作中的部分章節,翻譯了《臨床心血管藥理》。先后榮獲中華醫學獎、衛生部科技獎、教育部科學獎、北京市科技進步獎、全國醫藥衛生科技成果獎、進步獎、西藏自治區科技進步獎、北京醫科大學科技進步獎等12獎項,獲自然科學基金等項目6項,參與編寫指南、專家共識10項,完成國家“七五”攻關課題2項、“八五”攻關課題3項。參加“九五”攻關課題4項。發表了“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術的實驗研究”、“急性心肌梗死靜脈溶栓再通的臨床指征及冠狀動脈造影的對比研究”、“冠脈內Pal-maz-Schatz支架的應用觀察”、“激光心肌血管重建聯合非體外循環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的隨訪研究等學術論文280篇。1993年被聘為博士生導師,培養碩士18名,博士23名。曾任中國心電生理心電圖起搏研究會委員、全國風濕病學會委員、《中華心血管病雜志》編委會編委、《中國循環雜志》副主編、中國老年保健協會理事、北京醫科大學老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醫科大學激光醫學及心血管研究所常委,現任中國介入心臟病雜志副主編、中國循環雜志特約顧問、中國醫師學會高血壓專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高血壓聯盟理事、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及老年科資深專家委員會委員、衛生部海峽兩岸醫藥交流協會心血管及老年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等,是美國紐約科學院會員、國際心臟研究會會員。1992年被評為衛生部優秀教師,1992年開始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待遇。


  1. 九·一八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奉天(今沈陽),以武力侵占東北的事件。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

  2. 小河沿醫學院,現中國醫科大學,1912年由蘇格蘭基督教會青年醫生司徒閣創辦,原名奉天醫科大學,因地址位于小河沿邊,常被稱為小河沿醫學院,后多次改名、合并重組。

  3. 吳英愷,(1910年5月8日—2003年11月13日),中國科學院院士,醫學家,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首任會長,中國胸心外科的開創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學創始人,組建了三個醫院和五個外科,在醫療、預防、科研、教學和國際醫學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貢獻。

  4. 白求恩醫學院,現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前身是創建于1939年9月的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諾爾曼·白求恩參與了學校的創建和教學工作。1940年1月,為了學習和紀念白求恩,學校更名為白求恩學校,后多次改名、重組合并,2000年改制為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

  5. 山西醫學院,現山西醫科大學,前身是山西醫學傳習所,1919年創建于古城并州,1953年獨立建校,更名為山西醫學院。1996年更名為山西醫科大學。

  6. 哈爾濱醫科大學,原濱江醫學專門學校始建于1926年,1949年與原興山(現鶴崗市)中國醫科大學(前身為中國工農紅軍軍醫學校)第一、二分校合并,組建成哈爾濱醫科大學。

  7. 高大夫教會醫院,現吉林市中心醫院,1896年由蘇格蘭基督教會醫生高積善創立,原名吉林施醫院,免費醫療、醫術高超,被民眾稱為高大夫醫院,1954年與吉林市中心醫院合并。

  8. 北京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院前身,1954年唯一一所醫科學校被指定為六所全國性重點大學之一。

  9. 北醫三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始建于1958年,是國家衛健委委管的集醫療、教學、科研和預防保健為一體的現代化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1988年誕生中國首例試管嬰兒。

  10. 馬約翰,(1882-1966)中國近代體育史上的著名體育教育家,一生積極倡導體育,熱情指導青年進行體育鍛煉,被后世稱為“我國體育界的一面旗幟”,1954年起任中國田徑協會主席,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副主席、主席。

  11. 阜外醫院,始建于1956年,前身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科醫院。

  12. 亨利福特醫院,由汽車先驅亨利·福特于1915年創立,以創新技術聞名,發明多項創造性臨床應用,包括多導心電圖應用、二尖瓣狹窄治療等。

  13. 王繼山,我國知名兒科專家,1981年-1993年擔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

  14. 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始建于1952年,由清華大學等八所院校的航空院系合并而成。

  15. 1984年援藏,1984年國家投資在西藏興建43項工程項目,為配合工程隊伍的健康,首次啟動對口醫療援藏方案

  16. 彭瑞驄,公共衛生專家,醫學教育家,1980-1993年任原北京醫科大學黨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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