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伊朗，大多數人第一反應是“裹黑頭巾的女人”、“支持恐怖組織”、“天天喊著消滅以色列”，仿佛這是一個從未進入過現代文明的中東苦人兒。

但你可能不知道，就在四五十年前，伊朗曾經是中東最現代、最開放、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甚至被評為全球第九大富裕國家。那時候的德黑蘭，是巴黎和洛杉磯的中東版；伊朗的姑娘們穿著迷你裙走在街頭，跳著迪斯科，考進哈佛麻省理工的比例不輸日韓；就連以色列，也曾是它在中東的盟友。

歷史真是一位愛開玩笑的老太太，它讓一個國家迅速登峰造極之后，又讓它以令人瞠目結舌的速度跌進深淵。

巴列維的黃金年代：中東版“西德”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國王巴列維推行“白色革命”，力圖將這個擁有數千年文明的古國，送入現代工業社會。他搞教育改革，強推婦女解放，大力發展基礎設施，甚至邀請美國和西歐的教授來伊朗大學執教，黑金收入源源不斷地轉化為高樓、公路、醫院、工廠。總結一下，國王吃肉，百姓喝湯。況且，伊朗的這些波斯人往祖上倒也算是雅利安人，曾被納粹德國大惡魔希特勒認證過，人種沒問題。所以，巴王爺一心想把伊朗變成德國。

在那個年代，伊朗不但沒有與以色列敵對，反而是整個中東地區為數不多公開承認以色列存在的國家之一。兩國之間在農業、軍事、安全和情報等領域都有深度合作，以色列在德黑蘭設有使館，而伊朗也愿意與這個“猶太小國”共同發展技術。甚至連伊朗的情報機構SAVAK，都是以色列摩薩德協助建立的。那時候的德黑蘭和特拉維夫，是互通航班、互派專家的“政治異類組合”。

而漂亮國呢？此時是伊朗的“保護傘”與戰略伙伴。巴列維被稱為“中東的警察”，是冷戰格局中美國在波斯灣最堅定的鐵桿。美國政府不斷為其提供軍事援助、技術轉讓和政治庇護，深信巴列維將帶領伊朗成為中東現代化的樣板。

一切看似風光無限。可惜，這盛世的背后，埋著兩顆炸彈。

一顆叫腐敗，一顆叫CIA。而引發炸彈爆炸還需要有一個沼氣池，就是伊朗的民意。

老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巴列維雖有現代化雄心，卻在王室特權的蜜罐里漸漸脫離民意。他集權專斷，排除異己，情報機構成了人民的噩夢。而在這一切之中，美國始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默默支持，只要他繼續站在“反蘇陣營”就行。

更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早在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曾親手推翻過伊朗民選總理摩薩臺——一位試圖將石油國有化的民族主義者。美國人認為摩薩臺“太左”，怕他親蘇，于是扶持巴列維全面掌權。這一插手，徹底斷送了伊朗民主轉型的機會，也埋下了日后神權崛起的種子。

到了1979年，當伊朗民眾終于爆發怒火，要求變革時，美國政府卻再次錯判形勢。他們沒想到，這次的“人民革命”，并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落入了黑袍神棍霍梅尼的懷里。這個剛從法國回國的克什米爾老頭，一手高舉“伊斯蘭復興”的大旗，一手操控憤怒而無知的群眾，最終建立了一個披著共和外衣的神權政體。在這個關鍵時刻，霍梅尼居然得到了美國的姑息遷就，最后造成的惡果也讓美國及其盟友深受其苦。

霍梅尼趁勢不但趕走了巴列維，還趕走了美國大使館，扣押外交官做人質，讓全世界目瞪口呆。而美國——這個曾長期扶持巴列維王朝的老朋友——也成了伊朗革命最先清算的對象。

這就是歷史的諷刺：美國親手拔掉了伊朗通往現代的橋梁，結果卻鋪好了通向神權統治的高速公路。事后諸葛亮來看，美國有責任，但并不是主導，真正讓伊朗走向神權的是伊朗人自己。正所謂：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有時候，一堆烏合之眾的民意會把一個民族帶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霍梅尼的“真主之路”：人人窮才是真平等？

霍梅尼上臺后，迅速拆掉了巴列維留下的現代制度。婦女必須戴頭巾、音樂舞蹈被禁、男女分校、出版受限、政教合一，全國進入了黑袍籠罩下的“神圣管理時代”。

他的經濟哲學一句話總結：“窮人多了，天堂就近了。”在霍梅尼的治下，伊朗的私企被沒收、外資被趕走、石油國企化、市場管控極端化，最終實現了驚人壯舉：不分男女老幼，大家都窮。

而所謂的“伊斯蘭平等”，也只適用于百姓之間。神職人員和他們的走狗伊斯蘭革命衛隊照樣坐擁免稅特權，掌控大量經濟資源，兒女送去歐美讀書，銀行賬戶里數著美元。窮是人民的美德，富是掌權者的福報。

從比基尼到裹尸布：女性的倒退是一場國家災難

在巴列維時代，伊朗女性是全國現代化的象征。她們穿著漂亮衣裙，參與政務，投票、演講、出國留學。大學校園里，女學生人數甚至一度超過男性，女律師、女法官、女部長都不稀奇。

如今的伊朗，女性不但失去了這些社會身份，連基本人權都岌岌可危。一位22歲的庫爾德女孩瑪莎·阿米尼，僅僅因為在地鐵上頭巾沒戴標準，就被“道德警察”拘留，數日后死于不明暴力，引發全國抗議。而她，只是萬千女性中一個縮影。

這不是女性地位下降，而是失去了地位，從人變成了影子。

與以色列的“世紀反轉”：從朋友到仇敵

在霍梅尼之前，伊朗與以色列雖非兄弟，但至少是務實的戰略合作伙伴。雙方從未在歷史上發生過戰爭，反而在眾多領域協作緊密。然而革命一來，霍梅尼高喊“復興伊斯蘭”，立刻將以色列打成“撒旦小弟”，與美國并列為頭號敵人。

幾十年來，伊朗不斷資助哈馬斯、真主黨等反以武裝，用一手“代理人戰爭”在中東攪局不止。而以色列則將伊朗視為生存威脅，多次在敘利亞、伊拉克甚至伊朗境內發動空襲。兩個原本互信的地區強國，徹底走向你死我活的對抗。

這場翻臉，不是因為歷史積怨，而是霍梅尼需要一個永恒的外部敵人，以轉移內部失敗的注意力。阿霍將所有的政治經濟問題的根源都指向以色列，說得多了，大家就信了。

歷史有時候比小說還黑

五十年前，伊朗走在中東最前沿，是現代化國家的標桿；五十年后，它成了宗教極端、經濟癱瘓、年輕人逃亡的負面樣本。而美國——那個曾經的“造夢人”——如今正苦于“收拾當年的爛攤子”。

伊朗的悲劇，不只是伊朗的悲劇。它是全球干預主義、革命浪漫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交匯點，是現代國家如何一夜退回封建，是“自由的敵人”如何假借“正義”的名義登上王位。

伏爾泰說過：“

讓人相信荒謬之事的人，也能讓人做出殘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