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有城

故紙流年，鑒“股”觀“金”。自清朝末年開始，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約有數千家機構發行了大約上萬種的股票，可是與革命事業相關的股票卻吉光片羽，寥若晨星。其中，1933年方志敏在閩浙贛省蘇區成功地發行了閩浙贛省蘇維埃銀行股票，堪稱是紅色政權發行股票的第一次嘗試。形形色色的老股票，圖案迥異，面值紛雜，蘊含著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豐沛信息，也躍動著生生不息的紅色基因。形形色色的老股票，圖案迥異，面值紛雜，蘊含著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豐沛信息，也躍動著生生不息的紅色基因。

新聲·商務印書館股票

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總公司及印刷制造廠全景

股票是舶來品，通過向社會發行股票來募資創辦企業，由近代以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傳入中國。創辦于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曾出版大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館內成為中共中央的秘密聯絡點之一，也是早期工人運動的重要策源地，茅盾、陳云、鄭振鐸、葉圣陶等一批中共黨員從這里走出。

這家中國近代出版界的龍頭企業從誕生到初期的發展，外來技術、資金乃至文化一直是其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一二八事變”企業遭日寇轟炸，其資本從啟動時不足4000元，經多次增資、擴股后逐步增加到500萬元；1931年實現當年出版種數近800種，營業收入創出歷史新高，達329萬元；數十家分、支館店遍布神州乃至新加坡。建館10周年時，包含編譯所和4個印刷所的新大樓在上海閘北占地80畝的寶山路廠區落成。至1931年，商務印書館已發展成為一家擁有3700多名員工、300多人的編譯團隊和一流印刷設備的出版企業“巨無霸”。這一切，當然也離不開金融杠桿的撬動。

商務印書館老股票上的“董事張元濟”，人稱“出版巨子”，自從他1902年加盟以來，商務印書館從一家小印刷廠起步，逐漸發展成全國首屈一指的教科書“出版大戶”和傳播新知新學的重鎮，除了出版《辭源》《四部叢刊》等大型工具書，還先后創辦《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小說月報》《學生雜志》《英語周刊》等數十種刊物。

中共創始人當中，張元濟與陳獨秀的淵源最深。早在1902年，商務館就出版了他的處女作《小學萬國地理新編》，那時陳獨秀還在東京留學。1920年，陳獨秀由北京回到上海，張元濟即邀請他擔任館外名譽編輯，“陳（獨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編輯事務也不愿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愿任商務的名譽編輯不過是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元，編輯事務不像其他名譽編輯要給商務審閱稿件，而只要每年寫一本小冊子，題目由陳自己決定。”每月300元，一年只需寫一本小冊子，且選題及內容自定，足見張元濟對陳獨秀信任至誠。

透過微微泛黃的老股票，商務印書館篳路藍縷開墾的進步文化“產業鏈”，以及謀求商業效益與文化理想的平衡運營思路，殷殷可鑒，躍然紙上。

先聲·創造社出版部股票

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那一年，在上海郁達夫的寓所，會同郭沫若、田漢等幾位年輕人一起，創立了新文學運動團體“創造社”，在馬克思主義的文學主張影響下，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口號，編輯出版《創造周刊》《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思想》《洪水》等刊物。1926年，為了補強出版能力，創造社出版部破土而出。籌備人之一、作家葉靈鳳在《記〈洪水〉和出版部的誕生》中敘述：“創造社出版部在上海開始籌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招股籌備期間的辦事處，設在南市阜民路（今光啟南路）周全平的家里。那是一座兩下兩上上海弄堂式的房屋，不過卻沒有弄堂而是臨街的。全平的家人住在樓下的統廂房，另外租了樓上的亭子間。那里就是出版部的籌備處。同時也是《洪水》半月刊的編輯部。”

創造社出版部至1929年被國民黨查封，遺存的文物鳳毛麟角，所以由它發行的股票更顯彌足珍貴。當時，每股5元的招股信息一經發布，反響甚為熱烈，古道熱腸的認股者紛至沓來，大多為愛好新文藝的青年，有的還通過附有5元郵政匯款的掛號信寄來。“眾人拾柴火焰高”，沒過多久便募集到了足額股本。

有了資金，何處安營扎寨？出版部四處找房，終于落址閘北寶山路三德里11號。在這條小弄堂里，世界語學會、中國農學會、中國濟難會等擠擠插插，這些都屬當時的革命外圍組織。據葉靈鳳回憶，國民黨特務對進步團體“一個一個遭搜查和封閉，最后也輪到我們頭上，出版部也第一次受到搜查，接著就來封閉，并且拘捕了包括我在內的幾個小伙計。”

清聲·文匯報社股票

淞滬會戰后，滬上各大報紙相繼停刊，上海急需一份宣傳抗戰、鼓舞市民斗志的報紙，滬寧鐵路局高級職員嚴寶禮籌集7000元資金，請出報人徐鑄成，醞釀成立《文匯報》。報紙面世，銷量直線上升，但因發表抗日言論被勒令停刊。

抗戰大捷，《文匯報》復刊，徐鑄成重出江湖，他和投資人嚴寶禮約法三章，其中一條即是“報社不接受任何政治性的投資，報館或記者不得接受任何津貼”。為此，《文匯報》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義招募民間股款，并以“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和獨裁，代表人民利益說話”的嶄新面目出現在讀者面前。這一辦報立場，無疑觸動了國民黨政權的神經，于是采取各種手段干預報社，甚至轉給嚴寶禮和徐鑄成一張中央銀行的空白支票，要他們隨便填數，接受政府投資。所有招術均告無功而返，便使出“殺手锏”——《文匯報》再度停刊。

在同香港共產黨方面的負責人接觸之后，徐鑄成決計轉戰港島創辦《文匯報》，獲得夏衍 、 沈鈞儒 、 李濟深 、 郭沫若 、 章伯鈞 等在港民主人士的支持。雖然頭寸拮據，募得股款僅有四五萬元，與當初約定的啟動資金 10 萬元相距甚遠，但大家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螺螄殼里做道場” ，編輯、排字、印刷、發行、食宿都擠在一棟小樓里，與申城桴鼓相應的香港《文匯報》終于出爐了……

回聲·孟淵旅社振興有限公司股票

說到孟淵旅社，頗具傳奇色彩。當年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蒞滬開會，外出時疑心有人跟蹤，連忙叫了一輛黃包車，不問價錢就跨上車說聲“去三馬路孟淵旅社”，而后沿著三馬路（今漢口路）至西藏路步行兜了一個圈子，才算甩掉“尾巴”。上海解放前夕，孟淵旅社還是紅色報刊、宣傳資料的秘密發行站，許多通訊員趕到這里領取宣傳品后四處投送。而且，孟淵旅社及其周邊形成的“旅館弄”，曾經留下了中共“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機關、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等舊址，以及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立三、李維漢、任弼時、李富春、陳毅等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作和生活的足跡。

更為重要的是，“顧正紅事件”發生后，中共地下組織秘密指揮部就設在孟淵旅社3樓14號房間。 5 月 28 日 ，中共中央和上海黨組織舉行聯席會議，陳獨秀、惲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會上決議將工人罷工擴大為國民革命運動。兩天后，上海各校學生和工人涌向租界開展演講示威活動，召開悼念顧正紅的群眾大會，黨組織派專人在此坐鎮指揮，惲代英任總指揮。

孟淵旅社振興有限公司股票印有“董事長徐孟園”字樣，此君系江蘇無錫人，年輕時來滬以做漆匠、鞋幫謀生，1910年在福建路開設吉升客棧，之后合股創辦孟淵旅社，在同業中頗有聲望，曾被推舉為上海市旅社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