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正聚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要求

黨建治學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是一種理論和實踐，也是一種制度。這一制度，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起草的有關情況向全會作說明時強調：“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繼續完善各方面制度機制，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項，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深化認識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越性、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要求等，進一步夯實“中國之制”向“中國之治”轉化的著力點。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是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必要前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內蘊的優勢力量和穩定屬性，構成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的必要前提。要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如何更好向國家治理效能轉化，必須首先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理路、理論根基、內涵結構和時代價值等方面探討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優勢從何而來、如何體現。具體來看，其優勢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

習近平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么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歷經百余年奮斗創造和積累的根本成就之一，“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與實踐基礎。

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西強東弱的時代背景下，獻身于中華民族復興和進步事業的仁人志士在研習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也效仿西方政治制度，嘗試了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多黨制、兩院制、內閣制、總統制等多種制度模式。然而，當時種種方案都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歷史證明，遵從西方發展模式、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隨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誕生，苦悶彷徨中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希望。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便將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作為自身使命。黨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在根據地探索建設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抗日民主政權中的“三三制”等政治制度，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為健全國家制度做了充分準備。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黨從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頂層設計著手，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制度，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形成、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正如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是黨和人民在歷史新時期把握現實、創造未來的出發陣地，沒有它提供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沒有它積累的思想成果、物質成果、制度成果，改革開放也難以順利推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新征程。黨中央在深刻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健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紀律檢查等制度，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等，通過了《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等不同領域的體制改革決定，由此逐步形成了嶄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提供了制度保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初見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站上新的歷史起點，處于新的歷史方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競爭是國家間最根本的競爭。制度穩則國家穩”的高度，對加強制度建設作出戰略謀劃，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不斷改革創新，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軍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成為一個嚴密完整的科學制度體系，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實現重大飛躍。

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是在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100多年來對科學的國家制度的長期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持續建設中得來的，是在改革開放40多年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中得來的，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遵循并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具有科學真理性

科學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偉大創舉，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舊世界的基礎上，對未來社會發展過程、發展方向和一般特性等作了科學預測和設想，其中包含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必須遵循的規則和標準，由此構成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在《共產黨宣言》中第一次得到全面闡釋。例如，《宣言》闡釋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和價值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宣言》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實踐要反映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宣布：“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宣言》對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力量依靠等方面作出具體規定，并強調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隨后在《資本論》及其手稿、《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著作中進一步論證和闡發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科學社會主義誕生170多年來，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等都沒有發生變化，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中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目的、所需的經濟基礎和組織力量等方面的原則性規定仍然適用。正如習近平指出：“《共產黨宣言》雖然誕生于一百七十年前，但其闡述的基本原理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科學社會主義主張受到中國人民歡迎，最終扎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就是因為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并根據時代條件賦予其鮮明特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從根本上來說都是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的，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與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

以基本經濟制度為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生產剩余價值或榨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的內容和目的。”與資本主義相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消除兩級分化，而實現方式首先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即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按照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基本原則，蘇聯曾實行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形成了實行單一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指令性計劃經濟、權力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體制。1936年蘇聯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批準的《蘇聯憲法（根本法）》中規定，蘇聯的經濟基礎為“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及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逐漸暴露，極大阻礙了蘇聯經濟社會發展。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影響下，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這種全部經濟生活都由國家來統籌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據當時中國的現實需要作出的選擇，并不能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黨開始探索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是否應當保留和保留多少非公有制經濟，以及是否應當和怎樣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等一系列理論與實踐問題；根據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生活需要，對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某些環節作出科學調整和改革，逐步實現了由單一的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們黨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探索，充分體現了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繼承和發展。可以說，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我們黨始終保持在方向上的頭腦清醒，努力把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經驗轉化為制度成果和治理效能。正如習近平指出：“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在新時代的實踐中經受住了各種風險挑戰的考驗，具有強大生命力

縱觀社會主義發展史，怎樣在復雜交織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既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又高效地治理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我們黨在探索建立完善國家制度、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過程中，雖然也發生了一些曲折，但經受住了各種風險挑戰和考驗，取得了豐碩成果。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不斷發展，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國際合作面臨地緣政治、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跌宕升級等挑戰，西方一些政客“脫鉤斷鏈”企圖愈演愈烈。在外部打壓不斷升級的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穩定、不確定、不和諧、不安全因素仍然存在，各種錯誤思潮以及與之有關的沖突事件仍時有發生，給政治安全、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風險挑戰。然而，應該看到的是，我國總體上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同世界上一些地區和國家不斷出現亂局形成了鮮明對照。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也展現出較強的比較優勢，尤其是近年來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抗擊新冠疫情、領航科學技術、應對氣候變化、推動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應對重大風險挑戰面前具體有哪些優勢，展現了何種能力呢？關于這個問題，習近平在2020年9月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作出了回答。他深刻指出：“衡量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優越，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風險挑戰面前，能不能號令四面、組織八方共同應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凡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力，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獨特優勢。”習近平用“三個能力”概括了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在應對風險挑戰方面的優越性。第一，組織動員能力展現了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當資本主義社會因“資本的逐利”引發的政治功能失靈、精神文明衰退、社會階層撕裂等一系列現代性危機愈演愈烈的情況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堅持把人民作主體、把人民作尺度、把人民作目的、把人民作根基，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和首創精神，因此在重大風險挑戰面前能夠廣泛凝聚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第二，統籌協調能力展現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完備性、組織嚴密性和科學有效性，而其中發揮根本作用的在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正是因為我們堅持了黨的領導制度這一根本領導制度，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才能轉化為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第三，貫徹執行能力展現了我們黨始終貫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這一重要原則，體現了我們黨對制度權威的維護和制度執行的保障。一個制度是否發揮作用，關鍵看執行是否到位、是否有力，否則再好的制度都會變成一紙空文。以西方民主制度為例，西方國家的政黨大多以民主標榜自身，并以此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然而事實上，其背后的零和博弈、贏者通吃的內在邏輯已經決定了其所倡導的民主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的虛假性必定會使其在執行中出現危機，甚至失靈。例如，向來以“民主燈塔”自居的美國，將多黨競爭的選舉制度吹捧為民主政治的精髓，如今美國的民主選舉已經淪為一場場政治“真人秀”，引發美國選民對政府信任度的下降。近年來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黑人的命也是命”等反抗運動，就是美國民眾對本國政府失望的體現。對比西方，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彰顯了中國之治。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既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又借鑒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設的有益成果；既遵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既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也為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轉化提供了必要前提。

二、促進制度建設和治理效能更好轉化融合，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在要求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兩句話組成一個整體，前一句規定改革的根本方向，后一句規定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指向。要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向治理效能轉化，就需要全面把握兩者辯證統一的關系。

（一）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刻認識加強制度建設是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證

制度對于國家治理起著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作用，加強制度建設、發揮制度優勢才能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真正深化改革。這是我們黨在40多年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總結的基本經驗。從理論上來說，這一經驗主要來自黨對于改革與制度建設關系的認識。

推動制度成熟定型是推動和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三中全會的主題都是“改革”，而改革的具體落腳點都在體制機制上，都圍繞制度建設展開。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如何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從而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作出重要論述。他指出，“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他進而判斷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為了推進改革向縱深發展，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明確了制度建設的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作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則之一。習近平指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動態過程，必然隨著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斷健全，新領域新實踐需要推進制度創新、填補制度空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都是涉及體制、機制、制度層面的內容，充分體現了我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主動，也體現了從體制機制上推動解決問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制度優勢是推動和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具有多方面的顯著優勢。主要體現為：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的顯著優勢；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的顯著優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充滿生機活力的顯著優勢；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堅持黨指揮槍，確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和人民，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顯著優勢；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顯著優勢；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的顯著優勢。這些顯著優勢充分表明，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14億多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

先進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力是推動和謀劃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條件。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進制度。”黨的第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第一條是總論，提出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并從13個方面說明了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具體內容。這些內容既表明黨中央和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高度自信，也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不斷修正、不斷更新的能力。這一能力構成改革向前推進的重要條件。

（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正確認識國家治理效能的高低是對制度成熟與否的最好檢驗

馬克思主義認為，要檢驗一種認識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事物，需要通過實踐來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制度與治理的辯證關系而言，制度從認識上回答了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的依據，而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就是從實踐上反映制度的執行過程。

治理方式能夠體現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是否適應國家現實條件。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是從我國現實條件出發創造的，如果不顧國情照搬別國治理方式，就必然會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遭遇失敗。在世界歷史發展進程中，一些國家照搬別國發展模式，因水土不服造成嚴重后果。例如，20世紀90年代“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使作為歐美發達國家主流政治思潮的新自由主義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并成為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基本主張席卷世界。過去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實踐充分表明，它雖然解決了部分國家的高通貨膨脹和利潤率下降等問題，但代價十分沉重。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東南亞金融危機、拉美的債務危機、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在俄羅斯失敗等都與新自由主義政治思潮倡導的經濟發展模式直接相關。近年來，反新自由主義已成為一股國際潮流，批判的聲音越來越強烈，一些曾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拉美國家和東歐國家都拋棄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可以說，盲目嫁接他國發展模式，不按照本國現實條件治理國家，最終只會使國家陷入經濟、政治、社會的多重危機，造成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或延緩的惡果。

治理效能的高低能夠反映國家制度建設是否適應時代的變化。習近平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能否推動制度的發展適應時代的變化，是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否完善的一項主要表征。具體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否適應時代發展，就是要看其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推動科技發展在國際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等方面能否真正發揮作用。更進一步說，我國國家制度優勢不是自然發揮作用的，而是必須依靠完備有效的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例如，要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進程中，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要提高黨員干部的政治素養、科學文化水平和工作本領；要進一步按照經濟發展規律理順政黨、政府、市場、社會等治理主體的關系；要不斷創新治理理念、制度、手段；等等。

（三）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將發展和完善國家制度與提高治理效能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整體推進

制度建設與治理效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兩者有機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發展和完善國家制度與提高治理效能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整體推進。

從理論創新層面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圍繞完善和發展國家制度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者的整體性關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突出制度變革和體制創新基礎上，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從制度和治理兩個層面豐富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內涵。習近平提出：“我們講過很多現代化，包括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第一次講。”這次全會是劃時代的，實現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圍到系統集成、全面深化的轉變。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著重論述了制度與治理的有機統一性。他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專題研究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明確界定了制度和治理的定位及關系，全會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形成的科學制度體系，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從實踐經驗和現實需要出發，強調了國家制度優勢更好向國家治理效能轉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對制度建設系統集成和治理機制系統高效，以及兩者的更好轉化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從具體實踐層面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統籌推進制度改革和制度運行的實踐中，黨從制度層面確保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制度的完善程度推動改革效益最大化。例如，將老百姓身邊的事與經濟社會總體發展相統一，北京東城探索建立“小巷管家”“小院議事廳”等群眾自治模式，為基層社會治理模式提供了范本；福建三明打破醫保管理“九龍治水”格局，闖出了一條破解醫改難題的新路子，其經驗已在全國推廣；浙江嘉善縣示范區政務服務一體化建設，有效推動了長三角一體化政務服務區建設……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確立，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日漸成型，實現了從夯基壘臺、立柱架梁，到全面推進、積厚成勢，再到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發展過程。

三、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需要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推動解決問題

新征程上，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對象是發展中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是推動高質量發展所面臨的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市場體系仍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民生保障、生態環境保護仍存短板，等等。為此，必須著力抓住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體制機制問題謀劃改革，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家安全、國防和軍隊等方面部署改革，充分發揮和彰顯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完善體制機制方面，要把握好以下七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馬克思主義認為，作為生產方式的兩個矛盾著的方面，生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對生產關系起著決定作用。生產力的狀況規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規定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革。改革的本質，就是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從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影響和傳導力量，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因此必須牢牢牽住經濟體制改革這個“牛鼻子”。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經濟體制改革，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位置，一方面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另一方面及時糾正妨礙統一大市場和公平競爭的突出問題，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加快健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構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放在十四類改革任務的首位，明確高水平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正體現了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從健全機制和提高效能兩方面著手。具體來說，一是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從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和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方面實現市場經濟體制的高水平發展，要推動形成系統完備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既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又要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二是要充分發揮政府治理的作用，堅持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等。

第二，健全完善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實現。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政治理念和政治實踐。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揚人民民主光輝旗幟，努力探索適應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道路，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致力于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新的歷史方位，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積極回應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的新要求新期盼，創造性地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提供重要遵循。習近平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聚焦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就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作出具體安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好發揮。

當前，面臨依然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要堅定不移走符合中國國情、充分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正確政治發展道路，大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從制度建設來說，就是要堅持和完善人民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保證黨領導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將各民主黨派團結在人民民主的共同旗幟下；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為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提供制度保障；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一基本政治制度，保障人民群眾在城鄉社區自治等方面的權利。還要繼續鞏固好選舉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立法制度、國家機構組織制度等由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派生而來的重要政治制度，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現實地體現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

第三，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和精神內核。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既要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物質富裕；也要通過文化體制改革，激發文化生命力、創造力，實現精神富足。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中的精神動力和支撐作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立足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著眼賡續中華文脈、推動文化繁榮的重大使命，聚焦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重大任務，為新時代新征程文化改革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進方向。

文化既有意識形態屬性，也有產業屬性，由此決定了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的復雜性。堅持和完善文化領域的制度建設，一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新時代，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最重要就是要堅持和鞏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確保我國文化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二是要不斷增強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國共產黨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因此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建設必須走“結合”之路。要以“兩個結合”為文化認同提供堅實基礎，鞏固新時代中華文化主體性，培育和鑄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思想引領力、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動力。三是要聚焦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健全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體制機制，加快完善遵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規律、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有利于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的文化管理體制和生產經營機制，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和市場體系，完善文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制度，健全引導新型文化業態健康發展機制等。

第四，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提高人民生活品質。矛盾是事物聯系的實質內容和事物發展的根本動力，人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從根本上說就是不斷認識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認識和總結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變化，提出人民群眾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已經從解決溫飽提升為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成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質”，這一要求是更好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必然要求。

為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就要在體制機制、制度政策上系統謀劃，從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做起，抓好民生保障體系這一人民生活的安全網和社會運行的穩定器。習近平多次強調：“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緊緊抓在手上，切實托住這個底。”具體來看，要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推動高質量充分就業，完善就業公共服務體系和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和分層分類的社會救助體系，加快構建起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第五，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最為基礎的條件，建設美麗中國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當前，我國生態環境質量穩中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污染物和碳排放總量仍居高位，部分區域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美麗中國建設任務依然艱巨。這些突出問題大多同體制不健全、制度不嚴格、法治不嚴密、執行不到位、懲處不得力有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我國生態環境保護中存在的一些突出問題，一定程度上與體制不健全有關”，“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系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加強生態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大力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將生態文明建設上升至黨章和憲法，制定修訂環境保護法及30余部生態環境法律法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和生態文明“四梁八柱”性質的制度體系基本形成，生態文明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明顯提升。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進入加快綠色化、低碳化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生態文明建設仍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建設美麗中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對完善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作出部署。只有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繼續深入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建立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和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繼續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完善國家生態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建立新污染物協同治理和環境風險管控體系等，才能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筑牢制度保障，實現美麗中國目標。

第六，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平安是老百姓解決溫飽后的第一需求，是極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發展環境。”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國家安全問題的復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國家安全工作的整體性、全域性、系統性也更加突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國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政權安全、制度安全為核心，完善國家安全制度體系，完善國家安全戰略和政策、強化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黨的二十大作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部署。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新時代新征程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任務、重點舉措，為我們進一步明確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形勢下，提高國家安全保障能力，需要進一步從體制機制入手，扎實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一方面要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準確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要義，始終堅持黨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準確把握大安全理念，始終堅持總體為要，注重從整體視角認識國家安全問題的多樣性、關聯性和動態性，構建集各領域安全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把科學統籌作為國家安全工作的重要原則和基本防范，統籌好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發展和安全等，有效防范各類風險傳導、疊加。另一方面要全力抓好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點舉措：強化國家安全工作協調機制，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戰略體系、政策體系、風險監測預警體系等；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機制，健全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處置保障體系，完善安全生產風險排查整治和責任倒查機制，完善食品藥品安全責任體系，加強網絡安全體制建設等；健全社會治理體系，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健全專群結合、群防群治的社會工作體制機制等；完善涉外安全機制，建立健全周邊安全工作協調機制，推進同周邊國家安全合作，努力創造于我有利的國際環境；等等。

第七，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我們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14億多人口的大國長期執政，既有辦大事、建偉業的巨大優勢，也面臨治黨治國的特殊難題。黨要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要靠改革、靠制度。黨的制度建設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重要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的高度自覺，不斷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從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作出“黨的自我革命”是我們黨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的重要論斷，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三個務必”“兩個永遠在路上”，到二十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以“六個如何始終”指明大黨獨有難題、闡述“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的目標任務、實踐要求，再到二十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闡釋黨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科學回答黨為什么要自我革命、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樣推進自我革命的重大問題，明確提出“九個以”的實踐要求，從嚴治黨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新時代以來，新制定修訂的黨內法規占現行有效黨內法規的比例超過70%，成為黨的歷史上制度成果最豐碩、制度體系最健全、制度執行最嚴格的時期。

全面深化改革永遠在路上，全面從嚴治黨也永遠在路上。新形勢下，要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就要持續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健全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體制，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范體系，持續深化黨的組織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層組織建設制度、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確保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制度優勢不斷向黨和國家的治理效能優勢轉化，更好以“中國共產黨之治”引領保障“中國之治”。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全新的偉業，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必然會遇到各種矛盾和風險挑戰，只有錨定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繼續鞏固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優勢，全面落實深化制度建設改革的重點任務，不斷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科學化水平，才能確保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轉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大力量。

【作者：季正聚、 劉思妗。其中 季正聚系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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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驊琛；初審：李雨凡、許雪靖；復審：韓培濤、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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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發布至今，始終堅持“傳承紅色基因，用讀書講政治”的宗旨，關注粉絲涵蓋了全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特區。累計閱讀量達到了近億次，其中通過朋友圈轉發量千余萬次，參與互動人數近千萬人，平臺產品質量高，針對性強，受關注度較好。并在中央相關宣傳網信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相繼入駐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新華網、央視頻、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等新聞客戶端，以及經報送遴選評薦《求是》《中國紀檢監察》《黨建研究》《中國黨政干部論壇》《黨委中心組學習》《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人民司法》《中國財政》《中國民政》《中國出版》《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中國高校社會科學》《外交評論》《新型工業化》《環境保護》等百余本中央級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選長安街讀書會干部學習核心來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長安街讀書會主編的《學思平治——名家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等理論讀物，形成了系列的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累計固定讀者百余萬，影響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大中院校等受眾數億人次。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在的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單位部門聯合開展相關黨建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批準，已正式同意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的有關單位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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