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從一個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盟友，變成了公開叫板西方世界的“革命國家”。“反美”不僅成為伊朗政治敘事的核心主題，也幾乎成了其國家合法性的根基。

伊朗這個本應走向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在革命浪潮中走上了一條獨特的道路——以敵意維系統一，以孤立表達獨立。

四十多年過去了，世界變了，冷戰結束了，中東格局天翻地覆。連昔日最為激進的國家，如古巴，也都不同程度地尋求著與西方和解。

而伊朗，卻仍堅持著那面“反美大旗”，試圖用意識形態來構建國家認同。但這種策略到了今天，正越來越暴露出它的內在矛盾與深層困局——“反美”曾是動員工具，逐漸卻變成了發展的桎梏，其本質上是伊朗這種國家動員機制的歷史慣性。

“反美”并非伊朗憑空創造的政治工具。它深深植根于伊朗的歷史經驗。

1953年，由英國和美國支持的政變推翻了伊朗民選總理摩薩臺，這一事件在伊朗集體記憶中留下了深刻傷痕。從那以后，“美國干涉主義”成了伊朗民族主義敘事的敵人象征。

“歷史苦難敘事”，從那以后越來越成為伊朗的立國價值觀核心。

而1979年革命更是將這段歷史情緒政治化、制度化。新生的伊斯蘭共和國，將“反帝反霸”作為自己的立國旗幟。美國被描繪成邪惡的外部敵人，其對伊制裁、封鎖和軍事威脅，則被用作加強國內動員、壓制反對聲音的正當理由。

從政治動員的角度看，這種策略是成功的。它提供了一個共同的“假想敵”，讓復雜多元的伊朗社會在民族身份與宗教認同上尋求統一，也為神權體制爭取了合法性。

但這種策略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止痛藥”，而非“制度療愈劑”。它短期有效，長期有毒。

這里就牽扯到后發民族國家的悖論：團結與封閉的兩難。

伊朗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唯一一個靠“反美”維系國家認同的國家。在冷戰和后冷戰時代，許多發展中國家都嘗試過類似路徑：用對西方的不滿與仇恨，來壓制國內矛盾、掩蓋制度缺陷、制造政治合法性。

委內瑞拉、朝鮮等國，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腳印。

這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國家策略。因為它可以快速制造“民族統一”的幻覺，讓民眾把所有的不滿轉移到外部敵人身上。

但是，它也是一種危險的自我封閉機制。它否定了外部世界的經驗與規則，也使國家逐漸與全球體系脫節。更糟的是，它削弱了對內部改革的動力。因為一旦國家的合法性依賴于對抗“西方敵人”，那么任何妥協、開放、合作，都會被視為“背叛革命”。

民族國家的悖論在于：它需要外部敵人來團結民眾，但這種敵對本身卻又妨礙國家融入國際體系、吸收現代文明的制度經驗，最終走向落后與僵化。

過度依賴“反西方敘事”，其實是一種意識形態化的“飲鴆止渴”。

伊朗今天面臨的最大困境，不僅是經濟制裁、國際孤立，更是體制對自身困局的“制度性否認”。面對高通脹、失業、貧富差距擴大、精英腐敗橫行，伊朗政權并未以制度改革回應民眾不滿，而是繼續祭出那套“反美動員”的老劇本。

這種路徑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已經從一種策略，演化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國家權力結構的固化部分。以至于哪怕時代已經變遷，政權也無法回頭。

這就是“飲鴆止渴”——它曾經在最初為體制帶來活力，但如今卻成為體制衰敗的毒藥。

國家的發展，從來不是靠意識形態發動，而是靠制度本身的活力維持。沒有有效的司法獨立，沒有現代的法治體系，沒有對財富分配的矯正機制，光靠仇恨和宣傳，是無法構建可持續的國家繁榮的。

伊朗今天的青年，大量流亡海外，科技和人才不斷流失，社會的不信任與冷漠蔓延，這些才是真正的國家危機。

哈梅內伊政權早已將“維持政權”的重要性置于國家發展之上，伊朗政府和革命衛隊的雇員，占到了伊朗全職工人總數的20%，成為食利階層，與此同時，德黑蘭普通民眾的生活卻越來越捉襟見肘。

“賣石油——養體制——經濟僵化導致民眾日益貧困……”哈梅內伊再漂亮的宣傳，也無法繼續掩飾伊朗的社會結構問題了。

伊朗的另一個問題根源不是美國，而是法治缺失與社會撕裂的積累。

伊朗的法治體系，自伊斯蘭革命以來，一直處于宗教權威與國家政權之間的混合狀態。伊斯蘭法學家在司法系統中擁有巨大權力，司法缺乏獨立性，也缺乏透明監督。普通民眾在法律面前的無力感，隨著經濟問題的加劇，日益轉化為制度不信任。

而伊朗的貧富差距與階層固化，也正逐漸侵蝕國家內部的凝聚力。雖然政權聲稱代表“窮人”和“壓迫者”，但實際上，神權精英與準軍事集團（如革命衛隊）已經演化為一個權力和資源的寡頭集團。

他們壟斷了能源、金融、軍工等核心利益，普通人則陷于失業、貧困與信息封鎖的三重圍困。

更令人憂慮的是，這種社會結構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結合，使得伊朗內部產生了“動員枯竭”的現象——當年能因反美而上街吶喊的年輕人，如今更多在網絡上嘲諷伊朗政府，或直接選擇沉默甚至出走。

他們不再相信這套敘事，因為他們所經歷的現實，早已和那些口號南轅北轍。

在2022年的大規模反頭巾抗議中，伊朗年輕女性成為了最前線的反抗者。這既是對宗教權威的挑戰，也是對整個“反美立國”體系的否定。

在這個體系里，個人權利從未真正被承認，國家目標凌駕于一切之上。但這一套邏輯，已經越來越難以在21世紀的信息社會中自圓其說。

在以色列的“最后一擊”之下，伊朗的漂亮面紗已經被徹底撕去，腐朽和衰敗讓其迅速走向失敗，令所有人震驚。其國家戰略，正在面臨三重終結：

1、情緒動員的終結：人民對“反美仇外”的敘事已然疲憊，越來越多的人要求“生活而非革命”。

2、制度正當性的終結：一個無法解決基本社會問題的體制，其合法性無法靠意識形態長期維持。

3、國際戰略的終結：伊朗若繼續選擇與世界對立的路線，將永遠被排除在國際金融、科技、產業鏈之外，失去發展可能性。

今日伊朗，必須走出對抗的幻覺，擁抱全世界。

伊朗的故事，也是許多后殖民國家、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反復經歷的悲劇：將反抗外部力量的正義感，轉化為對制度僵化的借口；將對西方的不滿，演繹成國家認同的全部內容。

但歷史不會一直容忍這種幻覺。

一個國家要真正強大，靠的不是反對誰，而是建設什么。

反美不是問題，意識形態不是原罪，但將它們當作國家治理的全部工具，就注定要走進歷史的死胡同。

伊朗若不從“反美立國”的幻影中覺醒，或許還將延續動蕩一時。但最終，它終將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如何建立一個讓人民安心、讓社會多元、讓國家真正有希望的現代國家？

當一面旗幟遮蔽了所有光亮，也許最需要的不是守護它，而是放下它，迎接真正屬于自己的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