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讀過李商隱的七言絕句：“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又見李白名句：“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

　　不必說漢朝文景之治是何等盛世局面，也不必說河南郡洛陽城是何等繁華文明，單說賈誼出生在公元前200年漢高祖6年，便知他當真生其逢時，非無明主。

　　不必說《過秦論》是何等蕩氣回腸，也不必說《鵩鳥賦》（fú ，一種鳥類，形似貓頭鷹）是何等知命不憂，單說他年輕時所做的《論定制度興禮樂疏》，便知他當真是政見非凡，文采斐然。

　　如此生其逢時，又有才華又有政見的人，為何其境遇能得到眾位文人的紛紛提筆垂憐，卻不得一代明主漢文帝的重用呢？

　　若讓我說，或許是賈誼此人“才有余而識不足”吧。

一、生逢時，才有余

　　公元前200年，漢高祖6年，賈誼出生在河南郡洛陽城。三歲識字，七歲能詩，更拜師荀子的學生張蒼（李斯、韓非的師弟）。

　　年十八，便受到河南郡郡守吳公重用。當時，只要是河南郡中的重要事情，吳公都要與賈誼商量，不逾三年，當地便政通人和，百姓安居。當世時也，河南郡竟超過了陜西，被評為天下第一。

　　才高策勝，可以想到他該是如何意氣風發。

　　公元前180年，創造文景之治那般盛世的漢文帝劉恒登基。他聽聞河南郡郡守吳公政績斐然，于是將其提拔到中央，此時賈誼的時運也到來了。

　　吳公受到重用，自然不會忘記曾經幫自己大忙的少年郎，他在漢文帝面前極度贊揚這位才高八斗的賈誼。這成功讓漢文帝對賈誼產生了興趣，他將其從洛陽召到了長安，一番促膝交談，很快便為賈誼的才華傾倒，于是將其封為“博士”。

　　此后一年，每逢漢文帝出題討論，他都能對答如流，一針見血，獲得漢文帝及一眾同輩人的贊許，于是又被破格封為了“太中大夫”。

　　有著吳公這樣的政壇大佬扶持，又有漢文帝這樣的明君欣賞，賈誼的前途何止是用光明來形容。

　　公元前178年（文帝二年），賈誼上《論積貯疏》，對當時人們棄農經商，過度奢侈的風氣滋長進行抨擊，說這是國家的大禍患，提出積貯才是國家的命脈。

　　漢文帝很欣賞其重農抑商的看法，于是采取了他的政見，緩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漢朝的統治。

二、不忍耐，識不足

　　公元前177年，賈誼23歲，憑借著卓越的才華與優異的政見聞名于長安，此時漢文帝想要提拔他做公卿。

　　只是可惜賈誼過于張揚，受到了老臣反對，特別是絳侯周勃、灌嬰、東陽侯等位高權重的人極力反對，他們說賈誼太過年輕不適合官居公卿高位。

　　誰都知道那不過是不想賈誼高升的說辭，明明秦朝甘羅十二歲，便被封為上卿，年紀與功名并不一定相符合，只不過賈誼年輕氣盛的模樣，招來一些人不滿而已。

　　他們造謠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漢文帝當然知道這是謠言，但他沉思之下，依舊疏遠了賈誼。

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因為他知賈誼不被老臣認可，年輕氣盛，太過招搖，過分的帝王恩寵可能會是一件壞事——不得人心卻官居高位只會害了賈誼，其才華確實毋庸置疑，但其性情并沒有那么沉穩。

公元前176年（文帝四年），漢文帝將賈誼貶為了長沙做太傅。

漢文帝畢竟是一代明主，他不可能看不到賈誼的政治價值，而不是簡單地被臣子們的謠言蠱惑。

所以，他的用意大概是歷練賈誼，畢竟賈誼需要閱歷與沉淀。長沙位于楚地，距離京師千里之遙，北望長安而不得見，而此時賈誼不過24歲，昨日還是天子階下臣，今日已外放至千里。

　　少年得志，備受重用的賈誼，自然受不了如此天上人間的反轉。

　　他的滿腔憤懣，都寄予到了文章之中，過湘江時，想到了不得重用的屈原，與屈原感同身受，洋洋灑灑寫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賦》。

　　賈誼一生中所寫的大半名篇，都是來源于這一時期。

　　公元前176年，周勃被捕系獄時，賈誼作《階級》，建議文帝以禮儀對待臣下，不應如此大動干戈，將臣子捕入大獄。

　　公元前175年，漢文帝準許吳王鑄造銅錢，賈誼作《諫鑄錢疏》，反對私自鑄錢，認為這樣會造成國家財政混亂。

　　公元前174年不祥之鳥有鵩（fú）鳥飛入賈誼的房間，賈誼本就以為自己壽命不長，又見此鳥更加傷感異常，于是作《鵩鳥賦》，感慨自己人生無常。

　　到如今，賈誼已經被貶入長沙三年，盡管他寫下了不少針砭時弊的名篇，但是通過他的作品我們看到其憂憤之情三年不減——因為他堅信自己的才華當世無雙，漢文帝非他不可。

可事實并非如此，漢文帝并不是非他不可。

公元前174年，漢文帝將賈誼召回長安，于未央宮宣室見了賈誼一面，與賈誼徹夜長談，漢文帝依舊驚嘆于他的才華，但是也看到了他的憂憤，并沒有如想象中那般沉淀內斂，想提拔他的心一下子涼了下去。

漢文帝當時想必是失望的，畢竟如此有政治才華的人，性格上卻有如此不足。

　　漢文帝需要的是一個純粹的政治之臣，一心為國家社稷著想，而賈誼本質之上是文人，有著文人所專屬的感性——優柔寡斷，這樣的人于政事不利。

　　所以漢文帝在賈誼歸來之后，并沒有委其重任，而是讓他做梁懷王太傅，教自己最寵愛的小兒子學習。這也算是物盡其用吧，不能做漢文帝的左膀右臂，可畢竟賈誼的才華也不是假的。

　　你若說漢文帝后悔嗎？后悔倒是不至于，畢竟這三年之間，賈誼的長進不大，而漢文帝卻是徹底把握住了朝政，一干阻礙他的老臣也相繼離去。

　　國家處于蒸蒸日上之際，大把大把具有政治才能的人進入了朝堂。你看，賈誼雖說是其中佼佼者，但是也并不是非賈誼不可。

　　就這樣，因為賈誼的識不足，與做朝廷重臣的機會擦肩而過，在梁懷王墜馬死后，賈誼逾不得漢文帝重用，最終郁郁而終。

　　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三、結語

　　因為漢朝這樣一個強盛富裕，北逐匈奴，南滅蠻夷的王朝，文學造詣最高的不過一個司馬相如和一個賈誼，而司馬相如做到了丞相之位，賈誼卻郁郁而終。

　　后世懷才不遇不得重用的文人，對賈誼的遭遇總是抱有一種惋惜的思想以及感同身受的態度，于是李商隱作《賈生》，李白作《行路難·其二》。

　　但后世的皇帝卻并不這樣想。雍正帝是漢文帝的迷弟，因此，他對賈誼的評價以“疏狂”二字蓋之，甚至于改王勃名句，說“屈賈誼于長沙，必須圣主，竄梁鴻于海曲，正待明時”。

　　古往今來對賈誼的評價總是兩極分化，但其實兩方都有偏頗，李白、李商隱身為文人對賈誼的評價太過于抬高，而雍正帝作為漢文帝的崇拜者，對賈誼的評價太過于貶低。

　　最為公正的評價，當屬蘇軾的一句：“才有余而識不足！”賈誼不得重用的原因莫過于如此了。

現如今，斯人已逝，賈誼當時的憤懣，漢文帝當時的無奈，我們并不得半分窺見。

現在唯一能見到的是賈誼的詩文辭賦，史書上所記載漢文帝開拓的盛世局面。

　　我們當然為賈誼不得重用而感到惋惜，但這終究是他自己的缺陷。我們不能過于相信詩人詩句中的對賈誼的評價，而應該全面全方位了解賈誼，知道賈誼不得重用的真正原因。

新時代的我們更不能步賈誼后塵，不能恃才傲物，畢竟有才華的又并非只有區區一人，沒有什么非你不可，所以我們要懂得沉淀忍耐，放開胸懷，終會有出頭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