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因為我喜歡那某某茜的熒幕形象，不知怎的，我很難對她產生強烈的恨意。

無論是關于高考移民，還是定向委培，我對制定公平的問題自然沒有異議，但總覺得當我們把矛頭指向那某某茜的時候，某種程度上，讓真正該受到懲罰的人逃避，更讓該反思的制度得到豁免。

某些情況下，制度天然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我幾十年前曾經見過一個同學，他是外籍，卻幾乎沒有海外生活，操著一口純正的東北話，以比我們低幾百分的高考分數一起當同學，我知道這似乎有問題，但合乎規則。還比如我曾經見過在某個地區，根據不同族群分成完全不同的分數線，很多同學跟著班級上課分外吃力，我知道這似乎有問題，但合乎規則。

我總覺得那某某茜是某種意義上的“出頭鳥”， 在不公的制度之下，甚至算是優秀的那個。懲戒與質疑固然重要，可是關于“高考”，這一被稱為最公正的制度，我們是否應該有所警醒與反思，如何真正杜絕一切不公。這不是和個體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我們固然可以把那爾那茜作為情緒出口，可這個姑娘真的可以代表制度層面存在的不公義嗎？

所以我心情很復雜，公眾情緒得到宣泄，各位X小姐，我們在一個接一個的個案中找到情緒出口，但一次次的情緒宣泄之后，我們卻發現無法改變什么。而具體到細節，這幾位姑娘所經歷的具體細節又千差萬別，她們是代表嗎？懲戒她們就代表公義嗎？懲戒她們能解決問題嗎？我有點存疑。

找到情緒出口無疑很容易，但在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靠關系“托舉”這種行為，幾乎成為我們的一部分。30多年前，我上小學的時候，知道為了進那所實驗小學，班里的同學可以找到派出所的熟人改戶口。一直到我中學畢業，我發現班里一位高考只考了300分的同學，被父母送到了英國讀書。再等我工作，偶爾回老家，發現我很大一部分同學進了父母的單位，他們的當年的成績并不理想，但不影響他們通過父母的關系拿到稀缺的職位。托關系，幾乎成了我們日常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小時候我去看個感冒，父母都堅持找醫院的朋友，就能免受排隊掛號之苦，還能得到醫生的認真對待。

關系，無處不在。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最需要關系的時刻，往往不是父母為自己謀福利的時刻，而是子女上學和就業的關鍵點。然而，先暫時放下階層固化的焦慮，哪個父母在為托舉兒女的時候不希望動用關系，國人對婆羅門和剎帝利的恨意，不少來自于“為什么不是我”的嫉妒，可具體到日常生活，人人又希望自己掌握權力、金錢、關系資源，可以呼風喚雨。即使沒有這樣的能力，也要盡一切所能，嫁接所有關系動用一切人脈把孩子推到重點幼兒園、重點小學、重點中學、重點班，高考后最好能推到重點大學重點專業，實在不行就送國外重點大學，寫推薦信、做研究報告這些準備工作必須做足，即使焦頭爛額也得沖。最終，只有那些一點關系沒有的家庭受傷害。

我當然懂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托舉”是必然。理想的托舉，應該是讓孩子走上起跑線之前有足夠的訓練和充足的營養，而現實的托舉，常常是繞過規則把孩子的起跑線提前。所有階層都會托舉，這本無可厚非。但是，當我們的“托關系”文化是繞過規則，讓孩子一路重點。甚至從幼兒園、小學的擇校開始，天平就已經開始傾斜，而高考移民不過是其中一道坎兒，在這樣一種普遍的文化環境下，那某某茜這種出挑的，更容易放在聚光燈下被審視，可是冰山之下，還有更大的不為人知的、看不見的事實，這些問題如何得到解決，我不知道。因此，面對那某某茜的新聞，我心情復雜，一方面覺得需要懲戒，但另一方面又覺得只針對水面上的人，享受更大紅利的人卻安然無恙，面對如此堅固的文化土壤，我有點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