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透文史，要您好看

作者：瀛洲海客

編輯：莉莉絲

家鄉(xiāng)是每個人都抹不去的“烙印”。古人有“鄉(xiāng)黨情懷”，同鄉(xiāng)之間，往往在政治、經(jīng)濟乃至文化領域“抱團取暖”；現(xiàn)代人亦然，“姓名+家鄉(xiāng)”是自我介紹中的固定搭配。

話雖如此，真正對家鄉(xiāng)知之甚深的，卻并非是一個人或某些人，而是一部“地理百科全書”，即地方志（也稱方志）。觀地方志，便可知“一方的古今總覽”，其地理沿革、史跡變遷、風俗人情、豪杰俊才，亦足以遍觀概覽。

因此，從重要角度來看，哪怕在浩如煙海的各類古籍中，地方志也能脫穎而出，甚至直追史書。至于其規(guī)模，更是蔚為大觀（數(shù)量可達萬種），約占現(xiàn)存古籍中的十分之一。那么，地方志是如何發(fā)展到今天這個規(guī)模的呢？

上圖_ 梁啟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

一、起源：古史中的方志萌芽

地方志起源于何時？眾說紛紜，未成定論，但離不開兩個方向：歷史與地理。

梁啟超曾說：“最古之史，實為方志。”倘若方志起源于史，它便可追溯到先秦時期。“方志”一詞，最早見于《周禮》。出于自身統(tǒng)治需求，周王室曾設立過不少跟“志”相關的職務。

其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并負責起草周王室對諸侯國下達的詔令；又有小史掌“邦國之志”，以明辨天子及諸侯世系。此外，還有專人奔赴四方，查閱輿情，待整理完后呈交“誦訓”，便于后者“掌道方志”，以隨時將各地情況介紹給周天子。是以，《詩經(jīng)》才能遍采十五國風。

上圖_ 《詩經(jīng)》，是中國古代詩歌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

由此可見，至少在周朝時，地方志便已誕生出了萌芽。基于此，清代學者章學誠認為：春秋時期的一些地方史書（或者說國別史），如楚國《禱杌》、魯國《春秋》等，皆可視為早期的地方志。至少從部分內(nèi)容來看，地方志的確是某一地方的史書。

話雖如此，方志卻不僅限于歷史。

于《周禮》所見，一些官職不僅要負責地方文獻，同樣要掌握地圖，將“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shù)”的變動牢記于心。如職方氏執(zhí)“天下之圖”、 司險掌“九州之圖”，便可對各諸侯國地理情況、財政稅收了然于心。

當然，后世地方志能擁有鮮明的地理特點，還要多虧了《尚書·禹貢》與《山海經(jīng)》。其所側重的山川河流、交通要道、特產(chǎn)風俗等地理要素，讓方志“備受啟發(fā)”，從而具有了地域特色。

上圖_ 《山海經(jīng)》是中國一部記述古代志怪的古籍

二、發(fā)展：匯聚風、地、史、志

上古時期，巫、史、文、地、醫(yī)未曾分家。后來，史書雖較早“獨立”出來，但仍舊包含了不少讖緯、地理方面的內(nèi)容。正因如此，地方志在東漢之前一度偏向于歷史，直到史、地“分家”之后，地方志才逐漸側重于地理。

司馬遷年輕時，曾走遍四方，體察各地風土人情，這導致《史記》中包含有豐富的地理知識。這種傾向，對班固也有所啟發(fā)，他在作《漢書》時，干脆將部分地理內(nèi)容給“摘”出來，撰為《地理志》《藝文志》，這便為方志提供了一個新的源頭。

上圖_ 《越絕書》是記載古代吳越地方史的雜史，又名《越絕記》

受此影響，東漢時期出現(xiàn)的幾部“方志鼻祖”， 已與后世方志的體例有著頗高相似度。所謂“一方之志，始于《越絕》”。東漢袁康所著《越絕書》，將歷史、地理、風俗內(nèi)容融匯一體，便堪稱地方志成型的一個標志。同時期還有《吳越春秋》，亦是如此。

到東晉時期，常璩著《華陽國志》，詳盡記載了梁、益、寧（云貴川及部分陜甘地區(qū)）三地的當?shù)厍闆r，并兼有人物傳記、地理志以及編年史等要素，可見它已經(jīng)算是真正的地方志了。

不過，要說地方志能“發(fā)揚光大”，還要看唐宋時期。

上圖_ 《華陽國志》又名《華陽國記》，地方志著作，由東晉時期成漢常璩撰寫

三、興盛：唐宋之際的“瓜熟蒂落”

張國淦先生曾在《中國古方志考·敘例》中指出：“方志之書，至趙宋而體例始備。舉凡輿圖、疆域、山川、名勝、建置、職官、賦稅、物產(chǎn)、鄉(xiāng)里、風俗、人物、方伎、金石、藝文、災異無不匯于一編。”

漢晉以降，方志雖已出現(xiàn)，但仍舊“分別單行，各自為書”。直至南宋，它才發(fā)展為成熟階段，并將“修志活動”推向了一個新高潮。那么，地方志何以能在唐宋之際蓬勃發(fā)展呢？

上圖_ 《括地志》是唐代中國的一部地理學專著

首先，官方修志已形成定制。李世民繼位后，其四子（魏王）李泰為討父親歡心，曾組織人手編修《括地志》，從而引領一時潮流。

至唐德宗年間，官府明文規(guī)定：州郡需要每三年編修一次圖經(jīng)（一般指附有圖畫或地圖的地理志），將其呈交兵部。此制后雖有更改，但地方向朝廷進獻圖經(jīng)與地志，已成慣例。

官方的推動作用，不容小覷。唐中期以后，修志之風十分流行。及至宋朝，還出現(xiàn)了《元豐九域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方志中的代表作。

上圖_ 《輿地紀勝》，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總志，王象之編纂

其次，宋代文化的空前繁盛，亦推動了方志的發(fā)展。宋朝重文輕武，“刑不上士大夫”。在“私人不得編史修志”的時代過去后，許多士人反而把修志當成了一項“副業(yè)”。在他們看來，修志不僅能表達自己在學術、政治上的一些見解和心得，也能傳于后世，留待后人品評。

私修方志之風，南宋時期尤為盛行。當時，漢家暫避江南，雖然生活較為穩(wěn)定，但故國之失仍舊讓不少文人滿懷悲憤。他們無力回天，只好暫寄“故國之思，興亡之慨”于方志之中。因此，這一時期的方志在質量和數(shù)量上都有明顯提升。

上圖_ 南宋的文人文風

四、作用：觀政、教化、知得失

當然，促使方志以星火之勢迅猛發(fā)展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它本身的作用。無用者，人棄之；有用者，人逐之。方志最大的作用，不僅是因為它能保存很多重要信息，也在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教化意義。

入境，觀其風俗，而后知其政。地方長官遠道而來，首要任務就是體察民情。在地方志的幫助下，長官便可快速了解當?shù)氐娘L土輿情，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出自己的執(zhí)政方略，此之謂“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

其次，地方志還有教化作用。方志是公開性質的，多錄有地方上的知名人物。與家譜不同的是，家族若出現(xiàn)遺臭萬年的奸惡小人，家譜往往對其除名削籍，以全家族之聲譽；但地方志卻會如實詳錄，以達到“揚善懲惡，表彰風化”的教化目的。

上圖_ 章學誠（1738年－1801年），原名文鑣、文酕，字實齋，號少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 清代史學家、思想家

除此之外，章學誠還認為：地方志還能“補史之缺、參史之錯、詳史之略、續(xù)史之無”，它既是各地風土人情的實錄，也是史書的有效補充途徑。畢竟，正史雖然權威，但難免也會有疏漏之處，需要地方志的增補，以全其說。

如此看來，地方志與史書、家譜之間，其實是互相依存、互相補充的，它們可稱是中華文鼎的三只“鼎足”。

參考資料：《周禮》《方志略例》《中國古方志考》《中國的地方志》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chuàng)作，配圖源于網(wǎng)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 學堂君推薦 ----

《國家人文歷史》全年訂閱

2025年1月-2025年12月丨全年24期

一整年的人文歷史熏陶

讓一整年的生活，更有溫度和質量

限時價：420 元

每月2期新內(nèi)容，包郵到家~

點擊下圖 立即購買

秦漢史、唐宋史、明清史等，下方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