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節奏、高壓力的現代職場中，“職場牛馬”一詞頻繁出現在我們的日常對話和社交媒體中。我們用它來自嘲，調侃自己在工作中的無奈。然而，這背后隱藏著怎樣的心理機制和現實困境？是什么讓“牛馬”現象在職場中如此普遍？我們又該如何打破這種困境，找到真正的職業幸福感和生活平衡？在本文中，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副教授關浩光對這些問題展開深度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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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牛馬”背后的心理機制

最近熱播的《長安的荔枝》，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命運，揭開了古代“職場牛馬”的真實生活——為官十八年才勉強湊夠首付買房，卻因同僚算計，被迫接下“從嶺南運送鮮荔枝”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一幕，很像今天的我們：拼命工作卻依然面臨壓力，兢兢業業卻總被甩鍋，最終活成了“職場牛馬”，只能深諳唐詩“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的無奈，并遙嘆晉代詩人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可惜“斯人不可復聞”。從唐代官場到現代職場，歷史仿佛一個循環。

“牛馬”本是農耕時代的重要勞動力，如今卻被用來形容那些任勞任怨、加班加點卻回報有限的職場人。“打工人”“職場牛馬”等自嘲詞匯的流行，并非偶然，而是社會競爭、經濟壓力與特殊企業文化的共同產物。

職場人流行用“牛馬”自嘲，看似自我貶低，實則暗藏智慧。這種自我污名化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心理防御機制——通過主動接受“牛馬”的標簽，接納控制不了的局面和允許不好的結果，這樣職場人就可以不用直面人生，并能卸下生活中不切實際的期待，獲得某種心理釋然。

這種自我污名化自古至今都十分流行，例如唐代李商隱在《蟬》中以吃不飽的昆蟲比喻自己“舉家清”，宋代蘇軾在《記承天寺夜游》中以“閑人”自嘲。

更妙的是，這種自嘲創造了一種獨特的身份認同。當“打工人”“牛馬”成為我們的共同代號，實際上構建了一個跨越行業和企業的隱形聯盟。在這個聯盟里，一個簡單的表情包就能傳遞千言萬語，一句“牛馬精神”勝過萬句雞湯。這不是簡單的抱怨，而是一種特殊的群體智慧——我們用幽默消解壓力，用自嘲建立聯結。

這種集體自嘲背后，是當代職場人才能心領神會的默契。當組織高喊口號時，我們用黑色幽默保持清醒；當壓力山大時，我們在表情包里找到共鳴。這既是應對現實的生存策略，也是屬于這個時代的身份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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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馬”是如何煉成的？

人們對工作的態度，在過去這么多年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例如60后的員工曾經以獻身工作為榮，不輕言離職，但是00后的年輕人卻著重個性，強調工作和生活互補及生命的價值，有時更因為老板不聽話而離職。

近年來，超時工作成為很多行業的潛規則。從互聯網大廠到中小創業公司，從科技企業到傳統行業，“自愿加班”逐漸演變為職場生存必備技能。

同時，近幾年高校畢業生源源不斷地涌入就業市場，2024年高校畢業生達到了1179萬。中核集團發布的一份數據顯示，他們今年招聘的1730個崗位接收到了119萬份簡歷。就業市場競爭激烈。在供大于求的就業市場，勞動者議價能力被嚴重削弱。

另外，在降薪裁員潮中，為了保住飯碗、避免斷供，職場人不得不化身“拼命三郎”。去年電影《逆行人生》正是這種困境的寫照。

《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的數據顯示，在中國，將一個孩子養育至18歲成年平均需要花費近53.8萬元，養育至本科畢業需要68萬元。而在一線城市如上海，這個數字更是突破百萬大關。對于大多數獨生子女家庭的頂梁柱來說，這份壓力尤為沉重——他們不僅要承擔子女高昂的教育支出，還要肩負起為父母養老的重任。

在這樣的壓力下，職場人別無選擇，唯有咬牙拼命工作。

吃苦文化的代際傳遞，也為“職場牛馬”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流傳千年的古訓，早已深深鐫刻在中國人的集體意識中。從孩提時代起，這種價值觀就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三重機制，被不斷強化和傳承。

這種文化傳承下培養出的學生，進入職場后自然也延續著同樣的思維模式。進入學校聽老師的話，進入職場要聽領導的話。

吃苦文化制造了一個怪圈：父母一代用自己吃苦的方式教育子女，子女又將這種方式帶入職場并傳遞給下一代。它讓超時工作、自我壓榨被合理化，甚至被美化為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企業里的高管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作為全球知名女性之一，Facebook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曾出版《向前一步》，書中展現的是一位在事業與生活之間游刃有余的“超人”形象。而事實上，這種文化正在透支年輕人的身心健康，也阻礙著創新思維和批判精神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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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馬”如何破局？

“牛馬”現象在各個國家都有，只是表現的形式和程度不同。

亞洲國家的內卷表現得更加顯性，亞洲國家的“牛馬”普遍面臨工時長、工作強度大的問題。比如日本的“社畜”文化，其實質和“牛馬”一樣。日本企業強調忠誠和奉獻，并且職場中等級森嚴，過勞死在日本十分普遍。而韓國的年工作時長為1900小時，排名OECD（經合組織）國家第一，并因此造就了韓國年輕人盛行的“五拋世代”（拋棄戀愛、結婚、生育、住房、人際）。

歐美國家同樣存在“牛馬化”問題，只是更隱性化。無論是零工經濟從業者、低薪服務業人員，還是高薪的投行精英和科技行業從業者，都面臨超長工時、高壓競爭的問題。然而，歐美更完善的法律保障、社會福利和強大的工會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種困境，使得勞動者的權益和話語權相對更有保障。

“牛馬”困境下，員工付出極大代價。過長工作時間和高強度工作嚴重危害員工身心健康，引發職業倦怠、情緒耗竭、抑郁癥等心理問題。這種困境還限制員工職業發展，使他們忙于執行性工作，無暇提升技能，陷入“低質量勤奮陷阱”。長時間加班也讓年輕人無暇戀愛，引發家庭矛盾，如“喪偶式育兒”，進而破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牛馬”困境同樣反噬企業。它不僅無助于提升員工績效，還可能導致優秀人才流失。長期過勞引發的情緒耗竭，會通過工作倦怠影響員工表現和離職意愿，降低認知靈活性和風險承擔意愿，削弱創新能力，使員工難以進行創造性思考。此外，這種困境還會助長不良組織文化，如形式主義和偽奮斗，表現為無效加班和朋友圈曬加班等表演式努力。長期高壓環境滋生的這些問題，會影響企業健康發展。

破局職場困境，需要各方面的協同變革。

在企業層面，要進行管理優化與人文關懷。企業需革新管理理念，摒棄“唯工時論”。推行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如“彈性工作制”，有助于提高員工滿意度和生產效率，吸引人才并降低離職率。有條件的企業應設立員工關懷計劃，提供心理咨詢等人文關懷。

在個人層面，則需要認知升級與策略調整。職場人需建立清晰的職場邊界意識，學會對不合理要求說“不”。心理學研究表明，懂得合理拒絕的員工職業倦怠感更低。職場人應從“執行者”轉變為“價值創造者”，關注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在快速變化的職場環境中，聰明的職場人積極布局“第二賽道”，作為一種職業風險對沖策略，確保自己永遠有選擇權。真正的職場智慧在于聰明地經營自己的職業生涯，不斷提升個人能力，關注自身健康和心理健康。

破局“牛馬”命運，并非無解。無論是李善德的絕地反擊，還是當代打工人的“躺平”與“覺醒”，都讓我們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困境，共同尋找突圍的可能。正如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所說：“效率是把事情做對，效能是做對的事情。”

真正的職場突圍，不在于拼命向前拉車，而在于看清方向，選擇更聰明的奮斗方式。職場不應該是一場永無止境的苦役，也不應該只留下“皮囊”，而應該是一片讓每個人都能綻放光彩的舞臺，所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

教授簡介

關浩光博士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管理學副教授。在加入中歐之前，他任職于同濟大學管理高等研究院，曾擔任經濟與管理學院組織管理系系主任。

關博士畢業于美國德雷塞爾大學，并獲得組織與戰略學博士學位，此外，他還擁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香港中文大學環球商業和管理學碩士學位。關博士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工作與家庭的平衡、培訓、領導力和偏差行為。

封面和文中圖片由POOK AI生成。

編輯| 田佳瑋

責編| 岳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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