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被以色列干掉那么多高官，為何不敢放開手腳大規模進行報復？不是因為伊朗的武器不行，也不是因為伊朗的軍隊戰斗力太差，這背后有著復雜的民族和政權因素交織的深層原因。

伊朗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構成的復雜性深刻影響著其決策。波斯族是伊朗的主體民族，約占全國人口的 66%，在伊朗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中扮演著核心角色，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和強大的民族認同感。然而，伊朗還存在眾多其他民族，如阿塞拜疆族，占比約 16%，約 1300 萬人，他們主要分布在伊朗西北部地區。此外，庫爾德族等少數民族也在伊朗的民族構成中占據一定比例。

從政權結構來看，伊朗自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后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在這一政權體系中，教士集團掌握著國家的核心權力。值得注意的是，阿塞拜疆族在教士集團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對國家的決策有著重大影響力。這種少數群體主導政權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政權內部的微妙平衡與潛在矛盾。

在軍事方面，軍隊的權力分配體現了民族與政權的復雜關系。伊朗革命衛隊作為國家重要的軍事力量，其關鍵崗位多由阿塞拜疆族把持。波斯裔軍官在晉升過程中，往往需要經過嚴格的 “信仰忠誠度測試”。據相關內部資料顯示，在過去的十年中，波斯裔軍官在晉升到高級職位的比例明顯低于阿塞拜疆族軍官。這種軍事權力的不均衡分配，使得政權對波斯族將領存在一定的防范心理。例如，2023 年 9 月，當波斯族將領納西里提議升級對以導彈打擊時，最高領袖辦公室迅速將其調任閑職。這種做法反映出政權在軍事決策上，更傾向于維護自身的統治穩定，而非單純從軍事戰略角度出發。

經濟層面，教士集團通過宗教基金會掌控著國家大量的經濟資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教士基金會控制著全國約 40% 的 GDP，其海外資產更是超過 800 億美元。這些經濟資源的集中掌控，一方面為教士集團的統治提供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國內不同民族和階層之間的經濟利益矛盾。波斯族作為主體民族，在經濟發展中感受到資源分配的不均衡，這進一步加劇了內部的緊張關系。

文化領域同樣存在著民族間的張力。強制波斯兒童學習阿塞拜疆方言教材的做法，引發了波斯族民眾的強烈不滿。文化是民族認同的重要根基，這種文化上的強制同化政策，嚴重影響了波斯族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傳承，導致民族間的隔閡加深。

正是基于以上民族和政權結構的因素，伊朗在面對以色列時，不敢輕易發動全面戰爭。首先，政權擔心戰爭會進一步激化國內的民族矛盾。一旦戰爭爆發，不同民族在戰爭中的利益訴求和犧牲程度可能存在差異，這可能導致國內民族關系的緊張升級。例如，波斯族作為人口主體，可能會在戰爭中承擔更多的犧牲，這可能引發他們對政權的不滿。

其次，政權內部的權力平衡也使得決策變得謹慎。阿塞拜疆族主導的教士集團害怕在戰爭中波斯族將領的勢力壯大，從而威脅到自身的統治地位。他們更傾向于維持現狀，避免因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對政權穩定造成沖擊。

再者，經濟因素也是重要考量。伊朗的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石油產業是其經濟支柱。戰爭可能導致石油出口受阻，國內經濟遭受重創。而教士集團控制的經濟資源在戰爭中也可能面臨風險，這使得他們在決策時更加保守。

從歷史事件中也能看出這種謹慎態度的體現。2020 年，伊朗 “圣城旅” 指揮官蘇萊曼尼被以色列定點清除，這一事件引發了伊朗國內的強烈反響。然而，教士集團在后續的應對中表現出了克制。蘇萊曼尼作為波斯族將軍，生前在民眾中擁有極高的威望，他的犧牲激發了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但教士集團擔心民眾對蘇萊曼尼的崇拜會進一步凝聚波斯族的力量，從而影響自身的統治，因此在應對以色列的挑釁時采取了相對溫和的措施。

此外，伊朗在核問題、石油貿易以及軍事部署等方面的一些決策，也反映出政權內部的顧慮。在核問題上，2015 年簽署的《伊核協議》接受了 “永久核查條款”，雖然換取了西方解除部分資產凍結，但也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國家主權。在石油貿易方面，有報道稱 2023 年伊朗向以色列秘密出口 900 萬桶原油，價格低于國際市場 30%，這背后可能存在著教士集團為維護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妥協。在軍事部署上，革命衛隊將大量防空導彈部署在庫爾德區，而西線防御以色列的部隊裝備相對落后，這也顯示出政權在平衡國內民族矛盾和應對外部威脅時的無奈。

綜上所述，伊朗在民族和政權結構上的特殊性，使其在面對以色列時不得不保持克制。內部的民族矛盾、政權的權力平衡以及經濟利益的考量，都成為了伊朗不敢放開手腳與以色列大戰的重要因素。未來，伊朗如何在維護國內穩定和應對外部威脅之間找到平衡，將是其面臨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