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波斯灣彼岸，沙特阿拉伯正意氣風發地高唱著“2030愿景”，修建未來之城、招攬英偉達等全球巨頭投資AI、舉辦F1大獎賽，把石油收入變成通往人工智能時代的門票。

而與此同時，同樣坐擁巨量石油儲備的伊朗，卻身陷經濟困境。通脹嚴重、失業率飆升，首都德黑蘭的街頭不時爆發反貧困抗議，很多底層人不得不販賣睪丸等器官謀生路，國家經濟不進反退。

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同為“石油王國”的伊朗，如今遠遠落后于沙特？要理解這個謎題，我們必須回頭看看，伊朗曾經怎樣接近過“中東強國”的夢想，又是如何一步步與繁榮擦肩而過的。

其實，伊朗也曾擁有過一場閃耀的現代化實驗。

二戰結束后的20世紀中葉，伊朗其實一度走在中東現代化的前列。尤其在巴列維王朝時期，它曾經是“波斯帝國復興”的象征。

20世紀20年代，禮薩·汗推翻腐朽的卡扎爾王朝，建立巴列維王朝。他不像傳統的中東君主那樣安于守舊，而是以土耳其的凱末爾為榜樣，開啟了一場徹底的國家世俗化改革：限制神權、建立世俗法律體系、推廣現代教育、修建鐵路與電力系統。

他的改革為伊朗打下了一個“準現代國家”的雛形。

但真正讓伊朗接近富裕之門的，是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尤其在1953年美國支持下重新掌權之后，這位國王把石油當作國家崛起的引擎，試圖將伊朗打造成“波斯灣的日本”。

“波斯復興”和“伊朗夢”，成了那個繁華時代的主旋律。

他推行了一項轟轟烈烈的改革計劃，名為“白色革命”。這場革命不是政變，而是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經濟社會改革：

他進行了和平的土地革命，通過政府購買方式打破了封建貴族的土地壟斷，把土地分給農民；

他發展教育，全國掃盲率飛速提高，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不斷攀升；

他興建工廠，引入西方技術，試圖推動伊朗走向工業化，并向工人分紅；

他還大力扶持中產階級，讓商人、工程師、醫生成為社會中堅。

1970年代的伊朗，是中東唯一擁有自主造船能力、重工業系統的國家。德黑蘭街頭的咖啡館和書店星羅棋布，大學講臺上充滿了女學生和左翼教授，首都的女性可以穿著時尚，開車上街，自由地表達意見。

甚至到了1976年，伊朗的人均GDP已經接近韓國，是當時“亞洲四小龍”水平的兩倍以上，成為“亞洲首富”和世界第九富裕國家。

毫不夸張地說，那時的伊朗，已經觸摸到了現代中產社會的門檻。它原本有機會，成為波斯灣真正的“現代國家樣板”。

但很快，富裕成為一場幻影，動蕩開始滋生。

問題根源還是體制：巴列維的現代化，是在壓抑之中進行的。他的國家既不民主，也不真正開放，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中央王權驅動的。改革成果雖然在民間“開花”，但權力與財富依然集中在王室、軍隊和少數寡頭手中。

所以，雖然國家富了，但分配極不均衡。德黑蘭的富人區豪宅林立，夜晚的派對紙醉金迷；而在鄉村，大量農民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甚至連干凈水源和基礎醫療都難以保障。

巨大的貧富差距，成為伊朗走向社會動蕩的種子。

更大的問題在于，巴列維王朝對宗教力量的壓制與西化傾向，引發了保守派與神職階層的深刻不滿。而同時，知識分子、學生與左翼分子也批評政府腐敗、高壓統治、政治自由缺失。

在這個政治光譜的兩極——左翼與宗教右派之間，出現了罕見的“共識”：推翻國王。

于是，一場現代化尚未完成的國家改革，就這樣被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打斷了。

霍梅尼作為一個“資深反對派宗教學者”，他的成功恰恰利用了當時伊朗人各個階層對國王的不滿，給了所有階層美好的承諾。

但在他漂亮的愿景背后，隱藏的是“倒退回中世紀”式的神權體制乃至更糟糕的未來。他直到執政后才表露出自己真正的目標——讓伊朗徹底回歸神權。

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后，石油沒讓伊朗變富，反倒成了“政治燃料”。

新體制不再把石油當作經濟發展的工具，而是作為維系政權合法性的“神圣資源”。

霍梅尼宣稱：“石油不該服務于西方的工業機器，而該服務于窮人、信徒和反帝斗爭。”從此，伊朗的石油經濟開始“去市場化”，進入一種意識形態主導的資源分配機制。

大量石油收益用于國家補貼、海外援助、內部安全支出，而不是產業升級或技術引進，并沒有真正讓窮人變富。

與此同時，伊朗主動與西方割裂關系。美國立即對其實施經濟制裁，封鎖技術與金融渠道。之后40多年，伊朗幾乎一直生活在“制裁與自救”的模式下。

戰爭也在不斷吞噬資源。1980年伊朗卷入與伊拉克長達8年的戰爭，經濟基礎被徹底摧毀。

此后，面對美國、以色列、沙特等外部壓力，伊朗將資源投入軍事工業、核項目與地區代理戰爭中，民生與經濟發展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如今，伊朗6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相反，執政集團和伊斯蘭革命衛隊則壟斷了社會財富，成為頑固的利益集團。

可以說，伊朗雖然坐擁巨量石油，但資源被“政治化”了，并未轉變成為給百姓的福祉。

與伊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也并非完美國家，它同樣存在保守宗教勢力，也長期奉行王權統治。但沙特始終保持與美國的聯盟關系。雖然表面上反美，但在戰略與經濟上，沙特選擇了“合作換發展”。

沙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通過投資蘋果、Uber等企業巨頭，乃至英超球隊來分散風險；它引進西方技術建設基礎設施，允許外資企業進入本國；它借助石油資金打造跨國集團，在全球并購、設廠、布局新能源。

而最關鍵的是，沙特沒有封鎖自己的人才和市場。它明白：石油有價，未來無價。于是它用石油收入去鋪設通往未來的道路——不論是旅游、科技、AI，還是教育、娛樂、文化。

伊朗呢？它卻走了一條相反的路：對外關閉、對內高壓。

盡管兩國都是宗教國家、中央集權體制，但走出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伊朗的問題從來不在資源，而在于制度。

它曾經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國王，也曾擁有中東最現代化的大學系統、工業基礎和中產階級。但它拒絕了持續改革的機會，選擇了一個以意識形態為主導，而非以市場化和法治化為趨勢的封閉體制中。

今天的伊朗人依然生活在衰退、通脹和僵化之中。年輕人憧憬自由，卻被限制使用國際網絡；企業家渴望創新，卻被管制與壟斷所困；技術人才受過良好教育，卻不得不選擇遷移海外。

同樣的石油，不同的選擇——沙特用了它去修路，而伊朗用它筑墻。這才是伊朗無法富裕的根源。盡管雙方的根基都是中央王權制，但具體到經濟、社會的制度選擇其實天差地別。

石油只是鑰匙，制度才是通往繁榮真正的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