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8萬6千人從瑞金出發，1935年10月到達陜北時，只剩下7千人。

這意味著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名紅軍戰士倒下。

血色長征——犧牲人數的爭議與真相

8萬6千人出發，7千人到達，這個數字背后藏著什么？

中央紅軍的賬本最清楚，瑞金出發時點名造冊，8萬6千人整齊列隊，經過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夾金山、夢筆山，穿過松潘草地，最終在吳起鎮集結時，能夠應答點名的只有7千人。

減員率達到91.8%。

紅四方面軍的情況同樣慘烈，1935年6月在懋功與中央紅軍會師時，張國燾手下有8萬人馬，分兵后南下作戰，到1936年10月三軍會師時，紅四方面軍只剩3萬人。

5萬人消失在川康邊界的雪山草地間。

紅二方面軍相對幸運，賀龍、任弼時率領的這支隊伍從湘西出發時有1萬7千人，到達陜北時還有1萬3千人，減員4千人。

賀龍的胡子在長征中全白了，他經常說：每減少一個人，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樣。

紅25軍的數字最特殊，徐海東率領這支隊伍從鄂豫皖根據地出發時只有2980人，到達陜北時竟然增加到3400人，沿途補充兵兵員700多人，實際犧牲2300余人，徐海東身上有17處槍傷，長征路上又添了3處。

四路紅軍總計犧牲12萬到19萬3千人，這個數字的差異來自統計口徑不同，有人計算陣亡，有人計算失蹤，有人計算掉隊，每一個數字背后都是鮮活的生命。

湘江戰役5晝夜，中央紅軍傷亡5萬6千人，紅34師6千人擔任后衛，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被俘，扯斷腸子自殺，年僅29歲。

全師除幾十人突圍外，其余全部陣亡，陳樹湘臨死前說：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

紅5軍團第34師政委程翠林在湘江邊寫下遺書：此次戰斗，九死一生，如我陣亡，請告知家人，我為革命而死，死而無憾。

非戰斗減員占總減員的60%以上，疾病、饑餓、嚴寒、迷路、掉隊，這些無聲的殺手比子彈更致命。

生死之路——戰斗與非戰斗減員的雙重絞殺

1934年11月27日凌晨，湘江邊響起密集槍聲。

國民黨軍調集30萬兵力，在湘江一線布下口袋陣，紅軍必須在5天內全部渡江，否則將被全殲。

紅1師、紅2師血戰腳山鋪，師長李天佑后來回憶：陣地上尸體堆積如山，血水將湘江水染紅幾里地。紅3軍團第4師在光華鋪與桂軍白崇禧部激戰，全師2700人最后只剩300人。

紅軍戰士抱著炸藥包沖向敵人坦克，19歲的戰士王良英懷里綁著6顆手榴彈，滾到敵人機槍陣地下引爆，炸死敵人一個班。

戰斗最激烈的時候，紅軍平均每分鐘死亡18人。

5天5夜后，中央紅軍主力渡過湘江，代價是從8萬6千人銳減至3萬人，湘江一戰，中央紅軍損失過半。

1935年8月，紅軍進入松潘草地。

這片海拔3500米的高原沼澤地，方圓15000平方公里，無人煙，無道路，無食物，草地每天吞噬200名紅軍戰士的生命。

草地的恐怖超出想象，表面看是草原，腳踩下去就是無底沼澤，掉進去的人越掙扎陷得越深，最后只剩一頂帽子浮在水面上。

彭德懷的警衛員小魏在草地里迷了路，3天后找到時，人已經瘋了，見到彭德懷就哭：首長，我找不到部隊了，彭德懷抱著小魏痛哭。

紅軍戰士吃草根、啃樹皮、煮皮帶，18歲的小紅軍張思德把自己的干糧分給生病的戰友，自己餓暈在草地上，醒來時發現身邊坐著一個藏族老人，正在給他喂糌粑。

毒蘑菇成了草地殺手，饑餓的戰士看到蘑菇就采來吃，結果中毒身亡。據統計，誤食毒蘑菇死亡的人數達到戰斗傷亡的三分之一。

瘧疾在草地肆虐，紅軍缺乏奎寧等藥物，感染瘧疾的戰士發高燒、打擺子，最后在昏迷中死去。僅瘧疾就奪走1200名紅軍戰士的生命。

紅四方面軍在草地的損失更慘重。張國燾堅持南下，違背了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針，1935年9月后，紅四方面軍在川康邊界與國民黨軍反復拉鋸，兵力急劇消耗。

數字會說話：紅軍長征平均每300米犧牲1人，在草地每公里犧牲近100人。

蔣介石的困局——為何放棄追擊？

1935年10月，紅軍主力到達陜北，蔣介石調集50萬大軍，準備對陜甘寧根據地發動第六次"圍剿"。

形勢看起來對紅軍極其不利，7千人對50萬人，力量對比懸殊。

蔣介石的部署井然有序：東北軍6個師負責正面進攻，西北軍4個師從側翼包抄，中央軍3個師作為總預備隊。這是蔣介石剿共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華清池。

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了蔣介石，這個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中國的政治格局。

張學良為什么要扣蔣？答案在他給蔣介石的信中：委員長，東北已經淪陷5年了，3千萬父老鄉親在日寇鐵蹄下呻吟，您還要我們打內戰？

楊虎城的理由更直接：日本人都打到華北了，我們還在這里自相殘殺？

蔣介石在華清池被軟禁13天，這13天里，宋美齡、宋子文、孔祥熙輪番勸說張學良放人，共產黨方面派周恩來到西安談判。

西安事變后，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侵華，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

蔣介石面臨艱難選擇：繼續剿共還是一致抗日？

現實讓蔣介石別無選擇。日軍占領北平、天津，華北告急，淞滬會戰爆發，國民黨軍在上海損失30萬精銳，南京保衛戰失利，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國民黨內部也出現分化，東北軍、西北軍對剿共消極應戰，這些地方軍閥心里清楚：打紅軍是替蔣介石賣命，抗日才是為國家民族。

東北軍第67軍軍長王以哲公開拒絕執行進攻命令，他對部下說：我們是中國人，不能打中國人，要打就打日本鬼子。

1937年8月22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3萬多紅軍戰士換上了國民黨軍的軍服。

10月12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

蔣介石的50萬圍剿大軍就這樣不了了之。

長征精神與國共博弈的結局

7千人的種子最終長成參天大樹。

1937年8月，八路軍3個師開赴華北前線，115師在平型關首戰告捷，擊斃日軍1000余人，繳獲汽車100多輛，這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個殲滅戰勝利。

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傳遍全國，重慶《大公報》頭版頭條報道：八路軍首戰平型關，殲敵千余。這支從長征中走出來的軍隊，用勝利證明了自己的戰斗力。

120師在雁門關設伏，炸毀日軍運輸車隊20多輛，129師在娘子關阻擊日軍，掩護國民黨軍撤退。

紅軍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長征勝利，為全民族抗戰奠定了基礎。

長征鍛造出一批杰出的軍事指揮員，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這些從長征中走出來的將領，后來都成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堅力量。

數字再次說話：1945年日本投降時，人民軍隊發展到127萬人，民兵260萬人，從7千人到127萬人，18倍的增長。

長征中犧牲的戰士并非白白犧牲，他們的血肉鑄就了一支鋼鐵軍隊的脊梁。

長征培養了一代革命干部，在陜北的窯洞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總結長征經驗，制定抗日方針，長征中的千錘百煉，讓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講話時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這句話后來被歷史驗證。

美國記者索爾茲伯里1984年重走長征路后寫道：長征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真正的精神勝利。它證明了人類精神的無限可能。

長征的政治意義更加深遠。它讓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地方性政黨成長為全國性政黨，讓紅軍從游擊隊成長為正規軍，讓根據地從邊緣地區擴展到大半個中國。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1949年10月1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臺下站著的許多開國將帥都是長征的幸存者。

他們用15年時間走完了從瑞金到北京的路。

長征結束了，歷史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