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陌

今年李安經典名片《喜宴》出了一個翻拍的新版，普遍評價不高，不過仍值得一說。

《喜宴》（新版）

首先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李安三十多年前已經把這個同性戀形婚的故事拍到了極致，時隔三十年再翻拍，究竟有什么意義？難道能超過原版？

的確超不過。但電影是一面時代的鏡子，它不僅記錄著社會風貌，也折射出觀念的流變與人性的永恒。即便都是講同性戀人群的生活，上世紀90年代的情況，和今天也大有不同。這其間的區別，就值得深究。

新版《喜宴》是由安德魯·安與原版共同編劇之一詹姆斯·沙姆斯合作的，主創明確指出，新版并非對原故事的直接復制，而是立足于2025年酷兒群體所處的全新語境。它將核心沖突從過去的隱瞞與生存困境，轉向了選擇的家庭構建與自我實現，精準反映了LGBTQ+社群所取得的進步及其面臨的新挑戰。

《喜宴》（新版）

這不僅僅是商業考量，更是為了反映社會進步的程度，以及當前新的社會張力所在。

如果說原作在當時具有開創性，那么重構版則表明，原有的基礎已不足以承載當下的對話。這種重構行為，直接評論了社會進步的速度和性質。它也意味著，酷兒敘事本身正在演變，從關注「問題」（如出柜、生存）的影片，轉向探索「可能性」（如家庭構建、自我實現）的影片。

原版《喜宴》的核心命題是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文化沖突。在這部影片上映的1993年，美國社會對LGBTQ+群體的接受度遠不如今日。同性婚姻在當時尚屬非法，同性戀身份普遍面臨社會歧視和污名化，艾滋病危機也籠罩著整個社群。對于許多同性戀者而言，向家人出柜意味著巨大的風險，甚至可能導致家庭關系的斷裂。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影片對偉同掙扎的描繪顯得尤為真實和酸楚。

《喜宴》

在另一層，偉同父母對子孫延續的強烈期望，是推動劇情發展的核心動力。影片揭示了亞洲文化中「孝道」這一傳統價值觀對個人選擇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偉同的假結婚，正是這種孝道壓力下的無奈之舉。

因此偉同在同性戀身份、孝順兒子身份和「正常」社會期望之間的掙扎，構成了影片情感深度的主要來源。影片通過偉同的經歷，探討了在特定社會語境下，個體如何在追求個人幸福與履行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平衡，這種平衡往往伴隨著謊言、犧牲和內心的煎熬。

2025年新版《喜宴》將故事背景移至西雅圖，并圍繞兩對酷兒伴侶展開。此時，同性婚姻在美國已合法化十年。這一時代背景使得影片的焦點從「同性戀能否結婚」轉向了「同性戀是否想結婚」以及「如何構建酷兒家庭」的更深層次問題。

《喜宴》（新版）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上映時，美國正面臨對LGBTQ+群體保護措施的移除，和多元、公平、包容（DEI）項目的中止等保守主義回潮。因此，影片積極樂觀的結局，在當下政治環境中顯得尤為激進和必要。

新版影片明確強調了「選擇的家庭」這一概念，兩對伴侶共同生活并最終共同撫育孩子，極大地拓展了傳統家庭的定義。影片深入探討了酷兒生育的復雜性、意愿和挑戰，例如試管嬰兒的艱辛與經濟壓力，以及酷兒父母如何有意識地規劃并構建家庭。

敏的奶奶雖然代表著傳統，但她最終理解并支持孫子的選擇，甚至成為其「共犯」，展現了傳統長輩在現代語境下對酷兒子女的復雜接納，這也是原版曾處理過的相似主題。

《喜宴》（新版）

原版中朗雄飾演的高父身為一名退休軍官，是傳統權威和家族榮譽的象征。他對賽門的接受是一個深刻而無聲的瞬間，一種「象征性的承認」。高母的接受也同樣是安靜的，她請求偉同對父親保守秘密。這里構成了影片最動人的情感基調。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安吉拉的母親則是一個「過度熱情」的酷兒盟友，她因女兒的性向而獲獎，但其支持帶有明顯的「表演性」和自我中心。所謂「驕傲姿態」（Pride Posturing），即利用LGBTQIA+支持作為吸引注意力的工具，而非真正支持，這反映了新時代下「盟友關系」的復雜性與挑戰。

相比原版的人物動機，新版影片中的角色不再僅僅為了生存而假結婚，他們的動機更加多元和深層。敏的假結婚是為了追求其藝術夢想并逃避家族企業的束縛，而克里斯則面臨著自身對承諾的恐懼，說明當代酷兒群體在身份認同之外，更關注個人抱負的實現和關系內部的挑戰。

《喜宴》（新版）

1993年版的影片，其核心張力在于偉同的「出柜」困境以及對父母拒絕的恐懼。而2025年版影片則明確指出，同性戀者如今在美國可以合法結婚，且影片中的角色在其他方面都是公開的同性戀。

這種從「出柜行為」到「出柜狀態」的轉變，以及在這種狀態下仍需應對家庭和社會期望的復雜性，是社會進步帶來的顯著演變。新版影片探討了「當下時代的細微差別」，例如在酷兒群體內部也存在的代碼轉換和不同程度的公開性。

這表明，盡管法律層面的勝利已然取得，但酷兒生活的個人和人際復雜性依然存在并不斷變化。社會進步并非消除所有沖突，而是改變了沖突的性質。新版影片表明，即使在更加包容的時代，酷兒個體仍面臨內部和外部壓力，但這些壓力如今更多地與自我實現、關系動態以及「盟友關系」的復雜性相關，而非僅僅是基本的「接受」問題。

1993年版影片的結局，偉同、賽門和威威共同撫育孩子，這是妥協的結果，它在確保家族血脈延續的同時，也含蓄地接納了同性關系。這種結局在當時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喜宴》

而2025年版影片的結局，兩對酷兒伴侶共同撫育兩個孩子，形成一種「多元家庭結構」，這被評論為一種激進和革命性的愿景。這不僅僅是敘事上的選擇，更是一種政治聲明。

在當前對跨性別者保護措施被移除、多元化項目被中止的社會背景下，一部展現「酷兒群體創造新家庭模式」的電影，不僅僅是大膽，更是必要的。

法律和社會進步（如婚姻平權）為更廣闊的家庭愿景提供了可能性，但當代政治上的反彈，則使得這種愿景的呈現成為一種激進的希望和抵抗行為。影片不僅僅是反映變化，它還在積極地塑造新的規范，并為觀眾提供肯定和充滿希望的未來。

兩部電影不僅存在時代主題的變化，類型處理和風格也頗有不同。

《喜宴》（新版）

1993年版的《喜宴》在幽默和心碎之間找到了完美的平衡，更像一部苦樂參半的浪漫喜劇。影片的喜劇元素主要來源于不斷升級的錯誤，和文化沖突所引發的尷尬與誤會。它既是一部喜劇，又帶有悲劇色彩，諷刺與溫情并存。

2025年新版影片被定位為一部現代浪漫喜劇，導演安德魯·安希望它能充滿歡樂和活力。影片中不乏鬧劇和「喜劇錯誤」的元素，但同時也融入了真誠、安靜的時刻和情感深度。然而，影片在平衡喜劇和嚴肅主題時有時會搖擺不定，甚至在某些時刻未能完全擁抱幽默，反而傾向于更陰沉、更戲劇化的基調。

因此，它的喜劇部分經常顯得格格不入，仿佛是后來硬塞進來的。這當然是新版的導演技巧較為笨拙造成的。

《喜宴》（新版）

總的來說，2025年版《喜宴》盡管在藝術上還比較稚嫩，遠不能和原版相比，但它的確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貢獻，那就是將這個經典的同性故事更新至21世紀的語境，精準反映了同性婚姻合法化后酷兒群體所面臨的新挑戰，并拓展了酷兒敘事的邊界，從單一的同性戀男性出柜故事，擴展到包含女同性戀、原住民身份、韓國/中國/越南文化背景的多元敘事，展現了更為豐富的亞裔美國人體驗。

所以，新《喜宴》不只是重拍，而是一次「時代再造」。它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把新的文化批評觀點，織入21世紀的語境。這既是一場面向過去的致敬，又同時在向未來發起電影接力的邀請。

再過二十年，我們可以擁有更新一版的《喜宴》，且看那時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