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波

江西財經大學

社會與人文學院

教授

艾莉樺

江西財經大學

社會與人文學院

碩士研究生

家、親密關系與創業

——基于T家庭創業史的社會學分析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3期

作者 | 梁波、艾莉樺

責任編輯 |趙夢瑤

本研究從“家”的視角出發，以T家庭的創業史為例，考察了家、親密關系與創業的互動關系。研究發現，雖然社會日益個體化和理性化，但是一些領域的中小型創業仍然與“家”緊密相連，常常依賴于親密關系。以“家”為場域的親密關系通過“家計”促成合作共識、“家愛”提供情感支持、“家識”幫助應對風險三個機制影響創業；而利益與親情的張力又會使得創業者對親密關系形成新的認知并進而影響創業的再選擇。可以認為，創業并非完全“離開家”和極力擺脫親密關系的過程，而是與家、親密關系糾纏在一起并保持適度平衡的過程。

一、研究問題的提出

創業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重要內容，也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人們通常認為創業受到創業資源、制度環境、個人特質以及市場機遇的重要影響。從既有研究來看，學術界就創業大致形成了個體稟賦、制度與社會文化環境、社會關系網絡三種解釋視角。其中，個體稟賦視角強調個人所擁有的資源、技術、人力資本乃至人格特質等對創業的影響。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指出，以冒險精神、強烈個人意志和理性算計能力等為特質的企業家精神對創業創新具有重要意義（熊彼特，2011）。同時，創業者的受教育水平（吳長征，2019）、金融知識（尹志超等，2015）、認知能力（賀建風、陳茜儒，2019）、社會出身（朱斌、呂鵬，2020）等也會對創業績效、創業動機與決策等產生重要影響。與個體稟賦視角相對應，制度與社會文化環境視角更強調創業受到結構性因素的影響（Thornton et al.，2011；陳光金，2011）。這些結構性因素往往通過秩序建構、合法性賦予、觀念塑造與資源配置等機制對創業產生影響。比如，有研究認為在差異化的制度環境下，擁有政治網絡的創業者會采取具有不同合法性的行為以獲得創業資源（吳一平、王健，2015）。也有研究認為，制度、市場和文化作為三大結構性因素會影響創業戰略、創業資源、創業機會等（蔡莉、單標安，2013）。索頓（Patricia H. Thornton）等人的研究認為，創業是在不同的制度秩序背景下展開的活動，制度代表了一套規則，它形塑了個人和群體間的經濟、社會與政治互動并對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制度秩序通常體現為相互競爭和沖突的規范、價值觀、合法性，會對創業產生支持或阻礙的影響（Thornton et al.，2011）。

然而，正如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批評主流經濟學低度社會化、結構社會學過度社會化（Granovetter，1985）那樣，以上兩個視角的創業研究也具有類似的局限。為此，作為一種更具綜合性的視角，社會關系網絡視角在創業研究中具有重要影響。大量研究都把關系網絡、嵌入性、社會資本等視為影響創業的關鍵因素（楊震寧等，2013）。恰當的社會位置或社會網絡會為企業家提供重要的創業機會和創業知識（斯梅爾瑟、斯威德伯格，2009）；社會網絡會影響創業資源的獲得，并通過情感支持、治理機制等作用于創業過程；企業家之間值得信任的社會聯系是形成創業想法、決定是否創業的重要前提（Thornton et al.，2011）。國內的一些社會學研究者也考察過社會關系網絡對創業的作用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比如，符平（2003）認為，社會資本會通過提供信息、技術和資金幫助，意外事件的支持與保護，以及情感和精神支持等為個體創業提供支援；劉培峰（2003）認為，社會關系網絡能夠通過要素和資源的吸納、擴散、轉化機制支持企業主發展；邊燕杰（2006）認為，建立私人企業所需要的商業情報、創業資金和訂單等深嵌于創業者的社會網絡；王文彬、趙延東（2012）指出，創業者的創業資金、創業收入與經營績效都會受到社會網絡的影響；郭年順（2022）認為，民營創業者會利用社會網絡嵌入不同的工業部門，并通過發現市場機會、利用技術資源和建構組織能力等實現創業。

客觀而言，社會關系網絡視角的創業研究開始觸及創業過程中各種社會聯系的意義。然而，社會關系網絡視角的創業研究傾向于借助量化模型，檢驗關系網絡對創業的影響，其實質是將社會關系網絡、社會資本進行要素化和形式化的處理。因此，與個體稟賦、制度與社會文化環境視角類似，這一視角的研究也忽略了創業中更為深層的“親密關系”的維度及其實質意義。當然，學術界并非沒有關注過與親密關系相聯系的創業現象，一些關于“家族企業”“家族創業”的經濟學或管理學研究甚至構成了創業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根據賀小剛等（2024）的觀點，家族創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其研究內容包括家族創業的形成、家族創業治理、家族創業績效、家族企業傳承等。1984年，塞爾茲尼克（Philip Selznick）最先提出“家族創業”這一概念，并將家族創業視為一種獨特的企業結構形式（齊齊等，2017）。總體上看，“家族創業”或“家族企業”的研究傾向于從企業制度的定位出發，把“家族”作為這類企業或創業的特殊符號或背景，并認為家族企業或創業會受到“家族性”的關鍵影響（潘安成，2011；格蘭諾維特、斯威德伯格，2014）。相關研究也主要從社會關系網絡的視角出發，考察和檢驗家族關系網絡對企業或創業的作用。比如，家族連帶能夠降低創業企業的交易成本，從而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朱沆等，2012）；家族企業網絡是創業知識的重要來源（陳慧慧，2016）；家族成員的社會資本能夠在創業、經營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李新春等，2020）；家族涉入會對民營企業的經營績效產生影響（李路路、朱斌，2014）；社會網絡會提升家庭創業的可能性（柴時軍，2017），等等。可以發現，大多數關于家族企業或家族創業的研究盡管觸及親密關系，但從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來看不過是創業研究的一個子領域，其價值和局限亦如既有的創業研究。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思考的是親密關系與創業行為之間的實質關系，而非形式上的相關性。

自柏拉圖、韋伯以來的經典西方社會理論以及現代市場、理性組織的發展和政策實踐之中，似乎隱含著這樣一個“共識”：西方社會現代化、理性化、個體化的發展進程是一個不斷“離開家”的過程（韋伯，1995；貝拉等，2011；肖瑛，2017，2020a，2021），“家”越來越失去了在公共生活中的位置（李榮山，2020）。各種類型的親密關系、特殊主義都會構成對現代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韋伯，1995），親密關系和經濟交易的廣泛混合是一種危險的反常現象（澤利澤，2009）。比如有研究者把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作為導致經濟不平等甚至經濟危機的原因（莊禮偉，2001）；也有研究認為，市場化改革應建立排除親密關系影響的現代企業制度，“去家族化”會明顯地提升企業組織的治理與績效（袁奮強等，2023），家族企業必然實現理性化的轉型（何圣東，2002）。以上這些論述固然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個體化和理性化日益凸顯的今天，我們依然能夠觀察到家及親密關系實質性地影響創業行為及組織治理的諸多例子。

中國社會是一個重情義的社會（翟學偉，2016），也是一個把“家”視為本體歸屬的社會（周飛舟，2021）。這與我們對西方社會的印象形成了鮮明對比：西方社會傾向于將家庭和企業視為兩個獨立的系統（方旭東，2016），企業的經濟管理追求理性，排斥或者試圖擺脫來自親密關系、家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的消極影響。在中國社會中，人們的經濟活動則或多或少都離不開家和親密關系的影響。尤其是對于一些中小型創業而言，創業者往往需要獲得家里人無私的支持。家不僅是個人生活的空間，更是家人間互動和情感交融的場所。人們受到家庭文化對其思維和行為的影響，傾向于將家的思維和邏輯應用于其他組織（楊國樞，2005）。簡言之，與西方傾向于分離家庭與經濟生活不同，中國人傾向于將家庭價值觀融入經濟活動中。

受到上述理論思想與生活觀察的啟發，我們意識到在現代化的中國社會，理解包括創業行為在內的經濟現象仍然不能忽略或回避親密關系的重要影響，反而應該回到“家”之中，重新審視“家”及其親密關系對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問題：在中國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創業者的創業行為（尤其是中小型創業）的關系基礎是什么？“家”及親密關系如何影響創業？創業過程是否會反過來建構人們對家及親密關系的認知，并最終塑造創業者進一步的創業選擇？

二、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

本研究嘗試從“家”的理論視角出發，基于一個家庭創業史的田野調查，考察中小型創業中家及親密關系與創業的互動關系。為此，我們主要從兩個領域的既有研究中汲取理論資源。

第一個理論資源主要是社會學理論中關于“親密關系”的相關論述。這些論述為我們構建親密關系與創業的關聯提供了理論合法性基礎。親密關系是西方社會學理論關注的經典議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欲》中提出“純粹的關系”的概念。他認為，親密關系因為雙方的需求和滿足而得以存在，并不依賴于任何外部結構來維護，它建立在彼此自我展現以及對各自獨有品格的相互贊賞的基礎上（吉登斯，2001）。米勒（Rowland S. Miller）在《親密關系》中強調親密關系中的人們相互依賴，即他們的行為和情感受到彼此的影響，他們對關系的滿意度和對彼此的承諾取決于關系中的互動和交換（米勒，2015）。這些理論家雖然討論了親密關系的議題，但并沒有關注到親密關系對經濟行為的影響。真正觸及這一問題的主要是經濟社會學家澤利澤（Viviana A. Zelizer）關于親密關系與經濟生活聯系的討論。在人們的一般觀念中甚至馬克思等經典理論家那里，親密關系代表感性的情感，創業代表追求理性的思維，二者碰撞可能產生角色、價值和利益的沖突（姚澤麟，2021）。然而，澤利澤批評了關于親密關系與經濟生活之間關系的對立學說。她認為，“分離領域”的教條假設了兩個獨特的社會生活領域，一個以理性與效率為導向，一個以情感與團結為導向，每個領域各自獨立，在一定程度上和諧地分離運行；而“敵對世界”理論則擔憂這兩個領域間的交叉接觸會相互侵蝕和損害（澤利澤，2009）。在此基礎上，澤利澤提出“相互聯系的生活”這一概念，試圖恢復親密關系與經濟活動的聯系性和融合性，并賦予兩者共存的道德合理性。她認為，經濟活動與親密關系并非相互敵對或孤立，而是相互依存和影響（澤利澤，2009）。人們常常把經濟活動和親密關系混合在一起，一方面，強大的親密關系會控制和影響人們組織經濟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人們會利用經濟活動來創造、維持重要的親密關系（澤利澤，2009）。個體會根據與他人的關系規范選擇適宜的經濟媒介和交易方式展開經濟行為（澤利澤，2021）。

第二個理論資源主要是國內關于“家”的社會學研究。這一理論資源構成了本研究的理論接口，為我們考察親密關系與創業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總體性的視域。由此，“親密關系”不再是一個平面化的靜態變量，其對創業的影響具有了可“描繪”的場域抑或前提。“家”在中國人社會生活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費孝通，2008）。作為親密關系實踐場域的“家”與親密關系互為依存，互相扭合，對包括創業在內的經濟現象產生影響。正如韋伯所言，“（家庭）它往往對經濟關系產生強烈的影響”（韋伯，1997：424）。近年來，關于“家”的社會學研究逐漸形成一股學術潮流。有觀點認為，國內家庭研究出現了方法論和研究旨趣上的多維轉向（吳小英，2022）。研究者開始更多關注家庭的道德文化意涵及其精神面向對于中國人的意義，并試圖“把家帶回來”（肖瑛，2020a：172）。比如，周飛舟（2021）從“倫”的維度出發討論了中國人關于“家”的觀念，揭示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和中國人基本的行動倫理。周飛舟、余朋翰（2022）關于“分家”的研究指出，中國社會“家中有家”，既分又合、既“異居”又“同財”的關系，體現了“親親”和“尊尊”的原則。一些研究考察了中國人關于“家”的實踐及其隱含邏輯，比如，林藹云（2006）關于跨國移民在空間流動中“做家”（home making）的研究，陳頎、敖雅萱（2023）關于進城流動攤販家計空間安排的研究，何奇峰、周芯宇（2024）關于農民家庭分而不散、在外部沖擊下重新達成家庭關系平衡的研究，以及林葉（2020）關于貨幣化征遷中家庭邊界調整、再分家及家庭政治的研究，等等。頗具啟發意義的是，肖瑛把“家”作為方法，提出了社會理論建構的一種新的方法論。他認為，“家”構成了中國傳統的制度和倫理底色以及文化—心理結構基礎，只有從“家”出發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與民情及其變遷，研究者不僅要將家作為實體，更要將其作為方法（肖瑛，2020a）。為此，他將“家”作為理解文明差異、政治秩序、治理術、社會治理等重大問題的方法論基礎（肖瑛，2017，2020b，2022；肖瑛等，2023）。

受上述理論思想及研究觀點的啟發，本研究得以建構起相應的分析框架（見圖1）和基本分析邏輯。首先，以“家”為場域的親密關系通過達成合作共識、提供情感支持、共同規避和應對風險等機制對早期創業實踐產生積極影響。其次，伴隨創業的演進，創業者對“家”及親密關系的認知會被重塑。最后，創業者對“家”及親密關系的新認知會反過來影響創業者的創業再選擇。

具體而言，一方面，在中國社會，“家”是人們社會行為的基礎動力（費孝通，2008）。以“家”為場域的親密關系構成了家庭成員創業得以發生乃至成功的深層動力來源。結合田野觀察，我們發現，“家”及親密關系能夠對家庭成員創業產生積極影響，主要表現為達成合作共識、提供情感支持、共同規避和應對風險三個方面。這三個機制也得到了相關研究的印證和支撐。比如有研究認為，親緣關系會通過家族資源、家族信任和家族壓力影響家族成員共同創業的選擇、家族創業治理和決策（陳元等，2023）；家庭凝聚力能夠對創業績效產生正面影響（Eddleston et al.，2012）；家族關系網絡能夠對創業起到風險規避、資金積累、技術傳授等作用（朱滿德等，2023）；創業者強調奉獻和關愛的利他行為，有利于形成家族創業的集體智慧，進而有利于識別和把握創業機會、改進資源能力與變革創業組織形態（潘安成，2011）；家庭關系在創業的初期階段能夠為創業者提供物質資本、技術經驗和情感支持（王文彬、趙延東，2012）。

另一方面，創業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因而“家”及親密關系并非單向度地對創業產生影響。在創業過程中，創業者對“家”及親密關系的認識有可能悄然改變，并進而形塑創業者的創業再選擇。創業過程可能會強化親密關系，裴諭新（2020）關于女性創業的研究發現，創業成功會強化并鞏固夫妻間的親密關系。不過，建立在親密關系基礎上的創業企業內部也有可能存在沖突，表現為關系緊張、彼此怨恨、互有敵意，甚至形成派系斗爭，其結果可能是家族企業的分崩離析（王明琳、周生春，2009）。在此情境下，作為對親密關系認知變化的結果，以繼續合作或散伙為內容的創業再選擇就無法避免（帥滿，2016）。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經驗材料來自對T家庭創業史的田野調查。T家庭是一個來自湖省的大家庭，自1990年就開始創業，至今已有30余年。如果以T家庭母親帶頭創業為起點，T家庭的創業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1990年的創業起步于藥材行業；1993年，創業成員轉向毛線行業；2001年至今，創業成員又在塑膠行業找到立足之地。今天，T家庭的成員各自在廣省塑市的塑膠市場經營一家小型塑膠貿易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個階段的創業中，T家庭成員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家庭合伙創業。毛線行業和塑膠行業是T家庭成員創業的主要領域，也是親密關系與經濟理性、商業關系碰撞交織最典型的領域。

在得到T家庭成員的同意后，本研究的第二作者于2023年底以鄧先生夫婦的創業故事為主線，對T家庭上下兩輩人的創業史進行了整體調查，并對參與創業的成員（母親、大兒子、小兒子、小女兒、女婿鄧先生）進行了深度訪談。在后續的資料整理中，我們厘清了T家庭成員與創業相關的基本信息（見表1）。本研究之所以選擇以T家庭的創業為案例，除田野方便性的原因外，還因為T家庭的創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T家庭原籍地湖省陽市的老鄉普遍在外地創業，并且都以親緣、血緣關系為紐帶互幫互助、打拼經營。T家庭在創業過程中所發生的故事在其他家庭中也不鮮見。因此，T家庭的創業故事能夠為我們理解中小型創業提供有價值的信息。

三、“家”及親密關系對T家庭創業實踐的影響

T家庭創辦的主要是小微企業。這類創業企業的運營與家庭目標、家庭關系緊密相連（張環宙，2018）。家庭成員構成了創業者最基本的社會網絡，他們能夠為創業者提供諸如建議性資源、資產性資源和情感支持資源（Renzulli & Aldrich，2005）等方面的支持。在對T家庭創業史的田野調查中，我們發現家人間的親密關系能夠對創業（早期）起到積極影響。

（一）回應“家計”之需：達成合作共識

“家計”是中國人“家”的基礎維度（胡靜凝，2024），構成了家庭創業合作共識的來源。家既為成員提供生計保障，同時也隱含著個體對于家庭生計和福祉的責任和義務。家人間的親密關系及創業始終都會很樸素地與回應“家計”之需糾葛在一起。創業者在創業初期并不單純地是為了追求個體的經濟目標，而更多的是出于提升家庭生活質量或支持家庭的需要，他們希望通過創業幫助家庭擺脫困境。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家庭成員間很容易達成合作創業共識。

在“家計”作為家人共同目標的前提下，親密關系有助于家庭成員達成合作共識并做出創業決策。T家庭成員最初也主要是出于幫扶家庭的心愿而開啟創業，家人間的信任和支持使得合作的共識比較容易達成。合作共識貫穿了T家庭的整個創業歷程。T家庭的母親這樣回憶：“家里孩子多，（當時）最小的孩子還在上學，我還想修家里的老屋，實在是沒錢。我侄女在藥鎮做藥材生意，聽說很賺錢。然后我和家里人一合計，就立馬前往藥鎮和侄女一起做藥材生意。那段時間很辛苦，沒辦法，家里孩子需要用錢”（訪談資料，231207MQ）。

后來，T家庭的母親又聽說云省毛線生意既賺錢又輕松。因此，她向家人表達了想去云省做毛線生意的想法，也同樣很快得到家人的一致認可。1993年，母親就和小兒子一起前往云省開啟毛線生意的創業。可見，只要能夠改善“家計”，家庭成員沒有過多的猶豫就達成創業轉換的共識。T家庭的母親告訴我們：“在藥鎮賣藥材雖然積累了一點錢，但身體吃不消。正好有親戚介紹云省的毛線生意好做，所以我想去那邊試試看。我把我的想法和家里人一說，大家都很支持我”（訪談資料，231207MQ）。小兒子也談到：“那時，我覺得在廠子里呆著沒有前途。聽我媽回來和我們講這事，我馬上就和她一拍即合，一起前往云省的毛線市場做毛線生意”（訪談資料，231209XG）。在當地親戚的幫助下，他們租下一個攤位，開始經營毛線生意。這次創業的啟動資金來自家庭積蓄，總額約為9萬元。T家庭在云省的創業最初發展勢頭較好。小兒子自豪地說：“那時做毛線生意一個月至少有5000元的收入，在那個年代，這個收入已經相當可觀了”（訪談資料，231209XG）。1995年至1996年，父親和大兒子、小女兒也陸續參與到毛線生意中來。其中，大兒子投入了幾百元作為他的創業份額。小女兒則只是單純來幫忙，每月領取固定工資。

創業經營中的分工、決策同樣建立在有利于家庭生意的共識之上。小兒子比其大哥早一年做毛線生意，所以對當時的毛線生意模式很熟悉。當時毛線市場流傳一句行話，“賣得好不如進得好”。由于小兒子掌握了很多進貨的渠道，于是T家庭毛線生意的決策主要由小兒子拍板。雖然家庭成員也會聚在一起商量，但最終決策權還是給了小兒子，畢竟他能夠讓生意做的更好。對于這種決策機制的形成，小女兒在訪談中強調：“我們家里人做生意就是奉行誰懂，誰拍板”（訪談資料，250113NE）。這反映出T家庭在創業經營中形成的務實風格。

中國式創業有時是出于“大家”幫“小家”的考慮，讓“小家”擺脫家計困境是家人毫不猶豫的共識。在毛線生意后期，由于與小兒子發生分歧和矛盾，大兒子退出了毛線生意，返回家鄉。也是在這一時期（1997年），母親和小女兒帶患病的父親回鄉休養，由小兒子獨自管理毛線生意。不幸的是，父親的健康狀況未有改善并在三年后去世。受到丈夫去世的影響并考慮到自己的年齡和健康狀況，母親原本沒有再次創業的打算，但因為憂慮剛成家的小女兒家庭經濟困難，于是她決定重新創業以幫扶小女兒的家庭。2001年，母親得知塑市的塑膠市場生意好做，便與小女兒一家商議。經過共同討論達成共識，他們決定用大家的積蓄在塑市開啟塑膠生意。當回憶起這段創業經歷時，小女兒感嘆到：“說到生意，我特別感謝我媽。那個時候，家里面臨很多事，我結婚生子，經濟壓力大。我媽媽過來找我們商量一起去塑市做塑膠生意。我當時那種情況，沒有什么選擇的余地，我和我老公就拿著我們所有的積蓄，也向親戚借了幾萬元，總共20萬元來塑市做塑膠生意。這個塑膠生意雖然辛苦，但好歹也算做起來了”（訪談資料，231211NE）。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T家庭創業初期，“家計”成了決定創業的重要理由。建立在“家計”考慮之上的創業很容易在家庭成員間達成共識并形成合力。

（二）感知“家愛”之托：提供情感支持

作為“愛的共同體”，家是中國人自然情感的聚集之地（肖瑛，2020a）。“家愛”是中國人“家”的重要情感維度，是家庭中親密關系的最生動顯現（王蘇，2008），也構成了創業者韌性和應對創業心理壓力之能量的重要來源。創業是一項高風險的活動，創業者的每一個創業決策都會耗費大量的精力和心力（Hayton & Cholakova,2012）。有研究發現，在逆境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創業者的高積極情緒會促使其繼續堅持；反之，由逆境誘發的消極情緒會削弱創業者的堅持傾向（龔亮華、楊杰，2022），創業者可以通過家庭情感支持來處理不良情緒(Tagiuri & Davis，1996)，家庭情感支持對創業具有積極影響。例如，有研究指出，家庭情感支持不僅能夠為創業者提供心理資本，也有助于緩解創業與家庭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促使創業活動順利進行（董靜、趙策，2019）。

決定創業需要“家愛”的情感支持。以“家愛”為表征的親密關系不僅為創業者提供了情感安慰，也成為了他們在創業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T家庭的母親這樣回憶當初決定做毛線生意時的猶豫和壓力：“親戚介紹我去云省做毛線生意，我有過猶豫。那邊離我們這太遠了，人生地不熟，心里多少還是有些擔憂。對于要出多少錢，心里也沒底。家里情況不好，我怕到時候去那邊錢沒賺到，自己的本錢又沒了，那該怎么辦”（訪談資料，231207MQ）。好在家庭成員的積極回應打消了母親的顧慮，使得母親順利前往云省開啟毛線生意的創業。對此，大兒子這樣描述：“我媽和我們商量想去那邊做毛線生意。我爸聽說這事就馬上說要我媽放心過去干，他這邊有退休金，孩子們也都長大了，不要擔心，放手去干。在一家人的鼓勵下，我媽就決定出發前往云省去做毛線生意”（訪談資料，231209DG）。

創業經營中克服困難同樣需要家人的情感援助。雖然親戚說毛線生意好做，但T家庭在云省的毛線生意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難。只不過暫時的困難并沒有阻擋住他們的創業進程。家人間的相互鼓勵和扶持，最終讓T家庭在毛線市場上站穩了腳跟。小兒子表示：“做毛線生意我們做得也不容易，市場上大家經常會惡意壓價，有時候我們的毛線賣不出去，搞得我們賠了不少錢。那段時間大家都很沮喪，壓力很大。面對這種情況，我媽經常對我們說，不要緊，這一單賺不到，下一單可能就會賺到。那個時候，大家每天晚上都在商量對策，相互打氣。過了一段時間后，我們終于找到了一個法子來對付同行的壓價”（訪談資料，231209XG）。

“家愛”是提升創業勇氣的重要情感手段。T家庭的創業轉換也離不開“家愛”的支持。由于生意上的沖突和家庭變故，T家庭在云省的毛線生意做了一段時間后就被迫停止了。之后，T家庭踏上了前往塑市的行程，再次轉型做塑膠生意。回憶起從毛線生意轉到塑膠生意的創業經歷，T家小女兒的敘述充分顯示了家人鼓勵的重要性：“其實去塑市之前，我們心里都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去那邊是否可行，能不能賺到錢。因為我們的本錢少，去那邊做生意完全是放手一搏。我媽對我說，只有走出去才可能有希望，別人能干，我們也能干，說不定我們還能做得挺好。我媽的這番話確實說得挺對，也鼓勵了我出去干”（訪談資料，231211NE）。小兒子的經歷及感受也與其妹妹類似：“因為當時紡織廠多，毛線的價格被打下來了，我們這種手工毛線就沒有了生存空間，所以我當時就不太想干了。我聽我妹說他們塑膠生意做得還挺好的，于是我就想著要不去做塑膠生意。當時我妹和我媽都鼓勵我說：‘這邊生意好做，你又有做生意的經驗，再加上我們又可以幫助你熟悉這邊的業務，所以你過來干，沒有什么問題’。然后我就去我妹那邊考察了幾個月，發現確實可做，我就關掉我在云省的毛線店鋪，去廣省塑市和我妹一起做塑膠生意”（訪談資料，231213XG）。

（三）激活“家識”之用：共同規避和應對風險

家也是一種共享知識和集體智慧的生產場域，因而“家識”主要指家庭成員間共享的信息和知識。“家識”構成了中國人“家”的重要功能性維度。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認為，企業的第一性的問題不是效率，而是存在（弗雷格斯坦，2008）。因此，對創業者而言，要使得創業能夠成功維持，識別和規避創業風險至關重要。

“家識”能夠為創業者規避和應對風險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小型創業的運營模式賦予了它們獨特的抵御創業風險的優勢。家庭成員共享生活環境和價值觀，會無保留地分享商業信息和信息渠道，這使得大量市場或非市場信息匯集于家庭，幫助創業者識別和權衡風險。當家庭企業在市場上遭遇挑戰時，家庭成員如果團結一致，共同商討應對策略，家庭企業就有可能實現生存和發展。T家庭在塑膠行業創業時，并沒有得到來自家庭外部的任何業務指導，只能完全依賴家庭自身的努力推進創業活動。其中，家庭成員間的信息共享以及協商能有效地幫助他們規避風險和應對挑戰。回想起塑膠創業的經歷，鄧先生感慨：“塑膠生意是真正意義上的從頭開始。那段日子可以用經歷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嘗盡了世間的人情冷暖’這句話來形容。我最開始什么都不懂，要賣什么產品、要怎么去找客戶，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好在家里人在塑膠市場上有一些熟人，我們就通過熟人來認識一些客戶。我們塑膠批發行業這一塊，經常發生工廠跑路的情況，我們就怕財貨兩空的事。所以那時候，我和我老婆以及小舅子送貨回來后，每晚大家都會來討論客戶情況，集思廣益”（訪談資料，231212NX）。后來在海市的塑膠廠創業中，“家識”對于成功規避創業風險同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鄧先生表示：“做（塑膠）工廠比單純做塑膠批發生意更復雜，在做工廠期間，我們面臨的風險非常大，怕產品質量不合格，怕產品賣不出去，更怕資金鏈斷裂。那時我們采取的方法和之前差不多，家里人聚在一起開會，共享自己所得的信息，然后一起分析。雖然經營工廠很艱難，但是好歹也挺過來了”（訪談資料，231212NX）。

“家識”也是應對創業過程中突發事件的重要依靠。在時間緊迫和風險巨大的情況下，“家識”能夠彌補個體行動者有限理性和解決問題能力不足的缺陷。T家庭的成員在受訪中經常提及幫家里親人追回三十萬元貨款的事情，并認為這是他們團結一致對抗突發危機的標志性事件。小女兒在談及此事時仍心有余悸：“我們是塑膠批發商，我們的客戶是下游塑膠工廠。大多數商戶和下游客戶進行賬款結算是月結、半年結。時間越長，利潤越大，但是風險也越大。我的侄女賣貨給塑膠工廠后，工廠要隔一段時間再支付貨款。到了應付款時間，這家工廠沒有付款。我侄女過去收貨款時，發現那家工廠跑路了。我們得知后，立馬動用身邊的關系，大家都聚在一起商量辦法。雖然過程很曲折，但是我們最終找到了那個廠家，追回了貨款”（訪談資料，231213NE）。

上述分析表明，親密關系借助“家識”發展出家庭成員共同面對創業危機的關鍵策略。基于此，T家庭才能在塑膠產業開辟生存之道并成功立足。

四、創業者對“家”及親密關系的再認識

隨著創業進程的推進，創業者對親密關系的認知也會悄然發生變化。創業者一般擁有雙重身份：他們既是家庭的一員，也是商業合伙人。參與創業使得他們之間的關系不再是純粹的親人關系，而是兼具親情與生意合作的關系。此時的“家”也變成了融合家庭情感和商業利益的復合體。然而，從這一刻起，基于商業規則的利益邏輯有可能凸顯并挑戰家人間親密關系的邏輯。創業者常常會陷入家庭情感和商業利益的沖突之中，親密關系呈現一種“欲說還休”的復雜狀態。T家庭成員在合伙創業的過程中也遭遇了家庭情感和商業利益相互交織沖突的困境。這種困境使得創業者對家及親密關系有了新的認識，打破了原來對彼此的角色期望。

（一）親情淡薄與不厚道的“精明兄弟”

兄弟姊妹的關系構成了中國人家庭關系的橫軸，理想的兄弟姊妹關系常常是互愛互敬、相互關心。創業進程中隨著利益的滲入，創業者對同為合伙人的兄弟姊妹間關系的認知會發生微妙的變化。各種不同立場的關系評價交織在一起，使得原本親密的兄弟姊妹關系變得不再是期待中的樣子。在云省的毛線生意中，T家大兒子與小兒子就由于利益分紅一事而散伙。在兄弟兩人的“澄清”中，我們發現當事人所援引的理由不盡相同，呈現親情和利益的張力。自覺受損的一方主要強調對方“重利薄情”，并聲稱這種對兄弟的新認知受到了創業過程的影響。比如，大兒子談到了他對弟弟及合伙生意的一些不滿:“這么說吧，我和我弟合伙做毛線生意，感覺很不痛快。毛線生意的整個流程他都把控著，我好像被他排除在外。我是想好好做毛線生意，但是我弟他這人太看重錢了，對于親情什么的，我覺得他很淡薄。這也是我和他做生意后才認識到的，所以我和他根本合作不下去”（訪談資料，231210DG）。然而，有意思的是，作為另一方當事人的小兒子則輕描淡寫地回避兄弟間的矛盾，將產生問題的原因進行了適當的轉移：“我和我大哥合作毛線生意的時候，我老婆和他的老婆有矛盾。那個時候，我們家在毛線市場上有兩個鋪位，所以我爸媽就說讓我們分開來做，各做各的”（訪談資料，250114XG）。

事實上，“利”的糾紛更可能是兄弟間矛盾的主因或實質。T家庭的母親也認為控制權和分利問題是導致兩個兒子創業關系破裂的主因：“他們對分紅有意見，就鬧矛盾了。我也勸了，要他們齊心做生意，他們不聽，鬧著要分伙。我大兒子希望和我小兒子一樣管毛線生意，但是我小兒子說他做不好。因為有次讓他進貨，他進錯貨了，賠了一筆錢，所以我小兒子不想讓他大哥接手毛線生意，而且還不想按當時約定的對半分的比例來分紅。大兒子又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做生意的，就是他弟弟不讓他做。兩人矛盾越鬧越深。我和他爸就提議干脆兩兄弟分開來做，一人一個檔口”（訪談資料，231211MQ）。參與毛線生意但不參與分紅的小女兒也認為“利益”是兩個哥哥產生矛盾的根源：“我哥他倆分伙就是分紅的事搞得不愉快。我二哥對我大哥很提防。他把客戶資源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大哥基本上和毛線生意的核心業務是隔開的。至于分紅，我二哥覺得我大哥沒有給毛線生意創造價值，不認可當初說的對半分紅。我大哥就覺得二哥做人不厚道，做得太絕情了，不講究兄弟感情”（訪談資料，231210NE）。

對家人親密關系的重新認識并沒有隨著創業的轉換而停止。2002年，由于毛線生意不景氣，小兒子夫婦也來到廣省塑市并與小女兒夫婦合辦了一家塑膠貿易公司。后來，他們又在廣省海市開設了一家塑膠制品廠。塑膠制品廠成立后，經大家協商，鄧先生前往海市全權管理塑膠制品廠的全部業務。其余的家庭成員主要負責塑市的塑膠貿易公司的業務，如小女兒負責塑膠貿易公司的記賬，小兒子主管塑膠貿易公司的銷售和采購，小兒子的妻子負責塑膠貿易公司的出納工作。最初，小女兒夫婦與小兒子夫婦還有母親居住在塑市，約定從塑膠貿易公司的日常利潤中提取生活費，海市塑膠制品廠的利潤則平均分配，不提取作為家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兒子的妻子不再愿意從貿易公司的利潤中提取部分利潤作為大家庭的生活費，由此兄妹之間也漸漸產生了一些情感和關系上的罅隙。小女兒談及此事時表達了對二哥夫婦倆看法的變化——從寬容到失望。“我嫂子管理塑膠貿易公司的錢，所以我和我媽拿生活費都是從我嫂子那里拿。開始她還比較和氣，但是沒過多久，她就極不情愿地拿生活費給我們，有時還克扣生活費。雖然對這事我很不開心，但是轉念一想，我也可以理解她。或許她也是想著把錢用在公司的運營和發展上。公司運營得好，我們賺得也多”（訪談資料，231214NE）。“可是，她讓我失望了。當我檢查貿易公司的賬時，我發現有些錢不在公司的賬上。我們平分貿易公司的利潤時，這些錢也沒有出現在平分的款項中”（訪談資料，231214NE）。小女兒認為肯定是哥嫂做了手腳：“我二嫂是出納，負責公司錢進錢出的情況，我二哥是負責塑膠原料的銷售與采購，所以我就猜想肯定是他們兩口子背著我們在私底下牟利。這筆錢就是他們牟利的證據”（訪談資料，231214NE）。盡管如此，在這件事情上，兄妹間還是保持了表面上的容忍。

當一方的私利行為傷害了另一方對親密關系的想象，并突破了作為“親人”的底線時，創業者對親密關系的認知就會愈加負面。隨后發生的一件事情讓小女兒夫婦難以接受，也最終成為了他們和小兒子夫婦合伙關系破裂的導火索。事情的起因是，鄧先生主要負責管理海市的塑膠制品廠，而塑膠貿易公司主要由小兒子夫婦經營。小兒子夫婦私底下接到了一筆大額訂單，并使用公司的資金進行采購和銷售，但他們并未將此訂單的詳情告知作為合伙人的小女兒夫婦。通過這筆交易，小兒子夫婦私下賺取了數百萬利潤。小女兒夫婦還是從其他生意合伙人的口中才得知此事。因為此事，鄧先生對小兒子夫婦做了這樣的負面評價：“他們兩口子是典型的‘有難要同擔，有福不能同享’的人。這樣的人在我的心中不是我原來認為的可以相互幫助的家人合伙人”（訪談資料，231215NX）。對于鄧先生而言，正是因為家人關系，小兒子夫婦的行為更不能讓他接受：“我當時心里很難受，真是沒想到我小舅子他們是這樣的人。這事我是真的不能忍受，都是一家人，他們怎么就可以這樣做？他們這樣做真的很不厚道”（訪談資料，231215NX）。

（二）“一碗水端不平”的“偏心”老人

老人與子代之間的關系是中國人家庭關系的縱軸，傳統倫理中期待的老人與子代關系是“父（母）慈子孝”。老人如何處理與不同子女之間的關系，也會深刻地影響創業者對親密關系的理解。在T家庭的創業歷程中，母親扮演了一個看似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作為領頭人，她帶動子輩相繼踏上創業之路。另一方面，她在創業過程中對于不同子女表現出的“偏心”和不公正讓利益受損的子女對她的形象有了較為負面的看法。在塑膠行業的兩次創業中，最讓小女兒夫婦難以釋懷的是母親明顯的偏心行為。在小女兒夫婦創業之初，最先是由他們夫妻倆開辦塑膠貿易公司，后續小兒子夫婦的加入使得塑膠貿易公司成為兩（小）家共有的公司。雙方分別在這個貿易公司投入了一定數額的資金。在合作經營塑膠貿易公司一段時間之后，小兒子夫婦想在塑市購置房產，但是他們手中的錢不夠。于是，母親出于心疼小兒子的心理與小女兒夫婦協商，讓小兒子從塑膠貿易公司的賬戶中抽取一部分錢款購置房產。對于此事，女婿鄧先生表示：“當時我岳母和我說這事時，我心里有些不舒服，因為這是我們共有的資金，而且這筆錢主要是用來支持貿易公司的發展的。我其實心里不太接受這個提議，但礙于她是長輩，而且在我們經濟困難的時候借錢幫助我們渡過難關，所以也不太好拒絕這事”（訪談資料，231216NX）。

在母親的介入下，小兒子成功地從塑膠貿易公司抽取了一定數額的資金用來購置房產。然而，不久之后，小女兒夫婦也欲購置房產，也想效仿二哥的做法，卻立馬遭到了母親與二哥的拒絕。小女兒傷心地表示：“沒有想到，我媽拒絕了我。理由是這些錢是發展公司業務用的，不能隨便抽出。當時，我哥也附和我媽的說法”（訪談資料，231216NE）。同樣的事情，同樣是子女，母親卻有不同的態度。這讓小女兒有些不滿：“我當時很不服氣，心里很難受。我們夫妻的錢基本上都投入到貿易公司中去了，我當時手頭并沒有多少錢。我媽太偏心了”（訪談資料，231216NE）。

在這場買房風波之中，小女兒夫婦體會到了母親的偏心。他們雖然心有不滿，但考慮到母親歷來重男輕女的風格，小女兒夫婦選擇了默默忍受。T家庭的家庭成員秉持著“一家人和氣生財”的理念，繼續攜手在塑市奮斗。隨后發生的事情使得小女兒夫婦對母親的看法發生了重大改變，打破了小女兒夫婦心中對母親應該扮演公正角色的角色期待。T家庭最初在塑市進行創業時，首先是開辦塑膠貿易公司。隨著生意逐漸興旺，他們在海市成立了一家塑膠加工廠。然而，與塑市的貿易公司相比，海市的加工廠效益并不理想，有時甚至面臨虧損。負責管理加工廠的鄧先生面臨著重重挑戰：“當時說辦廠，以為很容易，沒想到做起來這么難。想著大家往里面投入了幾百萬，還是咬牙堅持了下去。我其實覺得這不算什么，困難肯定是有，過了這個坎，前途就明亮了”（訪談資料，231212NX）。這樣的日子沒過多久，T家庭的母親卻來找鄧先生夫婦，提議他們專門負責塑膠制品廠，而小兒子夫婦專門負責塑膠貿易公司。母親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小女兒與小兒子分伙，各自獨立經營。對于母親的提議，小女兒很失望，認為母親“一碗水沒端平”：“那個時候，我們辦廠辦得艱難，我媽看在眼里，也沒有說什么。她當著我們的面提這種對我們非常不公平的分伙建議時，我真的很失望。我以前認為，她在生活的事情上更關照我二哥，我也能忍受。我想著她在生意上應該會對我倆公正一點。經過這事之后，我知道，她就是愛自己的小兒子到骨子里了。只要和我小哥有關的事情，什么公平、公正在她眼里根本不存在”（訪談資料，231214NE）。鄧先生也表達了相同的感受：“這個塑膠貿易公司是我們夫妻倆首先開辦的，現在讓我們退出，我不知道我岳母是什么意思。看著廠里的效益不好，不想讓她兒子承擔辦廠的風險，就可以這樣犧牲我們的利益？這合理嗎？這公平嗎？她這樣是非不分，如此不公平地對待我們，真的是我沒有想到的，我很難釋懷”（訪談資料，231216NX）。

五、“散伙不分家”：創業再選擇與親密關系的維續

創業者對親密關系認知的改變會影響其創業的再選擇，更有意思的是，創業再選擇又會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巧妙地實現家和親密關系的維續。T家庭的創業始終圍繞著親密關系展開。創業者既從親密關系中獲益，又困惑于親密關系。親密關系在助力家人創業的同時，也經歷了來自創業者認知上的悄然變化。一旦基于商業關系的利益對基于親密關系的親情造成嚴重挑戰且難以調和時，創業散伙就成了無奈但又必然的選擇。

（一）散伙的理由：商業關系對親密關系的挑戰

在創業過程中，親密關系與商業關系的平衡對于家庭式創業的合伙人來說始終是一個難題。有的家庭成員偏向商業利益，有的偏向家庭親情。當利益受損方經歷了“不合情理”的對待后，就會對獲益方家庭成員產生不滿，并重新評估對獲益方的家庭角色期望。這個期望主要是指，無論何時作為家人或親人的合作伙伴都要互幫互助、要公平公正。這種期待本質上反映了一個樸素的觀念，即與親人合作應當能夠避免背信棄義的風險。然而，現實與期待的落差往往會帶來更深的失望與傷害。如果合伙人對彼此的角色期望與現實行為落差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家庭式創業合伙關系就能勉力維持；反之，合伙關系可能就會破裂。同樣，子輩家庭成員對父母的角色期望也會影響其后續的創業行為。當家庭合伙人就經濟利益分配發生爭議時，如果合伙人面臨父母“一碗水端不平”的不公正對待，那么他對父母作為公正角色的想象和期待就會動搖，從而也會影響其進一步的創業行為。T家庭合伙關系（毛線合伙生意與塑膠合伙生意）的兩次破裂都源于利益受損方被“不合情理”地對待，導致利益受損方對親人合伙人角色期望的幻滅，最終導致了散伙。

（二）家、親密關系的維持及其與創業經營的適度粘連

家對于中國人而言具有本體性的意義（周飛舟，2021）。因此，家及親密關系在現實中常常表現出一定的彈性和韌性，或隱或顯地存在于個體的行為選擇背后。盡管T家庭的創業遭遇了利益和情感的沖突并最終在形式上選擇分開，但作為家庭成員的創業者還是為親密關系保留了一定的空間，努力維持著家、親密關系與“業”的適度平衡。一方面，作為家人的創業者試圖努力去挽回親情和創業合作。面對二哥夫婦的算計和母親的不公平對待，作為利益受損方的T家小女兒夫婦一度表現出“忍讓”和“妥協”，這實質上就是一種試圖恢復和維持家及親密關系的行為。比如，對于與二哥分開經營一事，盡管小女兒的丈夫鄧先生的立場相對更為堅定，他主張與小舅子一家徹底終止合伙關系，但是考慮到涉及妻子的親兄長，鄧先生最終還是不得不在態度上有所緩和。經過雙方的協商，這段既涉及親情又關乎利益的合伙關系最終以和平分手的方式畫上了句號。另一方面，雖然家庭的創業經營在形式上實現了“散伙”，但后續的創業經營并沒有徹底地割斷與家、親密關系的粘連。在后續的塑膠經營中，鄧先生夫婦與二哥夫婦依然保持著一定的商業往來與互助。他們會相互交流商業信息、拆借資金、提供倉儲服務，以及進行塑膠技術的交流等。他們也會相互參加對方的家庭聚會活動。這表明，盡管在之前的合伙創業中經歷了矛盾和糾紛，導致合伙關系破裂，但他們在商業上與生活上并沒有完全斷絕往來。換句話說，T家庭并沒有切斷家人間的親密關系，而是做到了創業散伙但不分家。

可見，面對親密關系與商業關系沖突導致的創業散伙，T家庭的當事人最終做出了于“家”比較好的選擇。當被問及為什么會創業散伙但不分家時，鄧先生夫婦的回答依然飽含對家和親密關系的珍惜。鄧先生表示：“我是吃了他們夫妻的虧，不想和他們在生意上有往來，但是我的老婆依然要我維持和小舅子一家基于親情的業務往來。他是我老婆的哥哥，我老婆不可能因為我們之間不愉快的合作和她哥哥斷絕關系。該往來的還是會往來，只是以兩個公司的名義進行一些日常的商務往來，或者說是生意上大家會照料一下對方”（訪談資料，250115NX）。小女兒強調：“因為我們是一家人。很多東西在當時不能釋懷，現在我也逐漸放下了。畢竟我們是一個媽生的，相互之間看著對方出現困難，不去幫忙，心里過不去”（訪談資料，231216NE）。令人意外卻也不意外的是，T家小兒子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因為她是我的妹妹，我不可能因為分伙了就不和她往來。我們之間的商業互助可以幫助我們抵御一些塑膠市場上的風險。對于別人，我不太信得過，但她是我妹妹，我覺得她是不會‘坑’我的。我們相互幫助，這對大家都好”（訪談資料，231216XG）。

六、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T家庭的創業史為例，以“家”為視角，考察了親密關系對創業的影響及其互動關系。研究發現，家及親密關系會對（早期）創業有積極影響，其影響主要通過三個機制來實現：“家計”促成合作共識、“家愛”提供情感支持、“家識”幫助共同規避和應對風險。積極效應的實現條件在于，在這一時期，親密關系的邏輯是影響創業的主導邏輯，商業關系依附于親密關系。親密關系并不總是發揮積極影響，其作用的發揮有賴于親密關系與商業關系的兼容性。隨著創業進程的推進，基于商業規則的利益邏輯有可能突破或挑戰親密關系的邏輯，進而使得創業者對親密關系的認知發生改變并進一步影響創業者的創業選擇。在面對兩種關系的沖突時，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親人的不公平對待，創業者對親密關系的想象悄然改變，并最終影響創業者的創業再選擇。如果創業者對家人的角色期望與現實的差距在可接受范圍內，那么他們會維持創業合作關系，反之創業者會選擇分道揚鑣。當然，分開創業并沒有割斷家人間的親密關系。出于親情和商業互助的考慮，家、親密關系與創業經營間依然保持了適度的聯系和平衡。

相對既有研究而言，本研究在兩個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推進。其一，本研究建構起家、親密關系與創業行為之間的實質聯系，為理解和分析中國式中小型創業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分析策略。“家”視角的引入使得我們能夠立體地呈現“家”及親密關系與創業間的互動關系，呈現與既有創業研究不同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路徑，超越了傳統研究過度平面化、形式化地考察包括社會關系在內的諸多結構性變量對創業影響的局限。由此，以創業為切入點，我們發現了親密關系與經濟行為的實質關系狀態。其二，本研究為經典社會學理論進入經驗提供了一個研究示例。近年來，以“家”為中心和方法的社會學理論建構為中國社會學超越中西之別、推進理論創新指明了一個可能的方向。其中，思考“理論如何進入經驗和歷史”，如何“從普遍理論到具體個案”構成了創新的重要路徑（肖瑛，2021）。在此意義上，本研究或可為更深入地理解“家”的社會學理論意涵，以及經濟行為與親密關系聯系性的經典理論提供一個有價值的經驗示例。盡管現實中并非所有的創業都會和親密關系相關，但是，從“家”和親密關系的社會學理論關懷來看，本研究仍然有其作為經典理論的經驗投射的價值。由此，我們或可認為，與西方經典理論中關于“離家出走”的觀點不同，即便是在現代化、個體化和理性化張揚的時代，一些領域的中小型創業也不是一個極力擺脫親密關系、完全“離開家”的過程，相反它或多或少會受到“家”及親密關系的實質性影響。至此，置身于“家”及親密關系中的我們意識到，無論何時，“家”都是一個復合體，它和親密關系互為依存，構成了我們行動的目的、手段和環境。家和親密關系是我們理解中國人經濟行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