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知道，郭沫若曾經有個日本妻子。

1914年，郭沫若前往日本留學。剛到日本的那幾年，郭沫若產生了“極度神經衰弱癥”，他陷入苦悶之中，有時候想自殺，有時候想出家，精神瀕臨崩潰。

就是在這樣糟糕的狀態中，郭沫若和佐藤富子相遇了。多年后，郭沫若承認：

“把我從這瘋狂的一步救轉回來的，或者腰酸是我和安娜的戀愛吧......我和她開始戀愛，我的作詩欲望才認真發生了出來。”

1916年6月，郭沫若在東京一高的留日同學陳龍驥患上肺病，住進圣路加醫院。彼時，郭沫若已經升入岡山六高讀書，這年暑假，他前往東京探望陳龍驥，在圣路加一元，他第一次見到女護士佐藤富子。

佐藤富子出身日本仙臺藩士族，她的父親是一名牧師，她的祖先五六百年前就和中國有所往來，她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去過中國，因而家中珍藏著中國古書。

佐藤富子從小就非常喜歡中國，她從女校畢業之后，立志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慈善事業，在父母的反對聲中，佐藤富子來到京橋區的圣路加病院當看護婦。

沒過多久，陳龍驥在醫院病故，郭沫若給他料理完身后事后，又一次來到圣路加醫院，索要陳龍驥的X光底片，趁此機會，他還想見一見自己一見鐘情的姑娘，

一個星期后，佐藤富子將郭沫若所需的X光底片寄給他，一同送去的還有一封信，在信中，她多番安慰失去摯友的他。后來，兩人之間的信件越來越多，兩人以兄妹相稱。

在得知佐藤富子的目標后，郭沫若建議她辭去職務，進入女醫學校學習。1916年12月，郭沫若將佐藤富子接到岡山同居，一段時間后，在給朋友的信中，郭沫若寫道：

“咳，壽昌兄：我終竟太把我柔弱的靈魂過于自信了！我們同居不久，我的靈魂竟一敗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壞了！”

為了和郭沫若在一起，佐藤富子和父母以及家族決裂，然而，她不后悔，之后，郭沫若為她取了一個中國名字“郭安娜”。

次年三月，郭安娜考取東京市谷女子醫學校，可是，在入學一個月后，郭安娜發現自己竟然懷孕了，5月，郭安娜輟學返回岡山。12月，郭安娜誕下一子，取名和夫。

得知這一消息后，郭沫若的父母暫時原諒了兒子在外又結婚的行為，但是郭安娜的父母始終無法同意這門婚事，且不說對方是個中國人，還是一個有婦之夫，這樣的女婿他們不承認，不僅如此，他們還和女兒宣布“不許登門”。

孩子出生后，郭沫若的日子過得更緊巴了，他本就經濟拮據，如今還要養家，身上的擔子不輕，可是，只要想到妻子和兒子在身邊，他就信心滿滿。

五四新文化大潮中，郭沫若靈感迸發，《女神再生》等佳作紛至沓來，不僅如此，他的第一部新詩歌《女神》，更是奠定了他在新文壇上的地位。

為了讓丈夫安心學習，安娜將家務事全部攬了下來，將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條。

1922年，郭沫若從九州帝大醫科畢業，在安娜的規劃里，日后郭沫若可以行醫，他們一家五口也能過上安穩的生活，然而郭沫若此時已經決定棄醫從文，所以只是敷衍了一句“回國再說。”

3月，郭沫若回到上海，次年四月，安娜帶著三個孩子也來到上海，然而，一段時間后，安娜覺得生活開銷實在是太大了，他們根本負擔不起，她希望丈夫能開業行醫，郭沫若沒有答應，經過天人交戰，安娜決定回日本重新學習產科，然后來上海開業，為了減輕丈夫的負擔，她將三個孩子一并帶走。

沒過多久，郭沫若也重返日本，兩人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又回到上海。

1927年11月初，大革命后，郭沫若又從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和家人團聚。在受到蔣介石通緝后，中共安排郭沫若去日本，臨行之前，他染上斑疹、傷寒，幾乎喪命，最后還是留下了耳聾的后遺癥，在此期間，安娜的身體也并不好，卻還是強撐著身體去醫院看望他。

次年，兩人回到日本定居，然而，郭沫若已經是左派要人、政治犯。日本政府將他關起來好幾天，最后還是安娜從中斡旋，才將他救了出來。

之后，郭沫若安心研究寫作，安娜則出門打工賺錢，對于這樣的分工，安娜沒有一句怨言。

1932年，安娜又為郭沫若添一子——志鴻，此時兩人已經有了五個子女。

九一八事變后，40歲的郭沫若認識了記者于立忱，兩人很快就打得火熱，當然，這些事情最后都一五一十的傳到了安娜的耳朵里，但她并沒有大喊大鬧，而是將一切都壓在心底。

1937年，郭沫若回國抗日，臨行之前，安娜默默送他離開。

次年，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在信中郭沫若得知安娜在日本的遭遇。日本人稱她是日本“野狗”，關押和毒打她，還逼著她讓孩子入日本籍，安娜斷然拒絕。

可是，此時的郭沫若卻在和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公開同居。

為了撫養五個孩子，安娜租了幾畝地，種菜和種稻，有的時候還會幫人打短工，冬天時，為了腌制胡蘿卜干賣，她的手每天都浸在冷水和鹽水里面，手背因此腫裂，不僅如此，她還幫人洗衣服......

在安娜的打算中，她的孩子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接受良好的教育。

1945年8月15日，廣播里傳來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動萬分，八年了，她終于可以和丈夫團聚了。

安娜進入理發店和理發師說：“我還不太老吧，請好好給我梳理一下，”回家后安娜又將自己20多歲時穿過的和服穿上，她希望和丈夫團聚后，他能在她身上找到當年熟悉的影子。

為了申請去中國，回到郭沫若的身邊，安娜和當局提出和郭沫若結婚的申請，獲得批準。

從1947年3月起，安娜就失去了日本國籍，她說：“我一直把中國看成是自己的故鄉，”

1948年秋季，郭安娜帶著長子郭和夫、幼子郭志鴻以及四女郭淑瑀來到香港，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和郭沫若團聚。

對于他們的到來，郭沫若和于立群都深感意外，而看著面前的一幕，郭安娜也始料未及。郭志鴻是一個性格外向的人，當時他的情緒非常明顯，一直在揮手做拳擊的動作，剩余的孩子看著有點害怕。

沒過多久，郭安娜和郭沫若夫婦經過溝通，幾個小孩子才平和下來。

看著郭沫若和于立群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樣子，安娜茫然了，她這么多年的等待，到底算什么？雖然安娜曾是一位基督教徒，可她性格中帶著剛烈的一面。在目睹了家庭巨變后，郭安娜不得不承認事實，她沒有吵沒有鬧，只是平和的做出了選擇，盡快結束這讓人尷尬難處的局面。她將郭淑瑀留下后就離開了。在郭沫若的安排下，郭淑瑀最早進入解放區。

解放后，安娜在周總理的關照下，加入中國國籍，之后，安娜的幾個孩子全都陸續回國，對此，安娜說：“中國的建設缺人，我叫他們回來，就都回來了。”

安娜將自己孩子教養的很好。三子復生一直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工作，是研究員；四女淑瑀在天津培訓出國人員外語；五子志鴻是中國音樂學院鋼琴系客座教授，定居北京......

1952年起，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照顧，按月給她送去生活津貼。

1978年，郭沫若病危，85歲的安娜去北京醫院看望他，提到兩人的聊天內容時，安娜說：“他不愿意談”，這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1995年，安娜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