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昨天發布了《任弼時大鬧“五大”會場，陳獨秀表現失態，毛主席最終黯然離場》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分子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一時間，上海充滿了血雨腥風，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中。

這其中，包括了陳獨秀最為優秀的兒子——著名共產黨員陳延年。

可是，陳獨秀思想嚴重右傾，執迷不悟，仍寄希望于國民黨的汪精衛等人身上。

毛主席于是在1927年4月27日召開的中共“五大”會上，毫不留情面地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提出了振聾發聵的“要給蔣介石以堅決的回擊”的呼聲。

俗話說，良藥苦口，忠言逆耳。

陳獨秀根本聽不進，并且對毛主席另有看法。

毛主席因此被排斥于大會領導之外，最終，連表決權都被剝奪了。

大會在5月9日選出了31名中央委員，毛主席榜上無名，他只是14名候補中央委員之一。

陳獨秀仍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時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當時共有7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3人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三大”失勢的張國燾，這次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五大”閉幕后，毛主席連農委書記的職務也被剝奪了。

他黯然神傷，把工作交給了譚平山接替，默默離開了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

著名的《菩薩蠻·黃鶴樓》一詞，便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

毛主席無語獨對武昌蛇山，心事浩茫，思緒波瀾起伏，向天發出了“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的嘆息。

老覃在《毛主席為何能在“三大”脫穎而出？他的一個提議，張國燾直呼慚愧》一文中說了，毛主席依據自己長期在農村考察的結果，堅信中國的希望在于農民階級的覺醒，在中國，只有農民才可以左右歷史的進程。

在那段苦悶的歲月里，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灌注農民講習所里，給學員們講革命的道理。

再說回陳獨秀他們這邊。

時間已經來到了1927年5月13日，武漢國民革命軍第14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在蔣介石的拉攏下，扯起“聯蔣反共”的旗幟，從宜昌奔襲武漢。

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力部隊正在舉行北伐，后方空虛，無從招架，危在旦夕。

惲代英緊急組織起兩千多農工、學生，編成義勇隊，抵擋夏斗寅。

國民黨中央因此振作，將武漢軍事政治學校的學員與武漢警衛團混編為中央獨立師，由武漢衛戍司令葉挺和黨代表惲代英指揮，共同御敵。

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張國燾，手足無措，計無所出，滿頭大汗地趕到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向毛主席問計。

毛主席的想法非常干脆，他說：“目前除了放手去打，別無二策，只要鎮壓住了夏斗寅，湖北在短期內不會出什么岔子。”

張國燾隨后親眼見證了毛主席非凡的組織能力。

僅僅一天時間，毛主席便將農講所學員400余人槍組織起來，交給張國燾，帶往前線，編入了葉挺的中央獨立師第二團第三營中。

有了這支生力軍，中央獨立師很快就平定了夏斗寅的武裝叛亂。

但是，湖北的大火剛澆滅，湖南的大火卻燒了起來。

5月21日，駐扎在長沙的國民革命軍第35軍獨立第33團團長許克祥，發起了“馬日事變”。

根據鎮壓夏斗寅的成功案例，對許克祥也應該以武力進行懲治。

但汪精衛和陳獨秀都主張通過談判解決。

如此一來，許克祥的氣焰就越加囂張。

湖北的形勢也因此出現了反復。

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紳和河南光山的地主武裝相勾結，還糾集當地的紅槍會2000余人，結成反革命同盟，對農會進行瘋狂的殺戮，圍攻麻城。

紅槍會的戰斗力非常兇悍，農民自衛軍隊長王樹聲一面死守，一面派人向中共麻城縣委特別支部求援。

關于這個紅槍會，早在1927年3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就曾推舉毛主席為“紅槍會調查訓練委員會”的主席委員，讓毛主席前往紅槍會活躍的河南光山一帶調查。

毛主席經過實地考察，得出結論：“紅槍會”大部分成員是反抗兵匪的貧苦農民，只要耐心團結、幫助、教育他們，完全可以將之轉化成我們的力量。

因此，他主張擴大湘鄂贛農民運動講習所招生范圍，大力轉化和吸收紅槍會里面的革命分子。

但是，擔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部長的鄧演達已經擔任了北伐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職，無暇于此。

話說回來，身為中共湖北省委委員、省政府農工廳廳長的董必武，收到了王樹聲的求救信后，六神無主，匆匆去向毛主席討教。

毛主席二話不說，調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中以湖北籍為主的學員300余人，組成學生軍，混編入省政府警衛團3營，增援麻城增援。

救援的時機掌握得很好，學生軍和警衛3營一齊發力，大破紅花會眾，取得了平叛斗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