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月 8 日，一條關于 “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 的消息，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在考古和歷史學界激起了層層波瀾。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仝濤研究員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文章，揭開了這場爭議的序幕，而隨后學界的激烈討論，更是讓這一發現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

一、石刻發現：揭開神秘面紗

仝濤在文章中介紹，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了一處 37 字的秦代摩崖石刻題記。這處石刻位于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的玄武巖基部，巖壁呈中間高、兩端低的菱形，總長 82 厘米，最寬處 30 厘米。由于歲月的侵蝕，巖壁表面有剝蝕和裂痕，磨蝕風化較為嚴重，下方還有多處殘損剝落。石刻文字自右向左、自上而下鑿刻，共 37 字，分 12 行，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單字大小在 5 - 7 厘米左右。

據仝濤解讀，石刻內容大致是說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帶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在當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終點。仝濤認為，這一發現意義重大，不僅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現存于原址且保存最完整的刻石，還解決了 “昆侖”“河源” 的地望問題，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同時也證明了 “唐蕃古道” 在秦始皇時期就已打通關鍵環節。

二、學界質疑：迷霧重重

然而，消息一出，質疑聲便隨之而來。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辛德勇在 6 月 8 日一早就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發表文章，直言 “銘文若如釋文所釋，敝人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這是石刻造假新‘高度’”。

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也在微博上提出了諸多疑問。他指出，《史記》記載秦始皇 26 年滅六國后才始議帝號、稱皇帝，而石刻稱五大夫在 26 年 3 月到達河源。從行程時間上看，元代都實奉命探河源，4 月從臨夏出發，歷經四個月才到達河源，按此推算，秦人若要在 26 年 3 月到達河源，出發時間最晚可能在 25 年冬天或秋天，可此時嬴政還未稱皇帝，遠在黃河源的五大夫又如何能提前預見呢？而且河源地區氣候寒冷，冬天道路難行，糧草供應也是大問題，秦代方士在寒冬上路采藥，實在不合常理。此外，劉宗迪還提到，2017 年報道的里耶秦簡中出現 “瑯邪獻昆陯五杏藥” 的簡文，這里的昆陯在瑯琊，與《山海經》中的東南方昆侖相對應，他懷疑這塊石刻的內容可能受到了此簡的啟發，其時間估計不會早于 2017 年。

三、支持聲音：力挺發現的真實性

面對質疑，也有不少業內人士表示支持仝濤。一位不愿具名的西部地區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稱，沒有學者會在這種問題上造假，文章中有清晰的照片和詳細的論證內容，作者也實地調研過，“一旦發現造假，后面就都廢了”。

一名接近黃河源石刻考古隊的人士則詳細解釋了支持石刻為秦代的證據。他說，石刻題記有鮮明的年代特征，小篆流行于秦代和西漢前期，后來逐漸不再使用。石刻中的 “大夫” 合文寫法，是戰國至秦代的流行書寫方式，后世罕見；“昆侖” 的 “侖” 字寫法也是典型秦代特征，偏旁為阜旁，寫作 “陯”，這與湖南里耶秦簡中的 “侖” 字寫法完全相同，西漢以后就寫為山旁了。這些都是判斷為秦代石刻的有力證據。而且，“昆侖” 在古代是連寫的，“陯” 字一出現一般就指昆侖，再結合其所處的 “河出昆侖” 的黃河源地理位置，以及近旁巴顏喀拉山此前已有不少歷史地理學者論證為先秦時期的昆侖山，進一步支持了石刻的真實性。

該人士還表示，造假需要極高的學識，要熟知秦朝的文字寫法，還不能摻入后代用字，成本太高，而且石刻發現于荒無人煙的高海拔曠野無人區，造假動機也不充分。他認為，目前的質疑和討論是正常的，因為這是一個可能改變歷史和學界既有認識的重大發現，需要時間和更多專家學者親臨現場考察分析。

四、官方態度：核實之中

青海省文物局一名工作人員透露，2020 年青海的專家侯光良教授團隊也曾發現過這處石刻，當時考古研究院有過反映，但只是簡單的工作匯報，沒有公開發表。對于這處石刻，官方目前還在核實，包括是否為偽造等問題，尚未經過專家鑒定，也未列到文物遺址遺跡里面。

侯光良教授回憶，2020 年 7 月，他帶領團隊在黃河源區探尋古人類活動遺跡時，在扎陵湖北岸發現了這處石刻，看到篆體漢字和 “皇” 字時非常興奮，隨即拍照記錄、整理研究并上報。他認為，這是古代遺物，不存在偽造，石刻是國家行為，字體規范、造詣深厚，車行到達遙遠且難以到達的河源，還有奏樂等描述，非個人之力所能完成。

這場關于青海黃河源秦始皇采藥石刻的爭議，目前仍在持續。一方認為這是重大考古發現，有文字、寫法、地理位置等多方面證據支持；另一方則從歷史邏輯、行程合理性等角度提出質疑。真相究竟如何，或許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研究和專家鑒定來揭曉。但無論如何，這場爭議已經引發了人們對古代歷史、考古發現的廣泛關注和深入思考，也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話題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