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鄉土敘事中重構時代精神

——論謝友義《轉個彎就到——記紫金后花園黃花村》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鄭堅

摘要：本文從空間詩學、新歷史主義和生態批評三個維度，對《轉個彎就到——記紫金后花園黃花村》的多元敘事進行深層闡釋。在空間詩學視閾下，探討空間敘事的物質性書寫，通過具體空間元素連接歷史與當下；分析多聲部敘事如何展現鄉村復雜關系網。在新歷史主義框架中書寫微觀鄉村史，研究詩學敘事特征，包括結構、視角與節奏的巧妙運用。從生態批評視域出發，以交融美學的審美敘事實踐、生態性與文化性共融的生態審美想象和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的結合，譜寫綠色田園的生態牧歌。謝友義的報告文學在文化、歷史和生態的三個維度揭示了新鄉土敘事的深刻內涵，這部充滿鄉土氣息與時代活力的報告文學作品提供了一種理解鄉村變化的新方式，為鄉土文學的未來發展開辟了新的可能性，為深入挖掘鄉土文學在新時代的價值和潛力提供了新的坐標。

關鍵詞：鄉土敘事；空間詩學；新歷史主義；生態批評；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發展與20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革緊密相連，以新聞的真實性與文學的藝術性相融合的特質，構建起記錄時代的文體自覺。追溯其起源，報告文學概念于1930年代從日本引入，由左聯將其確立為獨立文體。抗日戰爭時期，夏衍的《包身工》以底層勞工生存圖景的實證書寫，奠定了其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基調；新中國成立后，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等報告文學作品轉向對集體主義精神謳歌；改革開放時期，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以科學敘事重啟了思想啟蒙；而到了新世紀，何建明《國家》等強化了全球化視野下報告文學的非虛構文學價值。相較于其他文體，報告文學的核心優勢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題材的社會性，始終介入公共議題；其二，作家的理性批判精神；其三，兼具現實記錄與歷史反思的雙重功能。

廣東作為歷史上改革求新的前沿陣地，其報告文學創作深植于地域變革的土壤，形成了“敢為天下先”的創作傳統。近代梁啟超《新大陸游記》首開跨文體實驗先河，1911年《南越報》連載了黃小配的《五日風聲》，以文言紀實“辛亥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的始末，較早確立了報告文學嶺南敘事的啟蒙底色。新世紀以來，曾平標的《中國橋》集中對“中國智造“的精髓即“工匠精神“進行了再現，將港珠澳大橋工程升華為來自一線的中國故事，陳啟文《海祭》梳理和再現了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前后的重要歷史記憶，由張培忠總撰稿的100多萬字的《奮斗與輝煌》首創“集體創作“模式，敘寫廣東小康建設的大歷史，是“人民史詩的大寫。”當代廣東的報告文學創作凸顯出三大轉向：主題上從改革敘事轉向鄉村振興、生態保護等多元議題；方法上融合田野調查與數字技術，強化實證深度；價值上以作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彰顯文體回應時代命題的創新能力。

作為廣東當代報告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之一，謝友義以工業敘事、紅色歷史書寫和鄉土敘事，構建起具有鮮明地域特質與時代精神的創作體系。其作品植根于廣東改革開放前沿的實踐土壤，以在場性敘事深度地探討了工業化、鄉村振興與國家記憶重構等重大命題，凸顯出報告文學介入社會議題的實踐品格。其中，2024年的新作《轉個彎就到——記紫金后花園黃花村》（以下簡稱《黃花村》）以紫金縣黃花村為敘事背景，通過細膩的筆觸和生動的描寫，如實記述了古老的村莊黃花村在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下的華麗轉身。《黃花村》以鄉村振興為題材，不僅關注鄉村經濟發展，還深入探討了鄉村空間、生態保護、文化與現代化的交融及社會關系重構等議題，使主題表達更加多元化，體現了對鄉村振興更全面的關注和思考，為鄉村敘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領域。

本文從空間詩學、新歷史主義和生態批評三個維度，對《黃花村》進行深入解讀。在空間詩學視閾下，探討空間敘事的物質性書寫，通過具體空間元素連接歷史與當下；分析多聲部敘事如何展現鄉村復雜關系網。在新歷史主義框架中書寫微觀鄉村史，關注現實與文學之間的平衡，以微觀敘事的結構、視角與節奏，研究詩學敘事特征。從生態批評視域出發，分析以交融美學、生態性及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的多層次結合的方式，譜寫綠色田園的生態牧歌。

一、空間詩學視閾下的文化地理書寫

敘事是敘述者按照一定的敘述方式將一系列事件組織起來傳達給讀者。在這一過程中，敘述者對事物的組織安排需要依據一定的時序，故而敘事行為與時間的關系尤為密切。然而，這種敘事不僅與時間有關，更與空間有密切的關系，在文學作品中呈現出空間詩學的獨特敘述。本文從空間詩學的視角，闡釋謝友義如何通過空間、人物與敘事的編織，展現了新時代鄉村的變化。通過黃花古道、番客屋等空間的物質性書寫，展現鄉村振興中空間生產的復雜邏輯；采用多聲部敘事，呈現鄉村關系網的復雜性，《黃花村》的敘事呈現出立體多元的模態。

（一）空間敘事的物質性書寫：連接歷史與當下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此在”的本質是向死而生的時間性存在。謝友義以空間為敘事載體，通過黃花古道、番客屋等空間的物質性書寫，將歷史與當下、自然與文化、個體與社會編織成一個有機整體，展現了鄉村振興中空間生產的復雜邏輯，為鄉村書寫提供了新的敘事策略和表現形式。

龍迪勇認為，“既然記憶具有某種空間性的特征，那么創作時以記憶方式來選擇并組織事件而寫成的敘事虛構作品，也就必然會具有某種空間性的特征。”《黃花村》是與特定文化地理空間相關的文本，基本立足于一個實存的空間———黃花村，這個物質空間是黃花村集體從古至今歷史記憶的存儲地，為在空間詩學視閾下“黃花村“空間敘事的物質性書寫提供可能，即通過具體空間元素連接歷史與當下，將“歷史“與“記憶”等時間維度上的“中介載體”，借由空間敘事將其落實到一個個具體的空間內，并將這個空間內部的具體形象和記憶一一對應。

“黃花古道”作為可寫的文本，其空間書寫既有物質空間的現實性，又有精神空間的象征性。謝友義以人類學田野考察的細膩筆觸描摹書寫對象，把黃花古道視為空間書寫的核心——“明、清、民國黃花古道，橫徑通往縣城的主要干道”，它是歷史空間中存在的物質性道路，也是通向當下的精神空間的意象化的精神道路。

黃花古道曾是明清時期為村民通往縣城的交通要道，也是今天游客以腳步親自聯接歷史的物質實體。古道由一千多個石級構成，全長1.5公里，作為歷史的物質載體既是黃花村的重要通道，也是作品中連接歷史與當下的核心空間。古道石級客觀地記錄了歷史的磨損與疊加——明崇禎年間的進士黃鼎臣從這里走向京城，百年后客家人從這里走出、下南洋謀生，當代人則站在這里回望歷史，石級的物質性使不同時代的足跡得以疊加共存，提供了跨越時空對話的可能性。“腳踏著一千多個石級，行走在1.5公里的古道上，用心感受古人的往來穿梭”，通過行走古道，將石級的物質性轉化為時間的刻度，空間敘事理論中空間作為歷史載體的功能在歷史斑駁的石級上所體現，作者在黃花古道上行走時體驗到的“跫音回響”，正是空間物質性與歷史敘事的時間性的融合與交織。

“文化記憶”理論的奠基人阿萊達·阿斯曼從文化史的角度指出：“古希臘羅馬的記憶術這種學說就是把不可靠的自然記憶裝載到一個可靠的人記憶之中，從那時起，記憶和空間就建立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聯系。”也就是說，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對自然記憶的內容進行“重組”，使之與一個高度結構化的空間融合并獲得有效保存，這就是記憶與空間之間最初的聯系。番客屋也是這樣一個承載了文化記憶的融合空間，有關番客屋文本回溯的不是“個人”的記憶，而是整個黃花村歷史進程中文化與商業交匯的集體記憶。

番客屋是客家人下南洋后建造的圍屋，其青磚白墻的物質形態承載著古老的記憶，對其的改造堪稱是文本中空間詩學的一段典范。黃遠鋒接手番客屋后，通過擺放老物件、打造民俗驛站，將青磚灰瓦的客家圍屋由下南洋的歷史遺存物轉化為“吃喝玩樂，尋文化探祖、研學游憩于一體的鄉村民宿驛站”，成了“番客屋經過改造后，屋內有各種客家文化的老物件，屋前有沙灘河流，屋側有綠地廊橋”的現代生態消費空間。這種改造是空間意義的再生產，將歷史記憶轉化為了可消費的當代景觀。列斐伏爾曾提出“空間生產“的概念，包含自然空間、精神空間和社會空間三個部分，在番客屋這一空間的改造中得到完整地體現——河灘和古井保留著本屬于番客屋的“自然空間”，華僑下南洋的集體記憶在“精神空間”里被保留、被傳承，同時旅游經濟的發展再生了“社會空間”，社會體系從黃花村村民擴展到源源不斷的游客和研學的家庭。番客屋的改造也是文化意義的再生產，黃遠鋒租下周邊20畝地，計劃開發親子研學旅游和鄉村民宿，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做相關文創產品，這種空間的物質性書寫凸顯了空間作為文化與商業交匯點的功能。至此，歷史建筑此時此地的生命力得到了完美激活。

通過黃花古道、番客屋、入風亭、黃花茶莊園等空間的物質性書寫，謝友義成功地將歷史與當下、自然與文化、個體與社會編織成一個有機整體，在文本中展現了鄉村振興中空間生產的復雜邏輯。

（二）敘事方式的創新：鄉村關系多聲部的空間敘事

《黃花村》突破單一視角，采用多聲部的空間敘事，通過同一空間內的不同人物的聲音交織，展現鄉村關系網的復雜性，使敘事更加立體多元，為鄉村振興敘事提供了更豐富的手段。

書記會客廳正是多聲部敘事的交匯空間，體現了空間敘事上的第三種張力，原本的行政性空間在民主議事的聲音中轉變為“思想交鋒的磁場”，在這里“青年們結合紫金城當地的實際，給本村特色產業、農文旅融合發展等方面提出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書記會客廳是黃花村敘事空間的中心，是多聲部敘事的聲音交匯點，是協商現代性和傳統性變動的場域，也是歷史與當下銜接語傳承的空間，不同人物的聲音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鄉村關系網的復雜圖景。魏小田作為老一代村支書，他的聲音代表著村莊治理的權威視角，他的行動路線貫穿整個故事，從黃花古道到番客屋，再到共享菜園，他的聲音為黃花村的發展提供了明確的指向。他提到的“一個月內，河道清淤完工，污水處理完工，柏油馬路完工”，是對鄉村治理成效的直接呈現。與此同時，黃乃福作為即將接任的年輕新書記，代表了新一代鄉村干部的視角。在會客廳中，他與魏小田的對話不僅是工作交接，更是兩代人、兩種視角的新舊碰撞。老村支書魏小田提到：

年輕人的腦瓜子好使，像番客屋、黃花莊園、稻田書吧、鄉村酒館、竹林（七賢）咖啡屋、沿江科普徒步道、書畫米酒茶、黃花古道、茶旅仙境、耕讀文化這些思想火花都是聊天喝茶中迸發出來的。

與年輕一代黃花人對新鄉村發展的創新思維相對比，魏小田以老一代的視角回溯黃乃福從“野馬少年”到積極參與村莊事務的轉變，書寫了鄉村關系網中的代際傳承，這些不同聲音的交織，使書記會客廳成為多聲部敘事的核心場域。

不同聲音的交織使共享菜園成為多聲部敘事的實驗場域，共享菜園也是多聲部敘事的實驗場域，青年突擊隊注入了青年力量和青年聲音共同推動了鄉村空間的重構，他們通過“清石頭、除雜草、平地塊”，將荒地變成了共享菜園。優化了物理空間的同時也是社會關系的重構，從自我空間到社會空間。游客在共享菜園中體驗摘菜的樂趣，他們的聲音打破了黃花村封閉的內循環，為菜園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外源性新活力，“共享菜園讓他們享受親手擇菜的田園樂趣”使他們成為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鄉村發展的參與者。村民通過參與菜園的維護和管理獲得了經濟收益，增強了社區凝聚力，他們的聲音表達出共享菜園對村莊生活條件的改善。謝友義通過書記會客廳和共享菜園等場域空間的多聲部敘事，展現了鄉村關系網的復雜性，體現了不同敘事主體在鄉村發展中的多元發展。

綜上所述，在空間詩學視閾下本文探討了空間敘事的物質性書寫，通過具體空間元素連接歷史與當下；分析多聲部的空間敘事如何展現鄉村復雜關系網，《黃花村》的敘事呈現出立體多元的模態，完成了空間詩學視閾下的文化地理書寫。

二、新歷史主義框架下的微觀史重構

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強調文學文本與歷史語境之間的動態互動，反對傳統歷史主義將文學視為被動反映歷史的觀念，也批判形式主義割裂文本與社會背景的研究方法。新歷史主義核心立場為歷史與文本的互構性，認為文學并非孤立于歷史之外，而是與權力、意識形態、文化實踐等共同構成“歷史網絡”。文學既被歷史塑造，也參與生產歷史意義。

（一）新歷史主義下文本與社會的動態互動

謝友義在新歷史主義框架下采用“活歷史”的敘事策略，用微觀史視角將宏觀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具象化為黃乃福、魏小田等具體人物的生命軌跡。將文本與社會背景緊密結合的新歷史主義，在他的《肝膽兩昆侖》中對劉氏兄弟的革命敘事里已有顯現，但在《黃花古道》中更加凸顯了個體命運與時代進程的相互交融。在鄉村相關的歷史書寫與當下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魏小田“從事村委會工作十六年”的堅守，與黃乃福從“脫韁野馬”到村書記的蛻變作為個體命運；曹錦旺的創業史是個人奮斗史詩，亦為新歷史主義所強調的“小寫歷史”的典型樣本。從個體命運到宏大歷史敘事的實踐表明個體實踐既受限于歷史場域，又通過策略性選擇重塑場域規則，新歷史主義強調的文學文本與歷史語境之間的動態互動在文本中得到充分展開。

新歷史主義的方法論是文化詩學與“厚描”，主張通過“文化詩學”（Cultural Poetics）方法研究文學，即將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并置分析，揭示權力話語的滲透；關注邊緣化聲音如何在文本中被壓抑或再現。文本以“文化詩學”的方法對黃花茶的產業振興進行書寫，將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并置分析，運用了“物的傳記”敘事手法寫黃花茶的前生今世的演變路徑，從“傳統手工制茶”到“大數據、物聯網管理”的技術躍遷，茶產業成為觀察鄉村現代化的鏡子。

黃花茶產業鏈從物質到文化的發展路徑勾畫出了鄉村經濟與文化的復雜圖景，而文本中再現了以往被忽略的“聲音”：茶農的視角。文中曹錦旺提到“20世紀90年代，村里的黃花茶仍采用傳統分散種植”，茶農在傳統種植模式下的自身難以突破困境，盡管他們是黃花茶產業鏈的基礎，但其聲音一直被其他報告文學所忽略。游客則為黃花茶產業鏈注入了新的視角，游客在黃花莊園中“親手采摘嫩綠的茶葉，學習古老的制茶技藝”，體驗采茶制茶的過程，了解了茶文化，為成為茶文化的新傳播者提供了可能性。同時，研學學生的加入進一步豐富了黃花茶產業鏈的敘事，他們在研學活動中“從殺青、揉捻到烘干”，學生學習了制茶葉的傳統技藝，也成了黃花古老茶文化的傳承者。將抽象的理想、政策轉化為現實的具體意象的具象化敘事早在《曠野先聲》中對阮嘯仙的書寫中已初見端倪，將革命理想具象化為土地改革的細節實踐。在新鄉村文學中的“百千萬工程”的政策敘事也采用了“從抽象到具象”的歷史重構路徑，避免陷入宏大敘事的空洞，將政府的政策、文件、術語轉化為了實踐結果——“百畝共享菜園”“千畝富硒米基地”等具體意象，使抽象政策獲得了血肉豐滿的敘事載體。

（二）新微觀敘事的特征：結構、視角與節奏

首先，在敘事結構上，《黃花村》采用了線性與環形相交織的敘事結構。線性敘事以敘述者在黃花村的行蹤為線索，從進入黃花村開始，沿著黃花古道一路前行，到書記會客廳、番客屋，最后回到黃花茶的種植與產業發展，這種時間上的先后順序清晰地展現了黃花村的地理空間和人文景觀，黃花古道上的線性敘事：

我們腳踏著一千多個石級，行走在1.5公里的古道上，用心感受古人的往來穿梭，跫音回響，歲月穿行。

線性敘事讓讀者跟隨敘述者的腳步，在黃花村物理空間上移步換景，同時逐步深入了解黃花村的歷史與現狀。環形敘事則體現在黃花村的鄉村振興故事中：過去村民以茶葉為生的艱苦歲月，如今通過發展鄉村旅游、茶產業等實現經濟繁榮，黃花村的發展歷程并非單向的線性進步，循環往復。黃花村的發展呈現出一種螺旋式上升的環形軌跡：

2024年的8月末，剛過處暑，暑氣漸止，天地始肅。一天，云彩如絮，四野空曠。我在紫金縣城接到魏小田電話：“快來黃花古道玩，讀一下這部活著的歷史書。”我馬上啟程，出城轉個彎就到了黃花村。

“轉個彎”不僅是一個物理上的動作，也象征著黃花村“這部活著的歷史書”在歷史與現代之間不斷轉換與發展，形成了一個動態的環形敘事結構，不僅是物理空間上的環形，也是古今時代上起點與終點的環形重疊。

其次，在敘事視角上實現全知視角與限知視角的轉換。在熱奈特敘述視角中，聚焦零聚焦（zéro）中敘述者知道的比故事人物要多，這是一種上帝視角；內聚焦（interne）中敘述者是人物之一，他可以講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但無法講述其他人物的想法；外聚焦（externe）中敘述者知道的比故事人物更少，他像攝像頭一樣追蹤人物的言談舉動，但無法描繪他們的思想。其中，零聚焦的全知視角體現在對黃花村整體情況的宏觀把握和全面介紹上，對黃花村的歷史背景、地理位置、特色產業等進行了詳細的闡述，這種全知視角讓讀者能夠迅速對黃花村有一個整體的認識:

黃花村，隸屬于紫金縣紫城鎮，是紫金的后花園。這個村莊離縣城3公里，村里有航天絲苗米，有富硒酒，有黃花茶，有竹林‘七賢’咖啡館，有番客屋，有君子文化，有壽字文化，有進士文化……

外聚焦的限知視角通過與黃花村書記魏小田、青年企業家黃遠鋒等人物的交流互動展現出來，從他們各自的視角來展現黃花村的具體發展情況。例如在書記會客廳與魏小田和黃乃福的對話中，了解到黃花村的鄉村振興規劃和青年干部的培養情況：“魏小田說，黃花村規劃打造“一園，一學，一步，一站……”作者本人的所思所想通過內聚焦的限知視角書寫，使人更加深入地感受到黃花村鄉村振興過程中的人物情感和具體實踐，敘事視角的轉換與疊用增強了文本的真實性和感染力。

在敘事節奏上，本文采用了快與慢交融的節奏。在介紹黃花村的整體情況和歷史背景時，采用了較為舒緩的敘事節奏，通過對自然風光、古建筑等的細致描寫，營造出一種寧靜古樸鄉村的自然閑適氛圍：“村莊沿路的每一處風景，都可以單獨成畫，可謂一步一景。”這種慢節奏的敘事讓人充分感受到黃花村的自然之美和歷史文化底蘊。而在講述黃花村的鄉村振興故事和人物事跡時，敘事節奏被有意加快了。緊湊的情節安排和人物對話，凸顯了黃花村在新時代的快速發展和青年干部的積極作為。例如：

截至目前，已整理打造小樹林公園兩個、完成兩公里多的村道綠化提升，目前正在黃花村打造“共享菜園”。

青年突擊隊在黃花村開展工作的快節奏敘事突出了黃花村鄉村振興的效率和活力，凸顯出時代的脈搏和鄉村發展的希望。

三、生態批評視域下的田園牧歌變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謝友義在《黃花村》中不僅實現了石濤所說的“代山川立言”，而且升華為“以生態為先，繪一山青綠”的生態批評理念。他說，“站在茶山的頂峰，成片的青綠延伸到天際盡頭。青綠，是所有顏色中最美好的顏色，因為它是生長的顏色，是生機勃勃的顏色。”

（一）交融美學的審美敘事實踐

不同于西方美學將自然之“對象化”，謝友義更多是采取莊子“獨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于萬物”的態度，采用莊子“以道觀物”“目擊道存”的方式，將自身向生態事件開放，成為生態實踐顯現其自身的通道。正如當代著名美學家阿德諾柏林特在其“交融美學”理論中指出，審美交融宣告放棄傳統美學中欣賞者與藝術對象之間、藝術家與觀賞者之間以及表演者與諸如此類的要素之間的分離。……在審美交融中，邊界消失了，我們直接親謎底體驗這種連續性。

審美交融突破了主客二元對立的審美方式，使人與世界合二為一，人與世界的親和關系得以真正地建立起來。文中的黃花村自然景觀書寫富有交融美學的生態美學的意蘊，黃花村的自然景觀具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多樣性和豐富性，“村莊沿路的每一處風景，都可以單獨成畫，可謂一步一景”，黃花村的山巒起伏、云霧繚繞、茶園成片，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田園畫卷，給人以視覺上的享受和心靈上的寧靜。黃花村的自然景觀還體現了一種和諧之美，俯瞰黃花村，猶如被森林環抱的一個碩大花園，一萬多畝林地種滿了茶樹，林中有樹，樹中有茶，遠觀是樹，近看是茶。

自然森林與人工種植茶樹的和諧共生，這是黃花村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也是人與自然二者交融共生的生態美學觀的直接體現，混合森林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源，也是村民與游客親近自然、感受自然之美的臨在之所。同時，文本中的自然書寫呈現出復雜的生態意識，“林中有樹，樹中有茶”的生態茶園延續了浪漫主義自然觀，“污水處理”“河道清淤”等細節又顯露出現代性介入的痕跡。這種浪漫主義與現代性的雙重性在黃遠鋒改造番客屋時尤為明顯：番客屋既保留“老物件“的原生態組合，又引入“露營設施”“室外KTV”等現代娛樂元素，在交融美學的生態審美模式下，不但人與自然消除了邊界，自然性與現代性的也在生態中和諧共生。

（二）生態性與文化性共融的生態審美想象

文本將黃花村的歷史文化、客家文化、茶文化等多種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通過具體的事件和人物展現這些文化的獨特魅力和價值，不再局限于單一的文化傳承，而與鄉村的現實生活和發展緊密相連，增強了文化的生命力和影響力。

“入風亭”是古道上的重要節點，亭子不僅是身體的休憩點，更是視覺與認知的轉換場域：“在此稍作歇息，只見天空澄澈，遠近山巒依稀可見。俯瞰黃花村，猶如被森林環抱的一個碩大花園。”這種視覺體驗將自然景觀轉化為文化意象。從亭中俯瞰，茶樹、稻田與森林構成的“林中有茶，茶中有樹”圖景，實現了生態現實與茶文化編碼的交融，意象呼應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美學邏輯的同時，預示鄉村振興中生態資本的轉化路徑。亭子作為觀察點，使自然空間與文化空間相互滲透，體現了生態性與文化性共同交融的生態審美的功能。

黃花茶莊園是生態對文化賦值的另一個空間，“黃花莊園位于紫金縣黃花村的山谷內，常年云霧繚繞，四周林木繁茂，生態環境優越。”茶園自然生態空間是農業生產及文化體驗的雙重載體，學生在莊園中采茶制茶的過程即是生態空間的文化賦值過程：“學生們親手采摘嫩綠的茶葉，學習古老的制茶技藝，從殺青、揉捻到烘干。”將茶葉從自然產物、商品轉化為文化符號，完成了生態性與文化性共融的生態審美想象。

黃花村在鄉村振興過程重視生態環境的保護。經濟發展并非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通過發展生態農業、鄉村旅游等方式，實現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雙贏。

目前，黃花莊園內有500多畝的有機生態茶園基地，種植了龍井43、中茶108、金觀音等國級名優茶樹品種，建成1500多平方米的現代化規范化茶葉生產加工場所和茶文化展區，日加工能力達2000余斤鮮葉，年生產黃花茶約10萬斤，茶葉集約化、標準化加工水平和產品質量得到了極大提升。

生態農業的發展模式，不僅提高了茶葉的產量和質量，也保護了茶園的生態環境，實現了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此外，黃花村通過發展鄉村旅游，讓更多的人了解和關注生態環境保護。文中描述：

在黃花莊園，游客可以驅車到其中一個山頂，四面眺望群山起伏種的茶樹成排，感受大自然藍天白云交相輝映的壯麗畫卷，又可靜心體會關于茶、自然與人文的故事，更可以看見科技的應用和創新。

鄉村旅游項目的開發使游客感受到自然之美的同時，增強了生態環境保護的意識，使生態理念的傳播深入人心。

（三）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相結合

當黃花村人實現“養山、管山、吃山”的生態循環時，實質上重構了馬克思所說的“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這種生態智慧在本文中體現為鄉村振興的可持續范式，是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的緊密結合。黃花村通過發展生態農業、鄉村旅游等產業，實現了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的路徑和模式：

黃花村被納入廣東省‘百千萬工程’典型村，黃花茶迎來了高質量發展契機。

政策支持為黃花村的鄉村振興提供了有力保障，黃花村通過發展生態農業和鄉村旅游，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時改善了村莊的生態環境，實現了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的有機結合。

此外，黃花村的發展還體現了生態美學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在談到農文旅三產結合發展的細節時，面對親子研學和鄉村民宿變成了流量和錢袋子的大好勢頭，魏小田指著遠處一排石棉瓦建筑，表明了黃花村對生態的自覺保護措施：“你看，河里流出的水都很清澈，是因為全村的污水都在污水池集中凈化處理以后才排放。作典型示范村都是剛剛開始投錢，大量投錢做基礎建設。”這種可持續的發展模式，不僅為村民提供了穩定的收入來源，也為黃花村的長期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實現了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的密切結合。

結語

縱觀謝友義的報告文學創作歷程呈現出了三重創作上的自覺：一是地緣文化自覺，以河源紫金等粵北山區為地理坐標，通過城鄉空間轉換透視鄉村振興的深層邏輯；二是文體跨界自覺，將小說的人物塑造技法融入報告文學，《肝膽兩昆侖》以文學想象激活革命者劉琴西兄弟的檔案文獻，實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證統一；三是媒介融合自覺，推動作品向影視劇本轉化，拓展文本傳播效能。謝友義的創作既延續了自從30年代以來中國報告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又以數字時代的廣東新鄉土書寫將“改革敘事”轉向“高質量發展敘事”，為地域文學回應國家戰略提供了具有方法論價值的實踐樣本。

《黃花村》正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廣東新鄉土敘事報告文學作品。以空間為敘事載體，書寫鄉村振興中空間生產的復雜邏輯，通過書記會客廳、黃花茶產業鏈等場域的多聲部敘事展現了鄉村關系網的復雜性。從敘事的角度來看，它通過線性與環形交織的敘事結構、全知與限知視角的轉換以及快慢節奏的交織，生動地描繪了黃花村的歷史與現狀。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看，它運用豐富的文化符號，展現了黃花村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以及文化與經濟的深度融合。從生態美學的維度來看，它描繪了黃花村自然景觀的美學價值，傳達了生態理念，并展現了生態美學與鄉村振興的有機結合。綜上所述，文本通過空間的物質性書寫、多聲部敘事和鄉村生態批評，重構了新時代的鄉土敘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理解鄉村變化的新方式，也為鄉土文學的未來發展開辟了新的可能性。

黃花村的故事不僅是鄉村振興的一個縮影，更是對新時代鄉村變化的深刻反思：鄉村振興不僅是經濟的發展，更是文化的復興與社會關系的重構。通過黃花村的農文旅融合模式、文化保護與傳承、生態保護與可持續發展以及基層治理與民主參與等鄉村振興的舉措，使鄉村振興戰略在基層的落地生根、生態理念的深入人心。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背景下，黃花村的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它不僅為大灣區的鄉村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徑，也為大灣區的文化傳承和生態保護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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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鄭堅，女，滿族，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俄現當代比較文學研究，專注于中俄當代生態小說、中俄意象派詩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