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生、軍統臨澧訓練班第一大隊第二中隊指導員兼情報教官、中蘇情報所總務科長、軍統西北區區長、軍統東北區區長兼北滿站站長、“國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長、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長、保密局天津站少將站長吳景中于1983在香港病逝，病逝前，他一直在香港“做生意”。

這位吳景中就是我們在電視劇《潛伏》看到的那位吳敬中，為了方便起見，咱們還是稱他為吳敬中，包括引用沈醉回憶錄的時候，我們也把“景”換成“敬”：“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共產黨的一個叛徒，我和他在臨澧特訓班同過事，兩人一向還相當要好。戴笠選派到這個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務有謝力公、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賀元、徐永年、吳敬中等。這些重要負責人，都是曾經留學蘇聯的共產黨叛徒。”

吳敬中是1983年才病逝的，沈醉在1980年底去香港與前妻粟燕萍見面，并于1981年1月返回，在港期間，他遇到了很多“老朋友”：“有一些老朋友責怪我老說北京比香港好，有天專找我辯論。他們邀集了十來個人，事先說明：誰辯輸了誰請客。我滿口答應了。”

沈醉不愧是當過總務處長的人，那場辯論他贏了，最后請客的還是他：“今天我勝了，還是由我請客。因為我來自首都，應當把祖國這種風氣帶出來，請接受我這一邀請。”

從這個審議贏了還請客這個細節中，我們似乎不難推斷：當時那十來個“老朋友”中，應該沒有吳敬中，因為有吳敬中在，絕對不會讓沈醉買單，更何況吳敬中原本就是“叛徒”出身，這種辯論他是不會愿意參加的。

沈醉在香港有沒有跟吳敬中重逢，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我們卻要從兩方面分析，分析的結果是他們不太可能見面，要是真見了面，沈醉也不敢寫。

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都知道，天津解放前，吳敬中搶著上了一架飛機跑回南京，一下飛機就被毛人鳳下令逮捕，最后經吳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班同學蔣經國出面作保，吳敬中才免職開釋，然后就去香港“做生意”去了，據說他是在那里搞房地產——當時保密局（后改為情報局）香港站站長，就是吳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臨澧特訓班的同事謝力公。

當時有一個現象不知道讀者諸君注意到沒有：香港站站長謝力公、澳門站站長程一鳴，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叛徒”，也都在軍統特訓班當過教官。

之所以要在“叛徒”二字上打引號，是因為程一鳴是假叛變真潛伏，并于1964年12月完成潛伏任務從澳門帶著電臺、武器和大批秘密文件凱旋。

老蔣逃到臺灣后，就大力整合特務機構，將所有特務的掌控權都交給了蔣經國，不管是“國安局”局長鄭介民，還是“情報局”局長毛人鳳，都要向“總統資料室主任”蔣經國匯報工作并聽從其指揮。

蔣經國把自己兩個“叛徒出身”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派到香港、澳門當站長（情報組長），自然有其良苦用心，我們甚至可以直接將其理解為“海峽計劃”——謝力公、程一鳴，在兩方面都有“老朋友”，開展工作比較方便。

要是讓毛人鳳作主，謝力公和程一鳴別說到最重要的地方當站長（組長），他們連臺灣都去不成，毛人鳳在逃跑前就表示“叛徒”都不會帶上島：“這些除了為求得生命的安全而叛變外，同時還為了自己升官發財，所以肯真心誠意賣氣力。現在情況不同了，叛變的人只是為了求得不死，他們是沒有誠意跟我們干到底的。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臺灣人地生疏，起不了什么大作用。臺灣地方小，也不需要用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負擔，丟下來的好處卻大得很。”

這就是奧妙所在：叛徒謝力公、程一鳴不但上了島，而且被委以重任，這顯然不是毛人鳳的安排，而是蔣經國特別授意，據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真相》中回憶，改組后的蔣系幾個特務組織，以鄭介民的“國安局”為首，“國安局”可以領導“情報局”，而鄭介民又要對蔣經國負責，毛人鳳已經被逐漸邊緣化，所以香港澳門的特務一把手，是一定要經過鄭介民批準、蔣經國首肯的。

蔣經國鄭介民的同屆同學謝力公和程一鳴都擔任要職，跟蔣經國同班的吳敬中在香港只是“做生意”，估計這事兒連一根筋的李涯也不會相信——李涯的歷史原型、保密局天津站末代站長、“就地潛伏”的李俊才并沒有墜樓，而是自首后進了戰犯管理所，并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沈醉在戰犯管理所應該見過他。

后來“李涯（俊才）”真當了老師，而且還當了西安草灘農場子弟學校副校長（當年全國各地農場都有公檢法和醫院、學校，筆者也是農場學校畢業的）、西安市人大代表、人民政府參事，這也是一種“求仁得仁”——他的理想，不是就想讓孩子們都過上好日子嗎？

放下李涯李俊才不提，咱們還是回過頭來說吳敬中：他當年在南京“被捕”，可能是是真逮捕，也可能是假逮捕；他去香港可能是做生意，也可能是承擔著兩岸聯絡溝通的特殊使命。

從這兩方面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吳敬中不大可能去見沈醉，因為大家都是千年的狐貍，講聊齋會被一眼看穿，這樣對沈醉和吳敬中來說都很不利，甚至還是很危險的：如果吳敬中說漏了嘴，或者沈醉看出玄機，后果他們都承擔不起。

要說起最神秘的軍統（保密局）將軍級特務，吳敬中絕對是其中之一：他的絕大多數“同事”，我們都能找到相關資料，被捉者也都有特赦或死亡具體時間，就連徐遠舉也寫了回憶錄性質的《自供狀》，沈醉更是幾乎“著作等身”只，有吳敬中在1949年以后基本“消失”了。

作為軍統少將，吳敬中也算不大不小的一個人物，再加上他復雜的“履歷”，他本應格外引人注目才對，但是要不是有一部電視劇《潛伏》，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沈醉的回憶錄中，對此人的描述也是云遮霧繞。即使是在《潛伏》中，我們也很難給他下一個“好人”或“壞人”的定義——起碼他不像其他特務那樣可憎、可惡。

吳敬中是個神秘人物，估計解密他的真實身份還得再等若干年，于是沈醉去香港見了那么多“老朋友”，卻對“要好的朋友”吳敬中只字不提，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兩人的身份都很特殊，相見不如不見，見了大家都麻煩。

沈醉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在搞總務，但他畢竟是行動特務出身，在戴笠言傳身教下，也算一個“高級特工”，吳敬中那就更不用說了，他在軍統特訓班當教官，拿得出手的“教材”，就是他在蘇聯“格別烏”學到的政保技能。

兩個人都是高級且資深的特務，自然知道什么面能見，什么面不能見，即使沈醉在香港報紙上發布尋人啟事，吳敬中也不敢赴約，除非有蔣經國的特別許可或授意，如果吳敬中真向沈醉傳遞了什么重要信息，您說沈醉敢寫進回憶文章嗎？

其實不用沈醉寫，睿智的讀者諸君也能猜到“海峽計劃”的大致內容：小蔣選擇謝力公和程一鳴當香港和澳門的特務一把手，又豈會閑置吳敬中而不用？如果吳敬中承擔著小蔣交給的特殊使命，沈醉還敢見他嗎？見了面之后，敢把兩人交談的內容公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