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帥才。”這是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自評。

新中國成立后，總理日理萬機，不少人勸他有些事不要管得太細，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哪里顧得上那么多，但是他始終堅持事無巨細，親力親為。

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歸結于總理對自己的那句自評，為“帥”者只能舉重若輕，而總理這個人操心慣了，長期負責具體的執行動作，舉輕若重是他一貫的工作方法。

而周恩來總理不為帥，在“宰相”位置上鞠躬盡瘁27年，還可上溯至更早，從那時起，他就一直是處于主要的輔佐位置，被許多老人比喻為“軍師”，同時也是紅軍戰爭時期事實上的“總參謀長”。

在不同歷史時期，周恩來總理曾先后搭檔“輔佐”過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以及毛主席這6位領導人。

陳獨秀、周恩來

其中，周恩來與陳獨秀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大革命時期。彼時，陳獨秀作為黨的早期主要領導人，在新文化運動和建黨初期發揮了關鍵作用。周恩來旅歐期間，受陳獨秀、李大釗委托，在旅法華人中發展共產黨組織。1924 年，周恩來回國投身大革命，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展現出非凡才能。他察覺到廣州商團總頭目陳廉伯等是帝國主義的御用工具，應成為國民革命對象。

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周恩來主張堅決反擊蔣介石的挑釁，但陳獨秀等中央領導的妥協退讓，使得革命形勢愈發嚴峻。第二次東征勝利后，周恩來意識到國民革命生死攸關，與陳延年、鮑羅廷商議撤回第一軍中共產黨員另組軍隊，卻未獲中央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最終導致大革命失敗。但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在實際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為后續革命斗爭奠定了基礎。

瞿秋白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陷入低潮，瞿秋白臨危受命，成為黨的主要負責人。1927 年，瞿秋白主持召開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總方針，給正處于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新的出路。

周恩來參與領導了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為黨創建人民軍隊作出開創性貢獻。起義過程中，周恩來展現出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與瞿秋白等密切配合，共同推動革命武裝斗爭的發展。

隨后，瞿秋白、周恩來等赴莫斯科籌備中共六大。瞿秋白為六大撰寫政治報告，詳細論述中國革命運動變化發展及大革命經驗教訓。六大期間，周恩來負責軍事報告和組織報告。回國后，瞿秋白、周恩來積極糾正 “左” 傾盲動錯誤，努力使革命回到正確軌道。然而，由于當時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和黨內一些錯誤思潮影響，革命依然面臨重重困難。

向忠發

1928 年 6 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武漢碼頭工人出身的向忠發當選為黨的一把手。但向忠發文化程度低、缺乏主見，實際上是個掛牌領袖。六大后一年多時間里，周恩來成為黨內實際主持工作的關鍵人物，承擔起繁重領導職責。

面對白色恐怖籠罩的艱難局面，周恩來深知情報保衛工作的重要性。1927 年開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 年 11 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負責此項工作。

周恩來借鑒蘇聯經驗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對中央特科明確 3 項任務和 1 項原則：打進敵人內部獲取情報、籌款、制裁叛徒，且偵察手段絕不用于黨內，同時始終將中央特科置于黨中央直接領導下，使其成為保衛黨中央安全的堅強堡壘。

盡管向忠發在領導工作中作用有限，但周恩來憑借堅定信念和卓越智慧，在艱難環境中維持黨的工作運轉，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

李立三

而李立三資歷深厚，23 歲領導安源工人大罷工聲名遠揚。1930 年 3 月至 8 月，周恩來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期間，李立三主導中央工作，形成 “立三路線”。他主張全國暴動和攻打中心城市，幻想短期內奪取革命勝利，給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挫折。

周恩來回國后，與瞿秋白一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路線錯誤，使革命形勢逐漸穩定。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以大局為重，在艱難處境中努力平衡各方關系，為黨和革命減少損失。

此前，李立三曾明確支持毛主席在紅四軍前委中的領導地位，對古田會議召開起到積極作用。但在特定歷史時期，受多種因素影響，他犯了嚴重錯誤。而周恩來始終以革命事業為重，在糾正錯誤、推動革命繼續前進中發揮關鍵作用。

王明

王明在黨內推行 “左” 傾教條主義路線，給黨和紅軍帶來極大危害。他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照搬照抄蘇聯經驗，排擠毛主席等正確領導，使紅軍在第五次反 “圍剿” 中遭受慘重失敗，被迫長征。

在這艱難時期，周恩來身處復雜環境，雖面臨巨大壓力，但仍堅守原則，盡力減少 “左” 傾錯誤帶來的損失。

紅軍長征初期，周恩來積極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基礎。遵義會議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紅軍和中國革命。

此后，周恩來全力支持毛主席領導，與毛主席緊密合作，為實現革命戰略轉移、開創革命新局面貢獻力量。

遵義會議后，周恩來與毛主席開始了長期且緊密的合作，共同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在長征途中，他們攜手應對各種艱難險阻，指揮紅軍取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一系列戰役勝利，擺脫國民黨軍隊圍追堵截，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作為黨中央代表，長期在國統區開展統戰工作，廣泛團結各界愛國人士，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鞏固作出卓越貢獻。同時，他與毛主席保持密切聯系，及時傳達黨中央戰略決策，為全民族抗戰勝利提供有力支持。

解放戰爭時期，周恩來協助毛主席指揮全國解放戰爭，制定戰略方針，組織重大戰役。從轉戰陜北到三大戰役勝利，再到百萬雄師過大江，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有他們共同運籌帷幄的身影。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國務院總理，與毛主席一起為新中國建設日夜操勞，在外交、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取得輝煌成就，使新生人民政權得以鞏固和發展。

周恩來總理在與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毛主席等六位領導人的合作歷程中，始終以黨和人民利益為重，憑借堅定信念、卓越才能和無私奉獻，在不同歷史階段發揮關鍵作用。

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生前最后一次握手道別

他在革命低潮時挺身而出，在錯誤路線干擾下堅守原則，最后選擇了毛主席，并在與毛主席的合作中默契配合，共同鑄就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不朽功勛。這將永遠值得我們銘記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