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耀先的歷史原型是誰？有人說是沈醉，有人說是錢壯飛（因為小說原著中風箏就叫錢溢飛），還有人說是曾任軍統局行動處少將處長的程一鳴。

有資料顯示，程一鳴確實是假叛變真潛伏，這一點我們從他的追悼會主辦單位上就能看出來——那是廣東省政協和省國安廳共同舉辦的，而程一鳴生前的職務是廣東省政協港澳臺僑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任，如果沒有特殊身份，國安廳不會出面。

1964年12月，程一鳴以“情報局（原保密局）澳門組少將組長”的身份秘密回國，帶回的東西多得能驚掉一地眼鏡：電臺一部、密碼一批、文件一批、無聲手槍五支、各式手槍四支、子彈二百一十四發、手榴彈四個、鐘表式定時引信七個、電器鐘表引信十三個、磁性水雷一個、炸藥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殺用的毒針兩支。

這些東西肯定不是程一鳴一個人能拿得動的，所以他應該在海關兩頭都有人協助和接應，更為微妙的，是周公接見他的時候，有表揚也有批評，表揚他帶回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和設備，批評他在廣州解放前夕沒能有效阻止特務的破壞活動，致使廣州海珠大橋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壞。

如果程一鳴不是周公領導的潛伏者，是不會受到這樣批評，事實上程一鳴為保住海珠大橋，已經傾盡全力了：時任廣州保安司令部視導室少將主任兼任廣州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少將處長的程一鳴，并沒有按照毛人鳳的要求給炸橋特務提供一斤炸藥，特務們只好拼湊了一些廢棄炮彈甚至手榴彈、槍彈匆匆引爆。

這些報廢彈藥炸起來動靜大效果小，程一鳴在回憶錄中還忍不住笑那幫炸橋特務外行：“炸毀一座橋梁是根據這座橋梁本身的結構來決定用多少炸藥和從什么部位才能破壞，海珠大橋未徹底破壞的原因，就是由于炸藥不足。”

程一鳴是軍統技術專家，他不但是很多軍統特訓班的總教官，還編寫了大量教材，可以說絕大部分軍統特訓班學員都是他的學生，包括去炸海珠大橋的蘭州訓練班第二期學生胡凌影，就得先到程一鳴那里匯報工作并尋求幫助，程一鳴不給炸藥，他也沒有向毛人鳳打小報告。

程一鳴不動聲色地破壞了毛人鳳的炸橋計劃，這就是他比鄭耀先高明的第一個方面：程一鳴“桃李滿軍統”，而鄭耀先一輩子就教出了宮庶和馬小五兩個“徒弟”，雖然鄭耀先在軍統特訓班也當過教官，但是卻沒有幾個貼心的學生。

特訓班學員的重要性，曾任臨澧特訓班沈醉總務處事務股股長兼行動術教官的沈醉十分清楚，他在戴笠死后野心膨脹，想干掉毛人鳳并取而代之，依仗就是他教過的特訓班學員：“我在軍統二十多個訓練班兼過課，這些學生在軍統局和保密局局本部當到科長的先后有十多人。外勤方面也有幾個當到省站站長，負一省的責任。當稽查處長、刑警處長、偵緝隊長、警察局長、督察長等公開特務單位負責人的就更多了。他們跟我關系都很好，有許多人還是我把他們提拔起來的呢。蔣介石和戴笠不都是靠著自己的學生起家的嗎？我將來為什么不能靠著我的學生把毛人鳳擠掉呢？”

鄭耀先一直在單打獨斗，而程一鳴卻有很多“弟子”幫襯，就連綽號“猛子”的徐遠舉，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據沈醉回憶，徐遠舉一開始是想當行動處正處長的，但因為他當時的軍銜只是上校，而只能當副處長，所以曾抓住一點“小事”而向程一鳴發難：在四川某縣發現有地下黨在活動，該縣軍統請示可否秘密逮捕，程一鳴恰好“病”了，最后報告轉到徐遠舉手里批示同意，再行動的時候當然撲了空。程一鳴批評徐遠舉操之過急考慮不周，徐遠舉則拿程一鳴是“叛徒”反唇相譏。

如果坐在程一鳴位置上的是鄭耀先，肯定會大嘴巴抽徐遠舉，這件事肯定會鬧到戴笠那里，小事也就會變成大事。

程一鳴并沒有跟徐遠舉正面沖突，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戴笠也毫不在意，但程一鳴當時不發作不是怕了徐遠舉，他還有更好的辦法：他在“背后”夸獎徐遠舉“對特工理論鉆研得很深， 對特工技術鉆研最透。”

這可把屬驢的徐遠舉感動壞了，他在愧疚之余，不但在酒桌上要正式認程一鳴為師（徐是洪公祠特訓班畢業的），而且是當著戴笠的面拜的，程一鳴在回憶錄中描述：“徐當著戴的面一再尊我為師， 并倒地而拜。 徐離滬之前， 還邀請我去西服店做了一套高檔服裝，贈給我； 我則同他到國泰照相館合影留念。”

程一鳴當著戴笠的面沒有承認他與徐遠舉的“師徒”關系，但是那張照片一出來，兩人的“名分”就算是定了，不但兩人之間的仇怨煙消云散，而且再有人說程一鳴身在曹營心在漢，徐遠舉那暴脾氣就會第一個不答應。

作為潛伏者，程一鳴知道低調就是最好的保護色，而鄭耀先則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但沒有得力的學生充當耳目，而且還四處樹敵，對戴笠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敬”，對毛人鳳更是冷嘲熱諷，所以他一個小小的疏漏，都會被放大成“他就是風箏”的“證據”。

潛伏者把自己放在聚光燈下是很不明智的，尤其是樹了太多位高權重的仇敵，更是極不明智的做法。

沈醉在回憶錄中稱程一鳴是“很好的朋友”，也稱吳景中（就是《潛伏》中的吳敬中）是“很好的朋友”，程一鳴完成任務凱旋的時候，沈醉已經學習期滿十年特赦出來當了文史專員，在寫回憶錄的時候，依然不改變說法，卻承認自己當年看走了眼：“在軍統工作的大批叛徒中，也有少數是冒充‘叛徒’打入軍統的。解放后，我遇到一個人，過去在軍統中工作多年，雖然特務們曾對他有過懷疑，但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所以只注意過他，卻沒有逮捕他。談到他過去把腦袋提著在軍統中工作的情況，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對他為革命不怕犧牲的精神感到無比欽敬。”

沈醉的回憶錄有很多時間對不上，那是應該的，因為他寫的東西涉及到很多秘密，必須在時間上做一些改動，以免被島上的特務機構對號入座，所以沈醉后來遇到的那個人，可能是程一鳴，也可能不是程一鳴，而不寫其人姓名，是沈醉的高明之處，也是那位潛伏者的高明之處：只要沒有“政敵”，即使別人有些懷疑，也不會把他往死里整。

程一鳴要是不公開身份，別說是戴笠毛人鳳發現不了，就是他的“老朋友”沈醉、吳景中（程和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是同學，在臨澧特訓班是同事，程比吳官職高，在軍統西北區，程一鳴從區長調任總部行動處處長，吳才從中美合作所總務科長調任西北區區長），也難以發現這個不顯山不露水、技術很強脾氣不大的程一鳴居然是潛伏者。

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和光同塵是潛伏者必備的技能，鄭耀先處處占先，即使不是臥底，也會成為眾矢之的，而程一鳴調動了很多崗位，除了徐遠舉曾跟他發生過短暫的沖突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大特務把他當仇敵，就連戴笠都被他的“老實軟弱”外表騙了。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程一鳴“老老實實”地在軍統以及后來的保密局、情報局潛伏三十多年，后半段先后在西北區、本部行動處和澳門站當少將一把手，而鄭耀先則一直在三方面（軍統、中統、地下黨）的打壓甚至追殺下東奔西跑，這也極大限制了他獲取情報的空間。

程一鳴和沈醉都寫了很多回憶錄和回憶文章，他們的書筆者基本都買全了，看了他們的回憶錄，再看《風箏》中的鄭耀先，就會發現程一鳴比鄭耀先確實強了不止一個檔次，如果吳景中也是潛伏者，他或許能跟程一鳴“肩膀頭齊論弟兄”——真正的地下工作，就是在波瀾不驚中暗藏刀光劍影，像鄭耀先那樣動輒打打殺殺，怎能與程一鳴那樣的深潛者相提并論？熟讀原軍統特務回憶錄的讀者諸君，是否也會認為鄭耀先在“潛伏”時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