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浩，30歲，城里上班，平常也就清明、過年回趟老家。

但只要二叔一回來，家里就熱鬧得像辦喜事。

村口老李頭打著算盤：“哎呀，林主任今天回來啊？”

鄰居嬸子擠出笑：“那可是咱村里飛出去的金鳳凰，現在在上海當領導呢！”

是的，我二叔林建民，在上海某事業單位當處長，聽說手底下管著上百人，平時西裝革履、出入高檔寫字樓，還有三套房。

可他每次回老家，偏偏穿的都是我爸的舊衣服。

你沒聽錯，不是樣式相似，是——真的，我爸穿過的舊衣服。

一件灰藍色的呢子中山裝，袖口已經磨白，領子上還有幾道煙油漬。

那年二叔回來過年，剛進門，我媽就傻眼了：“哎喲你穿這個？這不是你哥的衣服？你怎么穿回來了？”

他咧嘴一笑：“我哥衣服寬大，穿著舒坦，關鍵——有味。”

我媽翻了個白眼：“都洗得沒形了，還味兒呢？”

二叔低頭瞅了瞅袖口：“有感情。”

飯桌上我忍不住問：“二叔，你現在不是挺好嗎？回老家還穿這個，是怕我們認不出你？”

二叔夾了塊豬頭肉，笑得淡定：“浩子啊，你年紀還小，見人得學會看心，不是看表面。”

我爸坐在旁邊悶聲喝酒，一言不發。

我媽撇嘴小聲說：“就你還看心？你嫂子舊衣服全讓你拿去擦車了，你哥這件倒成寶了。”

二叔像沒聽見，繼續喝酒，筷子敲著碗沿：“這家的飯，最香。”

我低頭一笑，卻說不出是心酸還是冷。

我爸一輩子老實，沒什么本事，村小學教書教了快30年，后來不景氣，轉去鎮上糧站當庫管，一直到退休。

而我二叔，從小會來事，讀書聰明，一路考上了外地大學，工作調去上海，一待就是二十年。

我們家在村里不算富裕，一年下來，全靠爸媽種地、打零工，攢出我和弟弟的學費，手頭從來沒寬松過。

可二叔出息后呢？沒少給別人送東西，給鎮長、書記、初中班主任都送過煙酒、茶葉，就是極少給家里寄點東西。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大三那年，我爸偷偷寫信讓二叔借兩萬塊，給我交學費。

二叔回了信，信里只有一句：“你們別再開口，我在單位不好張嘴。”

那年我差點輟學，是我媽去借了村口張寡婦的養老錢，才把我撐過去。

但這些事，從來沒人再提。

這次他回來，是奶奶七十大壽。

我爸老早就張羅好，殺雞宰羊，請了村里的廚子，鄰里親戚都到場。

那天中午，大圓桌擺了五張，最中間一張當然是留給“林主任”的。

“建民啊，這菜還合口嗎？”嬸子笑瞇瞇地問。

“合口，跟上海五星級飯店一個味兒。”他咬了一口蒸蛋，眉頭都挑起來了。

“林主任現在可真威風啊！”堂哥小聲打趣，“聽說你三套房還出租兩套，月租上萬？”

“唉，哪有那么多……就是給兒子留點。”

我爸沒說話，低頭扒飯，手指卻緊緊扣著碗沿。

我盯著二叔身上的那件呢子舊衣，心頭一股說不出的氣憋著。

飯后我忍不住拉他出去：“二叔，你是不是每次回來，都得穿我爸的舊衣服？”

他看著我，嘴角扯著：“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

“我哥是我命里最虧欠的人。”他頓了頓，“我出門那年，學費就是你爸借錢給的，還是他把自己新買的皮鞋脫給我穿。我這一輩子，再穿什么，也穿不回那時候的心情。”

我愣住了。

他看著我，語氣平靜卻透著疲憊：“我在外面光鮮亮麗，戴表開車，可心里最不敢見的就是你爸。我越混得好，越沒臉回來。”

我吸了口氣：“那你為啥不實打實補償點？哪怕給家里換個冰箱、裝個空調？”

他低頭：“你爸不要，我給他，他就說‘留給你兒子娶媳婦’。”

我啞然。

晚上，二叔提著酒找我爸喝，兩人一人一壺，在老屋前坐了一夜。

我媽悄悄告訴我：“你爸年輕時，最疼的就是他弟弟。小時候他被狗咬了，你爸抱著他跑了三條街找赤腳醫生。”

我終于明白，有些感情，不體現在錢上，而是藏在那些舊衣服里，藏在他每年回家，坐在矮凳上，什么都不說的沉默里。

第二天，二叔走了。

他還穿著那件舊呢子衣服，行李箱還是十年前的那個舊箱子，輪子都有點歪。

我爸站在村口，望著他上車，不說話。

直到車走遠，我爸才長嘆一聲：“他其實不容易。”

我點點頭：“他要是真不容易，也不會回來穿你的衣服。”

二叔后來真的給家里寄了一臺空調，說是“上海朋友單位多出來的”。

我爸笑著收下了，說：“空調不重要，人回來就行。”

這世上的親情，有時不是看誰給誰錢，而是看誰記得誰好。

而有些愛，藏得深，卻從未缺席。

那件舊衣服，褪色的，不是感情，而是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