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9日—6月20日，相約“生而全球·共融共建”第二屆出海全球峰會，1500+企業出海掌舵人再聚獅城，與吳曉波、王輝耀、秦朔、津上俊哉、楊宇東、張華榮等嘉賓，共同探索中企出海從“產能遷徙”到“文明共生”的新路徑。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今天的中國，正在經歷拉鋸且充滿變數的中美貿易戰；而1960—1990年間的日本，也經歷了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日美貿易摩擦，并直接導致了日本企業大規模出海。

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廣場協議》的簽訂是日本經濟轉折的重要誘因，日本由此陷入了“失去的20年”，大家把它視為前車之鑒，希望從中吸取教訓。

與此同時，日本的全球化進程加速，日本企業在海外攻城略地，再造了一個“影子日本”，如今中國企業掀起新一輪出海浪潮，也希望從中獲取寶貴的經驗。

可以說，貿易戰只是一個表象，背后是全球產業鏈的分化與重構。我們相信在歷史循環中可以找到更多答案，經濟周期和規律會給我們啟發，日本在出海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可以為我們指點迷津。

為此，我們邀請到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者和中國問題專家、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津上俊哉做客直播間，為大家分享日本企業70年出海經驗與啟示。

津上老師出生在1957年，經歷了日本從貿易戰到企業大規模出海的整個經濟周期，期間見證了中國從談判到加盟WTO的過程，又在日本通商產業省歷任東北亞課課長、經濟產業研究所上席研究員等職，擁有長期對華工作經驗，對于現代中國和中國經濟發展有深刻研究。

小巴特別整理了部分直播精華內容，分享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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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小巴：請您簡單地介紹一下當年日本企業出海大概的背景和經歷的階段。

津上俊哉：我認為日本的對外投資經歷了幾個階段。1970年之前，日本的對外投資很少，因為那個時候的日本，國際收支并不富裕，外匯管制也比較嚴格。隨著國際收支的好轉，1980年外匯交易基本上沒有限制，這是一個轉機。

1985年，由于《廣場協議》，日元開始大幅度升值。

1985年之前，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大概是240，幾年后升到150，到了1990年代，又升到100—120的范圍，所以國內外的成本結構完全變了。國內和國外的成本差距非常大，這是第二個轉機。

1990年以后，日本企業開始大規模出海。

1990年代，由于房地產泡沫破裂，日本國內經濟極為不景氣，所以企業被迫到海外投資。

因為前期研究不足，經營外國企業的經驗也不夠，海外的日本企業在當地引起了很多問題，比如說與當地的工會發生沖突，日本式的管理很難被當地員工接受，由于缺乏相關知識，導致違反當地法律法規等等。

所以不得不說，90年代后的一段時間，海外的日本企業付了不少學費，經歷了很多失敗。

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日益明顯，給對外投資提供了更方便的舞臺，這是第三個轉機。

這些事情，我在20號的新加坡出海全球峰會上，會進一步介紹。

Q2

小巴：四十多年前日美發生貿易摩擦，和今天中美發生貿易戰，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

津上俊哉： 四十多年前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我覺得有一個一樣的地方和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就是美國的態度。美國意識到有一個追趕的國家會超越它的時候，就感到害怕、焦急，通過各種手段打壓這個國家。

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第一，日本是美國的同盟國（換句話說是美國的小弟 ）， 而中國是政治經濟體制都不同的競爭對手；

第二，日本和中國的國家規模很不一樣，美國從來沒有遇到過體量這么龐大的對手，19世紀的霸權國家英國面臨德國的挑戰，當前的中國和那時的德國相比，體量還要大得多。

Q3

小巴：中國并非是美國的盟友，而是更強的競爭對手，同時中國體量又非常的龐大。您覺得這樣的不同，可能會給中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造成哪些障礙？

津上俊哉： 最明顯的是即使中國企業知道美國要縮小貿易逆差，表明可以到美國當地去建工廠，美國不一定會說行。

因為日本是美國的同盟國，90年代以后，大量日本企業能夠去美國投資，在美國蓋工廠，恐怕中國企業采取同樣的辦法比較難。

但美國的態度也不是一刀切的，特朗普總統曾經說過，歡迎中國企業來美國投資。

但是美國內部的一些反華派會說“No，thank you”，他們擔憂經濟安全問題，一聽到中國企業來投資，就懷疑幕后有沒有中國政府的陰謀。這也取決于美國各州行政長官對中國企業的態度，也許歡迎，也許不歡迎。

我有一個故事可以分享。因為當時美國施加壓力，日本企業某種意義上是不得不去投資，但有一位日本汽車廠商高管跟我透露過，當初受到美國的壓力的時候，日本企業感覺這是一個災難，后來他說回頭來看，如果沒有美國的壓力的話，他們的公司不會成為今天這樣的全球性大企業。

所以事情都有兩面性，首先是災難，但是日本企業成功地適應災難教訓，最后把它變成一個成功例子。

Q4

小巴：日本企業出海過程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政府是有計劃地在引導、控制節奏，還是說更多的是一個企業自發行為？

津上俊哉： 日本企業出海，可以說是一個企業自發的行為。看到很多日本企業愿意去海外投資，日本政府也開始協助。

日本經濟產業省及其下轄的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以及日本政策金融公庫等機構，對日本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海外投資的支持、協助是比較周到的。

比如說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在海外共有76個分支機構，支持企業的進出口業務，對日本企業對外投資或者外國企業對內投資都是有幫助的。具體的內容，我在20號的新加坡出海全球峰會上，會進一步介紹。

除了政府之外，商社在日本企業的出海過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三菱商事、三井物產、伊藤忠，住友商事等商社在海外的分店、子公司、分支機構，比日本貿易振興機構還要多。因為它們是盈利性單位，所以除了進出口代理之外，還開展咨詢、出租等業務。

商社員工們專業性也比較強，比如在中國，他既是講中文的中國專家，又是食品、糧食或者機械等某領域的行業專家，在業內的中國企業家朋友也有很多，所以日本中小企業在和商社的交易過程中，也獲取了不少幫助。

有一件事想告訴大家，日本商社特別是在中國的商社，有的對準備出海的中國企業感興趣，認為會有雙贏的商機，所以也愿意和中國企業家們打交道。

Q5

小巴：您認為中國企業出海會面臨哪些挑戰？

津上俊哉： 我 覺得中國企業出海的時候會面臨兩種挑戰。一種是企業家無法改變的宏觀性風險，比如政策風險，特朗普當選后的對等關稅政策，就是無法逃避的。

另一種挑戰是中國企業需要自身應對的。我覺得其中最大的風險是“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對當地了解不夠。

中國有一個特點，就是全球都有華人華僑。

好處是從他們那里獲取信息比較豐富，也比較便利。

但是也有弊端，僅僅與當地中國人結成圈子交往，從他們那里得到的信息和知識是比較片面的，也會受到當地中國人利益關系的影響。而且從當地人來看“中國人僅和中國人交往，不跟我們交往”，給人一種“封閉”的印象。

如何規避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我覺得要盡量擴大你的交往范圍，不僅僅和中國人打交道，盡量能夠和當地人打交道，以及當地人之外的第三國的人打交道。

關鍵還應該學習當地的語言，如你懂英文，那大概率你可以傳達你的意思，但你不懂在你的面前對方和旁邊的人聊什么。

你也不能過度依賴于翻譯，有時他或她的翻譯不夠準確，也有時你會受到翻譯自己的利益關系的影響。

Q6

小巴：大量企業出海，會不會造成產業空心化，以及工作崗位流失導致的失業問題？當年日本大量企業出去的時候，有沒有面臨這兩個問題？是怎么解決的？

津上俊哉： 日本當然有產業空心化的擔憂。

2000年左右，恰巧是中國加盟 WTO的時候，很多日本制造業大公司陸續把工廠轉移到中國。

恰恰這個時候，來自中國的農產品進口猛增，導致了農產品貿易糾紛，所以對于日本來說，“你們中國工業品也好，農產品也好，都要自己生產，那我們日本怎么過日子呢？”日本有這樣的擔憂。所以第一次“中國經濟威脅論”是從2000年左右出現的。

后來這個問題，因為兩件事情的發生慢慢淡化了。一個是日本對中國的出口也猛漲，日本感受到了雙贏。

第二個是日本少子高齡化越來越明顯，愿意在工廠工作的年輕人越來越少，要維持日本國內工廠的運作也比較難。

日本在這個過程中，本質上有發生產業空心化，但是從農業到工業，再從工業到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轉變，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規律，是一種自然現象。

日本是走這個路發展起來的，某種意義上，你要維持和以前一樣的制造業規模是很難的，將來中國也會經歷同樣的事情。

如何應對產業結構的轉變，是一個大課題。美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雖然美國的制造業在縮小，但是取而代之發展出了GAMAM（Google, Amazon, Meta, Apple, and Microsoft）這些非常好的數字服務業公司。

特朗普很不公平，是因為他只談制造業的縮小，好大的物品貿易逆差而不談平臺公司的發展，它們賺的好大的服務貿易順差。

總的來說，美國在應對產業結構變化方面做得很漂亮；日本的問題是制造業在縮小，但是基本沒有發展出像GAMAM那樣新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服務業。

Q7

小巴：從制造業發展到服務業或者金融業，其實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那為什么特朗普現在一直嚷嚷著要制造業回流美國？

津上俊哉： 我也不太明白。可能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大多是比較窮的白人工薪階層。這些人對制造業流失到海外去，是非常抱怨的，所以特朗普為了選票，特別關注這部分人群。

我同時認為這是美國自己造成的問題，如果美國在財富分配方面做得比較好，那么美國經濟不會產生這么嚴重的問題，美國社會也不會這么分裂。

有些美國的經濟學者或者企業家也說，哪怕特朗普能讓制造業回流，這些制造業在美國也招不到人。

日美貿易摩擦、中美貿易戰在一定程度上都加快了企業出海的節奏。作為先行者的日本企業轉壓力為動力，化挑戰為機遇，早早成就了全球化大企業的地位。

由于中國并非美國盟友，而是被視作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中國企業的這一輪出海，面臨的國際局勢更為嚴峻和復雜，先行者的經驗和教訓則彌足珍貴。

由于篇幅有限，津上老師的直播觀點內容無法詳盡展現，對日本企業出海感興趣的企業家朋友，可以持續關注第二屆出海全球峰會。

津上老師也將出席今年的出海全球峰會，并于議程第二日發表《向前路者學習：日本經驗啟示》主題演講，屆時他會分享更多、更詳實的日本企業在出海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和積累的寶貴經驗。

全球化不是在家中坐而論道，而是出門乘風破浪。除了津上老師外，我們還邀請了吳曉波、王輝耀、秦朔等知名學者、企業出海領域知名專家、以及（各國 ） 政府官方代表，來自中東、中亞地區的經濟組織，以及一些海外商協會代表加入這場盛會

來自五湖四海的嘉賓共聚一堂，大家共論全球化，在不同維度上產生思維的碰撞，開展資源的鏈接，共享全球化的果實。

6月19日—6月20日，期待您勇敢邁出腳步，在獅城新加坡聆聽全球的智慧。

合作支持

舉辦國家：新加坡

協辦單位：建發股份

科技合作伙伴：螞蟻數科

先進團隊合作伙伴：飛書

品牌支持伙伴：慕思寢具、QWOS僑外出國

指定用酒合作伙伴：君臺厚醬酒

合作伙伴：Grab、新航Singapore Airlines、南方日報、36氪出海、白鯨出海、特易資訊、秦朔朋友圈、財經馬紅漫、正見品牌戰略、新加坡眼、雨果跨境、新材料在線、初海視野、新加坡經濟管理學院、WeMeet、法律先生、浙江工業大學校友企業家聯誼會、胡椒出海、U&I GROUP 匯智集團、印尼巴塘國家經濟特區萬信達產業園、薈源文化集團、西麥克展覽公司、燈塔瓴科、Veteran Group Pte Ltd、SAFECO家族辦公室、美訊、RiverMerge Capital、本質億歐、奧誠智拓、出海樂、聯訊動力、左明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