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禁忌，是命不好；有些禁忌，是被活生生捏出來的。狗肉上不了正席這事，說輕點是風(fēng)俗問題，說重了，那是一段活埋的文化史。

你現(xiàn)在去問一個年輕人：“狗肉為啥不能吃？”十有八九給你來一句：“臟、惡心、不吉利。”但你要再追問一句：“你這觀念是哪來的？”就卡殼了。沒人說得出個所以然——只知道“這東西不能擺上桌”，仿佛天生如此。但翻開老賬本你就會發(fā)現(xiàn)：狗肉不是被味覺淘汰的，是被權(quán)力按著頭打進(jìn)冷宮的。

最開始，它可是“上賓”。

你沒聽錯，在周朝，狗肉是堂而皇之地擺進(jìn)“御席八珍”的。你要是家里人做了大禮祭祖，不上點犬肉，那是叫“不敬”。《禮記》記得清清楚楚——專人飼養(yǎng)，專人宰殺，連怎么切、怎么煮、祭完幾時吃，都有流程。吃狗肉那叫“遵禮”，不是“野食”。

漢朝時候更離譜。樊噲，劉邦的老兄弟，不光是賣狗肉的，還靠狗肉刀法成了功臣。鴻門宴那場戲，演了幾千遍了，但誰還記得他出身就是沛縣街頭切“黿汁狗肉”的？那可是當(dāng)年貴族打著燈籠來排隊買的名菜，熱得很。

馬王堆漢墓里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烹飪簡牘里，也都寫著狗肉怎么入藥，怎么“紅煮熱羹”，清清楚楚。這說明啥？不是誰都看不上它，而是它既能上廟堂，也能進(jìn)藥房，是能救命的肉。你說它“低賤”？你再翻文獻(xiàn)看看。

可惜，風(fēng)向說變就變。

到了北方民族進(jìn)駐中原，狗的角色就有點變味了。他們騎馬打獵，狗是“戰(zhàn)友”，哪舍得殺？再加上南方佛教崛起，僧人提倡“眾生平等”，殺狗成了“罪業(yè)”。可這些影響還算溫吞，并不徹底。

直到宋徽宗那一封狗屁不通的“屬狗折子”送上了龍案，才真把狗肉這口鍋蓋死了。

1102年，徽宗剛登基。有人想拍馬屁，拍到神獸那去了。范致虛這個小官，遞了個折子說：“皇上屬狗，狗是本命神獸，食之不祥，宜禁。”聽到這你是不是以為，這種話皇帝最多笑笑？偏偏趙佶不笑，他信。

這位宋徽宗，什么都信，風(fēng)水、玄學(xué)、圖騰、煉丹，樣樣沾。他不但信了，還親自下詔：“禁屠犬，違者流放三千里。”

你以為就是不許吃？錯了。是你吃一口，官府拉你一家上路。

當(dāng)時開封全城都傻了。你以為狗肉只是市井小吃？不，那是大戶人家的桌子也會上。屠夫、攤販、飯館，全靠它糊口。現(xiàn)在一紙禁令下來，一夜之間成了犯法。學(xué)子不干了，上書懟回去：“那神宗屬鼠，是不是也該禁貓？”可說歸說，皇帝當(dāng)面不吭聲，轉(zhuǎn)身就加派人手，專門抓吃狗的。

你知道“掛羊頭賣狗肉”這成語哪來的？就是這陣子。狗肉鋪子不敢明賣，招牌寫“羊肉館”，但熱湯一端，肉味一出，懂的自然懂。

但懂有用嗎？沒用。這鍋湯，你喝一口，說不定鄰居就舉報你。有地方官為了邀功抓人，不看你桌上有沒有狗肉，就看你嘴角沾沒沾油星。沾了？那就是“食狗未赦”，一板子打下去先說。

最慘的是這場運動沒有期限。徽宗信得是真，干得也狠。連城隍廟前都立了“犬神碑”，誰動狗，誰就是不敬神明。

從這一天起，狗肉從“祭天之首”掉成“暗巷黑貨”。你說它真的有什么“罪過”？不，它只是擋了風(fēng)水的道，被一句“皇上屬狗”給綁票了。

可你以為這就完了？清朝才是真正一錘定音。

傳說里，努爾哈赤被追兵圍困，是條黃狗趴在冰上給他開了一條路。還有烏鴉盤旋遮天替他遮身。他信了，也定了規(guī)矩：滿族子孫，不許吃狗，也不許吃烏鴉。問題是，這叫家訓(xùn)，不叫國法。

可清朝入關(guān)后，這規(guī)矩硬生生變成了法律。《大清律例》明確寫著，漢民私下宰狗，宴請食犬者，輕者打板子，重者發(fā)配。你不是滿人你也得聽。

你不聽？那就別怪他們動“文化的刀”。經(jīng)書里把狗肉寫成“穢肉”“濁氣”，廟會里的狗供被換成豬羊，連族譜都刪掉“犬羹”這道菜。你寫狗肉的，都得提防哪天被指“懷念前朝”。

連滿漢全席都對狗肉避而不提。一桌108道菜，雞鴨魚鵝樣樣上，就是沒狗。不是忘了，是不敢寫。那是一種態(tài)度——這肉，我們不認(rèn)。

年節(jié)一到，地方衙門開始“聞湯識菜”。誰家鍋里香得不對，就被“請去喝茶”。很多人家門口貼著“本宅素食，不煮犬羹”八個字。你說人真信了狗肉不吉利嗎？未必。可誰敢賭？

清朝這一通操作，把幾千年的飲食記憶割斷了。沒人敢吃，沒人敢寫，沒人敢傳。你現(xiàn)在去查菜譜，那些叫“紅湯羹”“香片肉”的，很可能就是狗肉換名的影子。但只要沒人確認(rèn)，它就慢慢從主桌上徹底消失了。

到了現(xiàn)代，法律和輿論又來補(bǔ)刀。《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里，狗不再是“可食用家畜”。深圳干脆寫死：犬類不得作為食品資源。這意味著你吃不吃是其次，合法性都沒了。

可廣西玉林的狗肉節(jié)還在。熱熱鬧鬧，每年如期。有的人舉著“傳統(tǒng)”的旗子上街，有的人舉著“尊重生命”的牌子堵門。誰對誰錯，說到底都沒談透一個問題：我們?yōu)樯锻蝗徊荒艹怨妨耍?/p>

不是因為狗長得可憐，不是因為我們覺悟了，是因為那一道又一道的禁令、那一層又一層的恐懼，把它從桌上抹掉了。

你今天說它“臟”，是因為沒人告訴你它當(dāng)年是“八珍”；你說它“罪過”，是因為沒人提徽宗一紙諭令換來十萬人遭殃；你說它“不吉利”，是因為你只聽到了清律的懲戒，卻沒讀過一份市井的遺憾。

這不是狗的問題，是我們記憶的問題。

它曾是御前供品，曾是逃荒救命的肉羹，也曾因一封拍馬奏折，換來一家老小的流放命運。如今被禁、被刪、被淡忘的，不止是一種食物，更是一段史無前例的“食物禁史”。

狗肉冤不冤？你得回頭看看，誰在決定你能吃什么，誰在改寫你敢吃什么。我們嘴里吃的是肉，腦子里裝的卻是權(quán)力留下的印象。

這一桌飯，狗肉是下不來了。但至少，這個鍋，它不該一個人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