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對自己特赦后的工作生活極為滿意，甚至有些大喜過望：“辦公室設在全國政協東院，這里是原清朝順承郡王府，宮殿式建筑，花木扶疏，環境幽雅。專員們在生活上也全部由政協負責，都在附近安排有住房，有公費醫療，專員們享受高干司局長級同等待遇?！?/p>

沈醉能當上“司局級”的文史專員，當然是意外之喜，因為他跟著戴笠混，也就是個伺候人的“高級碎催”，先伺候戴笠后伺候毛人鳳，最后還被毛人鳳一腳踢出了局本部。

即使沈醉依然留在保密局本部當少將處長，那也不過就是個“處級干部”，因為保密局是“國防部”下轄的一個廳級單位，跟侯騰的二廳都做特務（情報）工作，地位還不如郭汝瑰的第三廳。

沈醉即使不在云南被捉，而是跟隨毛人鳳到了臺灣，也只有兩條路可走：其一，被毛人鳳整死；其二，被鄭介民“裁撤”。

老蔣敗逃到臺灣之后，特務機關進行了大規模改組和整合，曾任軍統局行動處（第三處）少將處長的程一鳴（潛伏者，1964年12月公開身份凱旋）在《軍統特務組織的真相》中回憶：“1950年3月，蔣介石在臺灣，自己復職為‘總統’。為了統一特務組織，派他的長子蔣經國任‘總統資料室’主任，所有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一組、國防部保密局、內政部調查局、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等所搜集的情報，都要送到總統府資料室處理，蔣經國實際上控制了國民黨的各個特務機關。”

蔣經國控制了全部特務機關，又在1954年弄出了一個“國家安全會議”，蔣介石自任主席，顧祝同任秘書長，國家安全會議轄“國家安全局”和“動員局”。國家安全局局長為鄭介民，國防部保密局改為情報局，毛人鳳為局長。

因為鄭介民與蔣經國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之誼，所以地位遠高于被邊緣化的毛人鳳——蔣家父子規定：“國家安全局領導下列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國防部等二廳；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憲兵司令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內政部警察總署?！?/strong>

鄭介民在擔任“國防部”二廳廳長和“國防部次長”兼保密局局長期間，曾被沈醉協助毛人鳳挖坑下套丟了油水最大的兼職，對沈醉當然是恨得牙根癢癢，如果沈醉敢在云南起義前逃出昆明，毛人鳳不會放過他，鄭介民當然也愿意將其“軍法從事”。

沈醉后來還恢復了“起義將領”身份，所以他1949年被捉絕對是因禍得福，當了文史專員享受司局級待遇，這對他來說簡直是一步登天。

跟沈醉一樣當全國政協文史專員的還有文強，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文強，文強還當過軍統北方區區長（繼任者為徐遠舉）、東北區區長（也叫東北辦事處處長，繼任者為吳景中）、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長、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

文強雖然是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但是在軍統局的地位卻在鄭介民、毛人鳳、唐縱之下，戴笠也曾考慮過讓他當局本部行動處處長。

要是以文強在軍統和徐州“剿總”時的身份衡量，他當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也是升職——當年文強也就是相當于徐遠舉、周養浩、沈醉那個級別，處級而已。所以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對自己的特赦后的工作和待遇都是極為滿意，他還有個意外之喜：“1983年，我當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們八個做政協委員，而過去都是增加一個兩個的。這一年，我們所有的文史專員都當上了政協委員。我記得新華社有個記者采訪我，問這次你們當選政協委員的有多少，我說：“八個。我們這八個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strong>

文強沒有詳細列出“八仙”名單，沈醉列出了，他們就是周振強、文強、李以劻、羅歷戎、楊伯濤、鄭庭笈、方靖、董益三——沈醉在他們之前，就已經是政協委員了。

文強和沈醉都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為此沈醉還不忘調侃“愛撿芝麻而丟掉西瓜”的“老大哥”曾擴情一番——曾擴情沒有留在北京，而是去沈陽兒子家中養老：“他沒有想到，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上優厚得多。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漢杰等都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又再一次傻了眼，后悔也來不及了。”

曾擴情和李仙洲兩位“老大哥”后來也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跟沈醉文強平起平坐，但似乎還不如黃維和另外兩位中將的“地位”高。

在全國政協五屆（1978年3月-1983年6月）常委二百四十三人名單中，我們能看到原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杜聿明、原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宋希濂、原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的名字，在第六屆常委名單中，依然有黃維和宋希濂，卻沒有了杜聿明，這是很正常的：第六屆政協常委履職時間是1983年6月至1988年4月，而杜聿明已經在1981年5月7日逝世了。

全國政協七屆（1988年4月至1993年3月）常委名單中依然有宋希濂和黃維的名字，全國政協第八屆（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常委名單上，就沒有了黃維和宋希濂，他們已經分別于1989年3月20日和1993年2月13日逝世，對功德林戰犯來說，屬于他們的那一個時代基本結束了，只有文強等少數幾人健在。

第一批特赦的杜聿明和宋希濂都當了全國政協常委，最后一批特赦的黃維也當了全國政協常委，跟我們熟悉的王近山、鄭洞國是一個級別，估計這又值得沈醉羨慕一番了。

沈醉在回憶錄中很是為自己的政協委員身份自豪：“我真沒有想到，黨和人民會給我這么崇高的榮譽！我將以什么來報答這種恩情呢？我認為，在11月下旬，五屆政協第四次大會期間，我在小組會上發言中的兩句話，可以表達我的感激和決心：‘過去我既能為反動派而賣命，今后我也一定能為祖國和人民而賣力！’”

沈醉文強當文史專員的時候是司局級，當了政協委員是什么級別筆者不知道，杜聿明、宋希濂和黃維的政協常委，是副部級還是正部級，筆者就更不知道了。

雖然不知道他們是正部級還是副部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不管是“倔強”的文強、黃維，還是積極學習改造的杜聿明沈醉，他們在特赦之后都寫了大量回憶文章，這些文章，也成了我們研究那段歷史的寶貴資料，僅從這一點來看，戰犯改造工作就是大獲成功、大有成效的，至于文強、沈醉和杜聿明、宋希濂、黃維相當于什么級別，肯定有讀者知道吧？用特赦后的級別來衡量，他們被俘進了戰犯管理所，是不是因禍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