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澎湃新聞率先披露，北京語言大學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主任張愛玲教授近日離世，終年58歲。

彼時，外界尚不清楚其死因，僅知為“意外”。

次日，紅星新聞跟進報道，稱張愛玲是在清華大學校園內騎車途中被倒下的樹木砸中身亡，并援引學生、目擊者及校方內部信息，首次將事件細節與地點鎖定在清華校園。

然而，在事件發生后的前三天里，作為事發地所在單位的清華大學并未立即對外說明情況。

直到6月20日下午，即張愛玲教授去世五天后，清華才發布正式通報，承認事故發生在其校園內，系第三方園林企業在焊接館附近違規作業所致，樹木倒下砸中張愛玲，致其搶救無效死亡。

對此，我必須要說，清華大學如此之長的沉默期，讓這起悲劇蒙上了更深的陰影。

清華大學最初的沉默策略令人費解。

作為國內頂尖學府，其輿情應對機制本應具備更高的專業素養。

但從6月15日事故發生到19日媒體首次報道，校方既未主動披露信息，也未通過權威渠道澄清事實。

從后續通報內容看，清華并非沒有調查能力，也未置身事外。

相反，學校迅速成立專門工作組，啟動問責程序，承諾全面排查安全隱患。

這些舉措本身并無不妥，甚至可以說是標準操作流程。

但問題恰恰在于，處理機制雖已啟動，卻遲遲未向公眾釋放信號，導致信息真空被猜測和誤解填充。

一所大學面對突發事件的態度，往往折射出其治理理念與價值取向。

高校不僅是知識傳授之地，更是社會責任的承擔者。

意外降臨，師生、家屬和社會都在等待一個清晰的聲音。

如果這個聲音遲遲不來，人們便只能靠揣測填補空白。

此次事件中，清華暴露出對輿情管理的滯后認知。

在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任何重大事件都無法被簡單“壓住”，拖延公布真相只會讓問題復雜化。

尤其當涉事方是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機構時，沉默本身就可能被解讀為回避或掩蓋。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清華的反應模式似乎正在趨同于某種“標準化危機公關”套路：先觀望，再回應；先模糊，再具體；先低調，再追責。

這種策略或許能在短期內控制局面，但從長遠來看，它侵蝕的是公眾對高校的信任基礎。

大學的本質是求真，其應對危機的方式更應體現這一精神。

2003年SARS期間，時任北大校長許智宏通過召開專題會議、制定工作方案、公布疫情真實情況等方式，向師生通報疫情相關信息。

而清華大學此前也有成功應對突發事件的案例。

2015年12月18日，清華大學化學系何添樓實驗室發生爆炸，造成一名實驗人員不幸身亡。

事故發生后，學校迅速啟動應急預案，第一時間向全校師生通報情況，并通過官方微博、官網等渠道向社會發布信息。

時隔多年，同為清華大學，何以在張愛玲教授意外事件中，呈現出如此鮮明的應對落差？

作為一名媒體老炮兒，我對清華大學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學術積淀與實踐成果，始終懷有敬意。

清華大學首任校長羅家倫，提出“清華大學應該轉移全國學風，引導全國青年”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擁有新聞學、傳播學、新聞與傳播三個專業，其新聞傳播學在全國一流學科排名中位居前列，2023年排名第8。

學院率先開發數據類、編程類新聞傳播專業課程，率先開設融合媒體本科專業，其“中國-亞洲-世界”三合一國際傳播人才實踐教學課程體系，更斬獲清華大學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

令人遺憾的是，當張愛玲教授的悲劇發生在自家校園時，這所培養了無數傳媒精英的學府，卻未能展現出與學術成就相匹配的輿情應對能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面對突發事件，高校需要的不僅是危機公關技巧，更是直面問題的勇氣與改革弊病的決心。

那一天，陽光或許正溫柔地灑落在清華園的林蔭道上，斑駁的光影映照出寧靜與希望。張愛玲教授騎著自行車，緩緩穿行在校園。

她的內心，也許正懷著一份真摯而美好的期待——或許是要與校方商討一項學術合作，一個她傾注了無數心血的夢想。

然而命運弄人，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這一切戛然而止。

她在最不該離開的時候離開了，留下了未竟的理想。而那所曾見證她美好期許的大學，在她離去之后，卻未能給予她應有的尊重與銘記。

當清華大學的梧桐樹都能成為安全隱患，張愛玲教授的生命在校園內戛然而止，這所百年學府應當意識到：任何嚴整的聲明都抵不過對生命的敬畏，任何完美的程序都替代不了責任的擔當。

公開、透明、及時，說易行難，但我仍期待清華大學能夠真正踐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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