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中美兩國政府在日內瓦就降低關稅達成共識，這一舉措不僅象征著國際經貿關系迎來實質性緩和，也為全球經濟的復蘇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然而，與此同時，中美高科技競爭也在持續升級，美國政府在高科技領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例如在高端芯片領域對相關企業實施禁售和管制，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全球化的浪潮下，技術與資源封鎖能否真的奏效？長江商學院李偉教授在最近發表于FT中文網的署名文章中指出，技術封鎖阻礙知識交流，延緩社會進步，有害于人類社會的總福利， 在當今開放的世界中難以為繼。教授表示， 技術封鎖大概率會催化技術創新，通過 在更高水平的開放中去發展自身高科技產業，中國高科技產業的 崛起 勢不可擋。

作者 | 李偉

來源 | FT中文網

李 偉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

亞洲（及大洋洲）市場副院長

長江商學院案例研究中心主任

長江商學院大數據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還沒消停幾天，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簡稱特朗普）就又有動作了。

2025年5月12日，在經過了激烈的談判后，中美兩國政府在日內瓦達成共識，大幅降低雙邊關稅水平。中美關稅戰被摁下了暫停鍵，市場因此松了一口氣。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特朗普政府一邊加強對中國高科技產業的打壓，例如進一步收緊了對英偉達在中國出售芯片的限制；另一邊又甩鍋中國，稱中國沒有按照此前的約定，放開對稀土的出口管制，損害了美國的利益。

特朗普政府在國際政治經濟交往中的蠻橫與霸道已是天下共知，但這不是筆者撰寫本文要探討的主題。筆者在本文中要探討的主題是“卡脖子”的問題。

具體來說，近年來美國政府出臺了多項對華進行技術封鎖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禁止英偉達公司將自己先進的芯片賣給中國，其理由在于這會加快中國的科技發展和國防實力，從而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

中國人把美國政府這種行為叫做“卡脖子”，那么我們應該怎么看這個問題呢？美國會得償所愿嗎？

客觀地說，對中國搞“卡脖子”的政策不是特朗普政府的“專利”，喬?拜登（Joe Biden，簡稱拜登）政府也限制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先進芯片，只不過特朗普政府將這些政策進一步升級了。

實際上，在當今的美國政壇上，兩黨在絕大多數的政策選擇上都是涇渭分明的，但也有極少數問題兩黨是存在共識的，對華政策就是其中之一。簡單來說，兩黨的對華政策是既合作又限制，但以限制為主。

出現這種局面與中美關系的大背景密不可分。隨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不斷發展，中國在一系列科技領域均出現了明顯的突破，例如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領域的深度求索（簡稱DeepSeek）公司，電動車領域的比亞迪，動力電池領域的寧德時代，四通八達的高鐵網絡，等等。

說實在話，美國政府有點“心慌慌”——已經有這么多的限制政策了，中國還發展這么快。假如不加以限制，那結果會如何？

然而，美國政府的想法是錯誤的。在一個開放的世界中希望通過搞技術封鎖的方式來打壓別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這無異于緣木求魚，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四點：

第一，當今世界的很多基礎研究成果都是開源的，很多高科技產品也是開源的。

筆者是一個大學教授，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學術研究，而學術研究成果就是開源的。學者通過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對外發布來獲得學界內外的承認，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閱讀學術期刊等方式來幾乎無成本的學習這些學術成果，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創新。

很多高科技產品都是基礎研究成果進行商業應用的結果，例如晶體管的發明就來自于基礎研究領域，而后其應用則遍及幾乎大半個電子信息產業。多說一句，發明晶體管的約翰?巴丁（John Bardeen）、沃爾特?布拉頓（Walter Brattain）和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三人還榮獲了195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除了基礎研究成果是開源的之外，很多高科技產品本身也是開源的，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DeepSeek的AI模型。DeepSeek的AI模型是建立在其他開源AI模型的基礎上的，而其自身也是開源的，全球任何人都可以免費的在其基礎上進行進一步的開發。與很多人預想的有些不同，高科技領域一直活躍著一股強大的開源模式的支持者，這里面最有名的成果之一就是Linux操作系統。

基礎理論是開源的，很多產品也是開源的，在這樣的產業中，有人要搞技術封鎖，是不是有點奇怪？

第二，技術封鎖本身就是很困難的。

即使我們不考慮那些開源的信息和知識，技術封鎖本身也是非常困難的。新的技術一般會帶來更高的生產率，會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因此企業有保守秘密的動力，但這是很難實現的，這方面英國人塞繆爾?斯萊特（Samuel Slater，簡稱斯萊特）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

斯萊特生于1768年，是一位英裔美國實業家。在斯萊特出生的年代，英國率先在全球完成了工業革命，其經濟實力一枝獨秀。當時英國的紡織業非常發達，其技術更是全球領先。由于害怕其他國家“盜取”英國的紡織技術，英國當時禁止紡織機器、圖紙和熟練技工等生產要素離境，但斯萊特的經歷說明這種做法是螳臂當車。

斯萊特10歲的時候就進入當地的紡織廠做童工了，等他到21歲的時候，他對紡織廠的一切都已十分熟悉。斯萊特很早就意識到自己可以在美國開始自己的新事業，于是他用心記下了從紡織機械的構造到工廠的生產組織流程等各方面的關鍵信息。

1789年，21歲的斯萊特喬裝打扮成雇農前往美國，你沒看錯，他為了逃避紡織廠技工不能離境的規定，假冒了雇農的身份。斯萊特來到美國之后，憑著記憶（人的記憶有時候真是很可怕）復制出了英國先進的紡織機械，并將整個生產流程引入了美國的工廠，美國的紡織業由此開始蓬勃發展。

斯萊特日后被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杰克森（Andrew Jackson）稱為“美國工業革命之父”（Father of the American Industrial Revolution），但英國人則叫他作叛徒（Slater the traitor）。斯萊特的冒險獲得了巨大的回報，當他于1835年去世時，他已擁有了13家工廠，身價130萬美元，這相當于2022年的4200萬美元。

英偉達公司憑借AI芯片一度成為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早期投資了英偉達的人都賺的盆滿缽滿。在巨額回報的誘惑下，將來肯定會有人將相關的技術帶回中國。或許現在已經有人在這么做了，只不過他們很低調，在“悶聲大發財”，所以我們還不知道。

第三，逆向工程是突破技術封鎖的成熟路徑，這方面的典型就是新興汽車公司的崛起之路。

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又稱反向工程，是一種技術仿造過程，即對一項目標產品進行逆向分析及研究，從而演繹并得出該產品的處理流程、組織結構、功能性能規格等設計要素，以制作出功能相近，但又不完全一樣的產品。逆向工程源于商業及軍事領域中的硬件分析。其主要目的是，在無法輕易獲得必要的生產信息下，直接從成品的分析，推導產品的設計原理。

以比亞迪為例，其造車的早期就是通過對歐美汽車巨頭的成熟車型進行逆向工程研究而開始的。有趣的是，當比亞迪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的巨頭之時，日本又開始對比亞迪的新能源汽車進行逆向工程了。

第四，技術封鎖大概率會催化技術創新。

實際上，技術封鎖十之八九會促進中國的技術創新，而非拖慢。一方面，中國會通過上文所說的種種方式去突破技術封鎖；另一方面，中國還會找到新的路徑去規避相關的技術封鎖，這方面華為最新的昇騰（Ascend）910C人工智能芯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根據媒體報道，華為昇騰（Ascend）910C的單芯算力雖然僅為英偉達最新芯片的三分之一，但該公司CloudMatrix 384AI超級計算機中集成的該芯片數量是英偉達的五倍。在每臺CloudMatrix計算機原始算力以及至關重要的內存容量方面，華為已經超越了英偉達。盡管華為的CloudMatrix 384耗電量是英偉達產品的四倍，但中國最不缺的就是能源。

面對這樣的狀況，英偉達的首席執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簡稱CEO）黃仁勛多次批評美國政府的技術封鎖政策，認為“出口管制是失敗的”。他認為全球一半的AI開發人才在中國，技術封鎖政策會加快中國開發AI芯片的進程，并最終培育出在全球能與英偉達一較高下的芯片巨頭，例如華為。

根據黃仁勛最近提供的數據，“四年前，在拜登政府上臺初期，英偉達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接近95%，如今僅為50%”。英偉達失去的市場給了中國企業機會，而這可能在未來對英偉達造成巨大的不利影響，美國政府正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黃仁勛是個明白人，可惜美國政府不明白。

行文至此，筆者要說一句，從人類共同體的角度來說，美國政府的做法阻礙了知識的交流，延緩了技術的進步，有害于人類社會的總福利，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政府應該有的做法。

對中國來說，我們不能決定美國政府的做法，但我們可以決定自己的態度。美國搞技術封鎖，我們完全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多與世界其他地區，例如歐盟，搞技術交流。在高水平的開放中去發展中國自己的高科技產業，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一定會勢不可擋的崛起，而美國政府的“卡脖子”行為最終可能“卡”的是自己的“脖子”，而非他人的。對此，筆者拭目以待。

文中圖片來自圖蟲創意，轉載需獲授權。

教授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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