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關鍵礦產供應鏈競爭日益白熱化，美歐越來越關注海底礦產行業，將其視為在關鍵礦產領域取代中國主導地位的重要機遇。國際海底管理局（ISA）也正在推動制定海底采礦監管框架，但美國未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國際規則制定中影響力有限。為此，美國知名智庫蘭德公司近期推出如下研究報告，為美國爭奪海底礦產行業的優先發展權出謀劃策。

這篇十分詳盡的報告，由蘭德基金會的物理學家與高級工程師合作而成，其中三個判斷值得注意：一是報告評估后發現，海底采礦可滿足美國2040年全部鎳、鈷需求，但美國在加工環節仍依賴中國；二是報告認為，海底采礦可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合作與安全聯盟，美國可利用五眼聯盟等情報機構提高對海底采礦行業的信息收集能力；三是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對海底采礦持謹慎態度，因為海底采礦會沖擊陸地采礦業的發展，這是美國必須克服的難點。

報告提出，美國可通過礦產安全伙伴關系與盟友協調戰略、支持在發展中國家建立加工設施、跟蹤中國在ISA的活動等方式，克服上述困難與挑戰，提高美國在海底礦產行業的競爭力。為便于國內各界了解域外動態、把握形勢之變，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摘譯編寫本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本文來源于RAND Corporation，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海底采礦對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影響

（一）能源轉型催生海底采礦新機遇

報告表明，早在20世紀70年代，科學家就已確認多金屬結核富含鎳、鈷、錳、銅等戰略金屬資源。經估算，海底這些金屬的儲量遠超陸地數倍，且從海底開采多金屬結核有利可圖、技術上可行。然而，盡管前期研究已證實多金屬結核經濟價值，但是到了80年代，人們卻對海底采礦不再感興趣。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海底作業成本顯著高于陸地采礦，二是當時國際水域礦產開發缺乏監管制度。

此后，行業格局的兩次根本性轉變，再度將海底采礦推至全球資源戰略的前沿：

其一，為應對氣候變化，全球各國正推進能源結構轉型，交通運輸和能源生產領域加速從依靠化石燃料向依靠清潔能源過渡。這一轉型推動電動汽車產業迅猛發展，帶動電池需求激增，進而需要開采更多鎳、鈷、錳、銅等關鍵礦產以保障電池生產。

▲圖1：2023年全球電動汽車電池供應鏈的地理分布，標注中國國旗部分表示中國在相關業務中有大量股份。

其二，國際水域的海底采礦監管制度即將建立。1994 年，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譯者注：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簡稱UNCLOS，此公約對內水、領海、臨接海域、大陸架、專屬經濟區、公海等重要概念做了界定。），聯合國成立了國際海底管理局。（譯者注：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簡稱ISA，聯合國的下屬機構，是管理國際海底區域及其資源的權威組織。）該機構主要負責管理專屬經濟區以外區域的資源，這些區域富含多金屬結核。目前，國際海底管理局已建立完整的勘探監管框架，并于2019年發布首版開采規章草案，計劃2025年前完成最終法規制定。這套涵蓋環境保護標準與資源收益分配機制的監管體系，標志著國際水域海底礦產開發即將步入法制化軌道。

（二）海底礦產資源的供給潛力

報告指出，多金屬結核富含鎳、鈷、銅、錳等重要經濟礦物資源，其中鈷、鎳元素是鋰離子電池正極材料的關鍵成分。隨著全球能源轉型加速推進及電動汽車的普及，動力電池生產對鈷、鎳的需求量持續攀升。通過海底采礦增加鈷金屬供給，可有效填補需求缺口。預計到2040年，3-20艘海底采礦作業船即可滿足美國全年對鈷的預期需求， 11-29艘作業船即可滿足美國全年對鎳的預期需求，21-43艘作業船開采的資源，能滿足2040年全球各國對鈷、鎳預期需求的四分之一。這意味著即使作業船數量有限，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滿足美國乃至全球對鎳和鈷的預期需求。

（三）海底礦產的加工精煉難題

報告指出，多金屬結核與其他礦石類似，需經加工和精煉轉化為合金、冰銅、硫酸鹽、氧化物等中間產品或金屬材料，方可應用于制造業。這一環節成本常占成品成本的一半以上，技術門檻極高，若想發展好海底采礦行業，多金屬結核礦加工和精煉技術不可或缺。由于美國尚未加入國際海底管理局，所以美國企業無權通過該機構的正規程序，開采國際海底區域礦產資源。不過，對采集后的多金屬結核，國際海底管理局無權管理，承包商可以自主選擇加工合作對象。因此，美國可以參與多金屬結核加工和精煉環節。

目前海底采礦行業面臨的核心難題是缺乏能同時提取多金屬結核中鎳、鈷、銅、錳元素的技術。所以，比起單純委托加工，海底采礦公司更愿意以合作伙伴或所有者的身份參與到加工精煉環節，并且希望在整個加工和精煉過程中，擁有多金屬結核的所有權。常見的做法是先把多金屬結核委托給火法冶煉鎳的加工商進行處理，之后再慢慢過渡到使用專門冶煉鎳的設備。

報告指出，部分海底采礦公司對與中國企業合作加工多金屬結核方面持保守態度，原因主要有四點：技術上，認為中企的技術在競爭力方面仍有可提升的空間。合作條件上，海底采礦公司希望主導合作方式。政策上，美國《通脹削減法案》（譯者注：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簡稱IRA）將中國列入“受關注外國實體”清單，若與中國公司合作，海底采礦公司將無法享受美國市場稅收優惠。目的上，這些公司想實現關鍵礦產供應鏈多元化，以增強自身要價的能力。

但是，與中國企業合作，能夠有效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盡管當前多數公司受各種壓力暫未與中國公司合作，但在其他合作途徑受阻時，與中國合作或將成為備選方案。

（四）美國政府對海底采礦業態度模糊

報告稱，美國政府對海底采礦業的態度模糊。許多海底采礦公司及礦產加工企業都曾積極與美國相關部門聯系，尋求合作機會、資金支持與政策扶持，但在溝通中發現，美國政府尚未明確自身在海底采礦行業中的角色定位。研究表明，對于海底采礦業的發展，美國政府只做了初步規劃、決策，且主要關注商業海底采礦有沒有價值、是否可行這些宏觀問題，卻未深入探討政府在該行業發展中的具體職能與行動路徑。此外，美國多個部門都在負責關鍵礦產相關事務，管理比較分散。由于缺乏統一管理架構，各部門間權責劃分不清晰，使得美國政府在海底采礦領域的立場與決策極易受到個人因素干擾。

海底采礦商業化發展的考量

研究團隊運用邁克爾?波特提出的五力分析模型，通過對比海底采礦與陸地采礦，評估海底采礦能否滿足未來增長的礦產需求。基于優化后的五力戰略分析框架，通過梳理文獻資料、挖掘訪談數據等定性研究方式，從現有企業競爭態勢、新進入市場企業面臨的威脅、替代產品或服務風險、供應商與購買者議價能力這五個維度，深入剖析礦產開采行業。

（一）現有企業之間的競爭

報告指出，關鍵礦產開采屬于資本密集型行業，市場主要由大型跨國公司與國有企業主導。在陸地礦山采礦領域，企業若想提升盈利能力與市場競爭力，需要開展大規模、專業化作業。這不僅依賴大量配套基礎設施建設，前期籌備工作也需消耗較長時間。高投入、長周期形成了行業門檻，導致競爭力較弱的企業既難進入市場，退出時又面臨諸多阻礙。

部分企業認為，西方國家制定產業政策推動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中國依賴的做法，同樣干擾了市場正常激勵機制，導致市場信號失真。

當前，關鍵礦產行業內的競爭已超越單純的利潤博弈，參與者往往帶有多重戰略目標，如獲取地緣政治影響力、通過經濟手段甚至脅迫方式實現國家戰略意圖、保障國防工業礦產穩定供應，以及構建抗風險能力強的供應鏈體系等。對于新進入市場的企業而言，若能契合這些戰略目標，便能獲得發展契機。

（二）新進入市場的企業面臨的威脅

新進入市場的企業會增加關鍵礦產供應量，導致價格下降。行業內現有的企業必然會給新進入市場的企業設置障礙。這些障礙可分為七類：（1）供應方規模經濟；（2）需求方規模效益；（3）客戶轉換成本；（4）資金需求；（5）與規模無關的在位優勢；（6）限制性政府政策；（7）分銷渠道獲取不平等。

在供應方規模經濟效益上，海底采礦具有獨特優勢。多金屬結核金屬含量高，海底采礦企業生產等量產品所需開采材料較少，更易實現盈利。在固定資本成本方上，海底采礦公司生產等量產品投入更低，其運營主要依靠專業設備船只和現有港口，對基礎設施與物流的要求遠低于陸地采礦。在項目審批和啟動環節，兩者面臨不同監管挑戰。在西方國家，陸地礦山審批需經過多級政府，要開展全面環境評估、協調多方利益并解決融資問題，以美國為例，礦山從立項到投產平均耗時長達 29 年。而海底采礦項目若符合國際海底管理局或相關國家法規要求，只需遵循國家或國際層面規定，審批流程更為簡捷。

▲圖2：礦物開采行業的進入壁壘

不過，海底采礦面臨著特殊困境。由于其可能對海洋生態造成影響，遭到多國政府和環保組織的強烈反對，輿論壓力巨大；相比之下，陸地采礦受到的輿論關注相對較小。此外，無論是海底采礦還是陸地采礦，新進入企業均需應對一系列共性挑戰。關鍵礦產市場價格頻繁大幅波動，加上社會對采礦行業存在偏見，這些都為新企業進入市場帶來重重阻礙。

（三）替代產品帶來的市場變數

報告稱，當市場上出現了可替代現有產品或服務的新選擇時，消費者對原有產品的需求通常會下降，進而引發價格走低。當前，電池技術及其相關領域發展迅速，新技術不斷涌現，使得關鍵礦產未來的市場需求充滿不確定性。以鎳和鈷這兩種關鍵礦產為例，由于磷酸鐵鋰電池技術的廣泛應用，專家在預測其市場需求時已將這一因素納入考慮。實際上，在新產品替代舊產品的過程中，原材料供應情況往往起到關鍵作用。一旦出現新的原材料來源，原本因成本高昂而不被青睞的新型電池正極材料，就有可能憑借成本優勢在市場價格競爭中脫穎而出。

（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報告先點明觀點，指出供應商對企業成本影響顯著，能夠大幅抬高固定資產投入與日常運營成本。隨后以造船業為例展開具體分析：造船市場呈現飽和狀態且產業集中度較高，同時海底采礦專用船只需求有限，這使得海底采礦行業在與造船企業議價時處于弱勢地位，只能承受高價。而專業海底開采設備生產商的客戶群體較為單一，主要服務于海底采礦企業，這類供應商更傾向通過協商定價，從而幫助海底采礦企業有效降低設備采購成本。在分析完供應商對成本的影響后，報告進一步指出，深海開采設備生產商與海底采礦企業業務聯系緊密，前者憑借對海底采礦各環節的深入了解，以及在設備研發和生產方面的優勢，極有可能直接參與海底采礦。

（五）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報告先以一般商業活動為例，指出消費者通過議價、提出定制化需求等方式影響企業利潤的常見經濟現象，隨后將研究視角聚焦于海底采礦行業，指出加工商和精煉商對海底采礦企業的盈利狀況有顯著影響。報告進一步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全球范圍內能夠處理海底結核的加工商和精煉商數量較少；另一方面，海底結核加工需對現有生產流程與設備進行改造，這既提高了加工難度，又增加了生產成本，使得多數加工商和精煉商不愿從陸地礦石加工業務轉向海底礦物加工。受這些因素影響，在與海底采礦企業的合作博弈中，加工商和精煉商處于優勢地位。

海底采礦對陸地采礦的影響

首先，報告表明，自 20 世紀 70 年代人類開始海底采礦研究，聯合國和相關行業就關注海底礦產大量入市會對陸地采礦企業業務的影響，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陸地采礦企業的業務會遭到嚴重沖擊。

（一）影響陸地采礦收入

接著，報告指出過往研究的不足：尚未深入探究海底采礦對發展中國家采礦收入的具體影響。隨后，報告詳細闡述了海底礦產大規模進入市場后影響政府收入的兩種途徑：一方面，海底礦產增加，導致礦物價格降低，陸地采礦收入因此減少；另一方面，國際海底管理局的特許權使用費及經濟援助基金，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新的收入。此外，報告還介紹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的補償機制：當發展中國家因國際海底區域采礦活動導致礦物供給增加，出現礦物價格下跌、出口規模縮減、經濟利益受損等情況時，可依據該機制獲得援助，援助資金源自海底采礦企業繳納的特許權使用費。

（二）對剛果（金）鈷礦影響的案例研究

研究團隊構建分析模型，對比“海底采礦引發的礦產品價格降幅”與“國際海底管理局向各國收取的費用及發放的援助金額”，并以剛果（金）鈷礦為例進行研究。但該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僅聚焦于對政府收入的影響；另一方面，研究基于兩大假設前提——海底采礦順利投產，且海底鈷礦產量不受陸地開采量的影響。分析結果表明，無論何種情形，海底采礦均會導致剛果民主共和國收入減少，即便國際海底管理局調整分配制度，對該國收入的提升作用也有限。若要使剛果民主共和國在海底采礦活動中收入不受損，需將鈷價波動嚴格控制在極小區間，而這在現實中較難實現；只有國際海底管理局大幅提高特許權使用費分配比例，才有可能維持該國原有收入水平。

海底采礦的地緣政治影響

報告指出，海底采礦作業在國際海域開展，其潛在的重大地緣政治影響不容忽視，極有可能成為國家間矛盾的導火索。報告從三個層面展開具體分析：在國際法規層面，各國在國際海底采礦相關法規的制定、落實與執行過程中，因利益訴求、發展理念等立場差異，極易產生分歧與爭議。在開采區域層面：各國需相互尊重各自劃定區域主權，否則易引發糾紛。在技術應用層面：海底采礦所需的先進技術和項目存在被挪用至情報收集、軍事部署等非民用領域的風險，這將加劇國家間的安全疑慮與矛盾沖突。

（一）海底采礦和美國的戰略利益

報告強調，海底采礦業一旦實現商業化，將對全球外交、經濟和安全等領域產生影響。為深入剖析并有效應對海底采礦帶來的影響，研究團隊重點圍繞兩大方向展開研究：一是探究海底采礦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影響；二是分析其對國際關系及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

研究過程中，團隊通過設計多種情景假設，模擬未來海底采礦作業場景，并在研討會上組織討論。并組織研討會引導與會人員從多維視角分析：包括相關利益方的立場訴求、美國戰略利益考量，以及海底采礦對外交、信息、軍事和經濟等方面的影響。報告強調，在美國保障戰略利益與關鍵礦產供應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技術與經濟競爭表現突出，其影響廣泛深遠，不僅直接作用于兩國，還輻射至雙方的伙伴與盟友，在國防安全、經濟發展、主權執法、海洋科研及環境保護等領域均產生沖擊。

在區域發展層面，報告表明海底采礦能夠吸引各國對印太地區投資，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如庫克群島、瑙魯等小島嶼國家以及美屬薩摩亞等美國屬地均有望借此實現經濟增長。與會人員進一步提出，海底采礦還有助于達成美國2022年 “印太戰略” 提出的五大目標。美國可通過推動關鍵礦產供應鏈多元化開展國際合作，實現聯盟體系現代化升級，強化礦產安全伙伴關系，深化美、韓、日三邊對話機制，鞏固區域資源合作網絡。

（二）海底采礦對“外交、信息、軍事、經濟”的影響

研究團隊邀請研討會參與者基于 “外交、信息、軍事、經濟”（DIME）框架，系統研究海底采礦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具體而言，參與者從該框架的四個維度展開分析：

1. 外交方面

報告明確指出，海底采礦作業無論是在國際海底區域還是專屬經濟區開展，均可能引發一系列問題，具體涉及領土沖突、環境破壞、海洋產業沖擊、勞工權益侵犯等領域。這些問題不僅阻礙資源的有序開發，還會對國際關系產生負面影響。目前，非法開采、未申報作業以及非法捕撈屢禁不止，嚴重擾亂海洋資源開發秩序，甚至可能成為國際矛盾的觸發點。

報告特別指出，美國因未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國際海洋法規制定中話語權受限。基于這一現實，報告展開深入分析：一方面，當前國際海底管理局的法規體系尚不完善，若在此階段貿然開展海底采礦活動，將面臨諸多風險與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各國多通過雙邊或多邊協議明確彼此在海底采礦活動中的權利與義務，以此保障自身合法權益。另一方面，一旦國際海底區域的采礦作業遇阻，各國往往會將資源開發重心轉向專屬經濟區。這促使各國需依據自身國情，構建適用于本國的海底采礦監管體系，以規范相關活動。

此外，報告分析了海底采礦對國際局勢的雙重影響：一方面，新礦產供應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因資源稀缺引發的經濟脅迫風險；另一方面，海底采礦企業普遍面臨市場價格波動、依賴政府財政補貼、遭遇國際貿易壁壘等經營挑戰，還有市場競爭加劇以及供應鏈穩定性等問題。

2. 信息方面

報告首先表明，海底采礦作業要想順利推進，必須強化對海面、海底的監測能力。海洋環境復雜多變，只有全面掌握海洋動態，才能確保采礦活動安全、有序開展。同時，報告指出數字領域暗藏風險。在信息傳播快速的當下，海底采礦相關的錯誤信息和虛假消息容易滋生、擴散，這會誤導公眾認知，干擾正常決策。

報告提到，有人會借著海底采礦的名義，進行違規作業，或是秘密收集數據。這種行為不僅擾亂行業秩序，還可能損害多方利益，因此，構建一套高效、完善的信息收集機制迫在眉睫。有了這樣的機制，就能及時發現非法采礦行為，追蹤環境破壞情況，掌握采礦活動對海底基礎設施的影響，提前防范安全風險。

報告建議更新 “五眼聯盟” 成員國之間的信息共享協議。通過加強成員國間的合作，實現信息互通，更高效地監測太平洋地區的海底采礦活動，及時發現并解決潛在問題。

3. 軍事方面

報告指出，一旦開展海底采礦作業，國家和國際安全將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在監管方面，問題尤為突出。國際海底管理局作為核心監管機構，若其監管程序失效，將導致監管與執法責任界定模糊。各國為維護在國際海底管理局合同區域內的權益，可能采取強硬措施，極端情況下甚至可能動用軍事力量，從而嚴重威脅國際安全穩定。礦產資源安全也面臨諸多風險。在局勢動蕩地區，海底礦產資源易成為海盜劫掠目標；而當出現極端狀況時，全球礦產供應可能過度集中于少數運輸船只，使得運輸線路極易遭受破壞，進而沖擊全球礦產資源穩定供應。

接著分析海底采礦對海上安全格局的影響，海底采礦活動將大幅增加相關航運活動，這無疑會加劇太平洋島嶼地區和東盟成員國專屬經濟區原有的海道控制難題。與此同時，專屬經濟區的有效管控依賴國際協作，若在維護采礦權過程中處置不當，還可能意外破壞海洋環境，引發新的安全隱患。

4. 經濟方面

報告指出，海底采礦業的未來發展受到多維度因素制約，涵蓋產業布局規劃、市場供需走向、國際貿易規則以及環境保護要求等方面。作為新興行業，海底采礦業面臨金屬價格劇烈波動、環保爭議持續、法規出臺滯后等挑戰，這些因素相互交織，導致海底采礦公司普遍遭遇融資困境。

在美國開展結核礦加工業務，還有個問題備受關注：從國際海域獲取的原材料，能否享受《通脹削減法案》中規定的電池組件及關鍵礦產原料稅收抵免政策。美國稅法第 45X 條的最新判決案例明確指出，關鍵礦產原材料符合關鍵礦產稅收抵免條件。這也就意味著，從國際海底區域開采的多金屬結核礦，能夠享受《通脹削減法案》的稅收抵免優惠。

研討會上，與會人員還提到，在專屬經濟區內開展海底采礦因涉及利益相關方較少、無需遵循 “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原則”(譯者注：人類共同繼承財產，Principle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是各國領土主權之外的自然資源。)進行利益分享，在審批流程上也具備一定優勢。然而，多數國家專屬經濟區海底礦產資源有限，僅有庫克群島、挪威等少數國家已開展相關業務探索。

（三）美國政策制定者的地緣政治優先事項

報告指出，為明確美國決策者的優先關注事項，研究團隊組織與會人員開展篩選工作，主要圍繞兩個核心維度：一是評估海底采礦對經濟、環境、外交等政策領域的影響程度；二是分析在海底采礦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經篩選，與會人員確定以下重點問題：

1. 國際管理機制缺失：在國際水域開展海底采礦，若缺乏統一的國際管理機制，將導致各國難以有效執行和落實相關規定，進而引發雙邊或多邊關系矛盾。

2. 多重風險挑戰：海底采礦存在不少風險，包括對海床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威脅海洋生物多樣性、無法保障工人安全，以及對漁業、旅游業等產生負面影響。

3.監管空白與處罰模糊：在國際海底管理局管轄范圍外，國際法規的執行方式與違規處罰措施尚不明確。

4. 軍事力量可能介入：面對非法采礦、違反國際協定或專屬經濟區擴張糾紛等情況，可能需要依靠軍事力量保障海底采礦活動的順利開展。

5.多金屬結核加工困境：除中國外，在美國及其他地區發展多金屬結核加工面臨諸多困難。

6. 海道控制問題加劇：海底采礦活動可能進一步加劇海道控制問題。

7.盈利能力尚不確定：海底采礦項目的盈利前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8. 公眾認知與需求波動：公眾對海底采礦環境影響的擔憂，可能改變市場對海底礦產的需求預期。

9.供應鏈戰略調整需求：海底采礦提升關鍵礦產的可開采性與可獲取性，促使保障供應鏈穩定的目標和優先事項需重新調整。

美國應采取的措施建議

（一）政策規劃與協調

成立跨部門工作組：建議美國政府組建跨部門工作組，整合白宮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多部門資源與力量，主要承擔三大核心任務：其一，明確美國在海底采礦及結核礦加工領域的戰略定位，確立發展目標與優先級；其二，制定系統性規劃，統籌產業布局、技術研發、資源分配等關鍵環節，為行業發展提供明確指引；其三，深化與盟友的戰略協作，通過定期溝通機制與聯合行動，確保各方在海底采礦相關事務上的目標協調一致，形成國際合作合力。

政策一致性評估：建議對新制定的海底采礦統一規劃與現有關鍵礦產開發政策的適配性進行系統評估。重點圍繞資源分配機制、產業布局規劃、技術標準規范等核心領域，分析兩者是否存在矛盾或重疊之處。基于評估結果，判斷是否需要制定補充政策、配套實施細則或進行政策修訂，從而保障海底采礦與關鍵礦產開發政策體系的協調性與統一性，避免政策執行中的沖突與矛盾。

明確稅收政策：建議美國財政部就國際海底區域開采的多金屬結核采購成本，能否適用《通脹削減法案》中電池材料和關鍵礦產稅收抵免政策予以明確界定，從而為海底采礦行業的投資決策提供清晰指引，穩定市場預期。

（二）研究與資源勘探

加強研究支持：建議由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地質調查局、國家科學基金會及商務部關鍵礦產和金屬辦公室聯合開展專項研究，聚焦海底采礦的環境影響與盈利潛力兩大核心議題：在環境影響評估方面，著重分析采礦活動對海洋生態系統結構、生物多樣性的長期影響；在盈利潛力研究層面，深入測算不同開采模式下的成本投入與收益產出。

加快資源勘探：建議美國海洋與能源管理局、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及地質調查局協同合作，加快推進美國及其屬地專屬經濟區內海底礦產資源地圖的繪制工作。同時，系統評估在此區域開展海底采礦活動，能否作為國際海底區域采礦的替代方案或補充方案。

（三）國際合作與參與

推動發展中國家參與海底采礦：在嚴格落實國際海底管理局特許權使用費分配機制的基礎上，創新國際合作模式。以剛果民主共和國等陸地采礦依賴型國家為例，可通過援建結核礦加工與精煉設施，一方面幫助美國實現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提升國際話語權，另一方面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緩解產業轉型帶來的經濟壓力，推動互利共贏。

籌備海底采礦作業：無論美國是否加入國際海底管理局，國務院均需借助國際海底管理局、礦產安全伙伴關系等平臺，提前開展海底采礦的前期籌備工作。具體而言，需與盟友及合作伙伴圍繞關鍵議題展開磋商，內容涵蓋決策所需的數據類型、科學數據的質量標準、數據共享機制的構建方案，以及合作過程中可能面臨的障礙及其應對策略等方面，確保籌備工作的科學性與協同性。

（四）信息與戰略反饋

信息監測與共享：建議國務院聯合情報部門，構建完善的海底采礦動態監測機制。該機制需對全球海底采礦活動的推進情況、各國相關政策的調整動向以及外國實體在國際海底管理局中的影響力變化等進行全方位、持續性跟蹤。同時，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渠道，及時將監測所得的關鍵信息傳遞給盟友及合作伙伴。

明確不加入的局限：國務院應代表美國政府，定期向國會提交專項報告，系統闡述由于未批準《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未加入國際海底管理局，美國在國際海底事務參與權、規則制定話語權、資源開發權益保障等方面面臨的局限性與潛在風險，以及由此給美國海洋戰略、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等領域帶來的不利影響 。

美國國會與行政部門協作：國會與行政部門可協同聯邦資助研究中心、學術界及私營企業，圍繞海底采礦開展系統性研究。研究聚焦以下關鍵領域：一是評估海底采礦作業對增強美國及其盟友采礦能力的潛在作用；二是分析其對戰略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三是探討其對海洋漁業、航運等產業發展的沖擊；四是研究如何構建信息安全防護體系，防范不實信息干擾決策。

原文標題《深海國運戰: 蘭德公司拋出罕見的遏華新方案》，文章來自公眾號“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原刊于蘭德公司，作者湯姆·拉圖雷特（Tom LaTourrette），蘭德公司資深物理科學家；弗拉基米爾·波波夫（Fabian Villalobos），蘭德公司高級工程師，兼任蘭德公共政策學院政策分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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