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作者：葛繼勇 周妍

漢文筆談：文人交流之手段

隋唐時代，東亞漢字文化圈誕生。諸國文人通過書寫漢字的方式溝通信息、傳授知識，逐漸形成了東亞地區特有的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的交際方式——漢文筆談。“筆談”文獻形態多樣，包括外交使節的詩文唱和與外交談判，貿易人士的問情問詢，宗教人士的巡禮問答，文人學者的漢文紀行，等等。

中日間的筆談交流的文字記錄可以追溯至公元607年，以小野妹子為首的遣隋使一行輾轉停留南岳衡山之際，因話語不通，與衡山老僧以杖“書地而語”。以日本遣唐使制度的成熟為背景，日本僧人陸續渡海求法，成為筆談的核心主體。宋元之時，不少日僧到中國旅游及巡禮，大抵也以筆談進行交流。明代文人的渡海奔波，商船的往來交際，意外的海上漂流，筆談交流以問答、問情等形式保存下來，涵蓋名人古跡、民情風俗等多元信息。

清代初期筆談交流的規模不斷擴大，雖然地點主要局限于長崎、人員為赴日清人，但中日文化交流，尤其是漢方醫學的交流通過筆談依然繁盛。鴉片戰爭之后，以1871年《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為契機，兩國間人員往來日益頻密，筆談作為兩國人士會面交流時的重要手段被廣為采用，并留下了足以見證當時交流盛況的大量筆談資料；甲午戰爭以后，隨著中國留日學生、中國赴日考察官紳、受聘前來中國的日本教習等的加入，兩國間掌握、精通對方國家語言者增多，從事翻譯者增多，口語交流逐漸替代了筆談交流的主流位置。然而筆談并未退出歷史舞臺，而是在不同領域發揮著溝通橋梁的作用，近代東亞外交話語體系仍然以漢文為宗。

閉關之下：信息交換之途徑

19世紀上半期，中日兩國雖然都受限于閉關政策，尚未建立國家間的外交關系，但文化交流與人員往來并未中斷，交流方式主要是民間貿易。由長崎、上海、香港三地鏈接起的中日交流舞臺上，留下了不少以筆代舌、精彩紛呈的片段佳話。

中國的赴日人員以在長崎貿易的商人為主，他們帶去的書籍與見聞成為日本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還有為躲避太平天國之亂赴日的民間人士，他們在探討學術的同時，更為關注西方國家的東亞戰略和清朝的應對政策。例如，1854 年，廣東南海人羅森以漢文翻譯官衛三畏助手的身份隨著美國艦隊從香港前往日本，其間不僅見證了日美交涉的過程，還與日本官僚、文人、學者、僧侶等人以筆代舌，展開深入交流。從日本回國后長居香港后，與跨海遠行的日本使團成員繼續筆談交流。

相對地，來訪中國的日本商船多停靠上海，透過這個頗富國際色彩的窗口，窺視西方文明的端倪，獲得中國的最新信息。乘坐1862年到訪上海的“千歲丸”來滬者多作紀行錄，其中所見筆談記錄，是他們在滬期間積極與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接觸的憑證。

19世紀20—60年代是東亞世界受到西方沖擊，中日兩國嘗試改革的轉折期。開放與歐美各國貿易以后，德川幕府也開始尋求發展海外貿易，多次嘗試與中國方面溝通無果。直到1868年兩國政局趨于穩定后迎來實質性轉折。從1870年以外務權大臣柳原前光為首的使節團轉達日本希望與中國訂約的請求，到1871年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首的日方談判代表與李鴻章為首的清廷談判代表開始正式談判，筆談交流貫穿始終。以簽訂《修好條規》為契機，兩國互設使領館，民間交流也得到保障，筆談交流的規模和范圍不斷擴大，旅日使者的詩文外交隨之登上歷史舞臺。

建交之后：詩文外交之基礎

根據《中日修好條規》第四條“兩國均可派秉權大臣并攜帶眷屬隨員，駐扎京師”的規定，明治政府于1873年2月派遣柳原前光為公使來華駐扎，而清廷遣駐日公使之事因同年日本入侵臺灣，稍有推遲。后因日本爆發西南戰爭，最終于同年9月成行。一行赴任之初雖然遇到語言不通，翻譯不足的問題，然而通過筆談交流，與日本人士建立起友好關系，詩歌唱和盛況空前，宴會往還絡繹不絕。

首屆駐日公使館員何如璋、黃遵憲與日本文人的筆談交流因《大河內文書》的公開得以重現。《大河內文書》的時間跨度為1875至1881年，筆談人員除了編纂者大河內輝聲以及公使館員外，還有不少周邊的中日文人。對于出入異域的公使館員而言，掌握當地情況的日本民間文人是重要的信息中介。這些民間文人大多受聘于日本的漢文學校，又為公使館員搭建起了與日本文人學者的交流平臺。

藉助筆談進行外交交涉、展開詩文唱和既是中國駐日公使館員，也是日本外交官員、民間人文訪華期間的交流途徑。1876年5月，以駐華使館外交官的身份來訪的竹添光鴻不僅在外交方面多有作為，因其漢學功底深厚，與中國學者文人多有詩文唱酬。

《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客觀上促進了中日間的人員往來，由于清同文館早期未培養日語翻譯，清外交官中極少有會日語者，而日本方面會漢語的外交官同樣缺乏，故筆談成為中日駐外使節在對方國家甚至第三國見面交流時的主要方式。這是筆談交流規模得以擴大的客觀原因，更為關鍵的主觀原因在于明治維新以后西學全盛的背景之下，一部分日本知識人士追求漢文漢詩的熱情。在傳統文化交流形式延續的同時，東亞局勢緊張不斷升級，筆談交流又籠罩了一層現實色彩，至下一階段呈現出多樣化特點。

甲午戰后：主體目的之多元

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態勢乾坤顛倒的轉折點：在敗給昔日“蕞爾小國”的現實面前，中國人士不得不直面華夷秩序的崩裂，開始思考日本迅速變強的原因，大批考察團、留學生相繼赴日。另一方面，日本人士開始思考中國是否已經淪為落后國家，日本是否已具備統管東亞的能力。來訪中國的除了受聘教習以外，更多的是派遣人員，包括公務人員、學者記者、商人職員等，關注中國的程度不減，研究中國的熱度不減。

隨著各界交流不斷深化，筆談的主體和目的呈現多元化趨勢。首先體現在日本涉華機構積極開展的聯絡工作中。時任陸軍中佐副島安正針對中國排日情緒高漲的情況，提出只有游說排日頑固派代表張之洞才能緩和中日關系的建議。于是，西村天囚被選拔前往中國，以其擅長的漢文為手段，使用筆談開展工作。1899年春，副島安正親赴中國試探中日軍事合作、共同抵制俄國的可能性，與劉坤一指派的代表陶森甲單獨會面，進行筆談。

1902年7月，宏文學院創始人嘉納治五郎前往中國考察，與張之洞藉筆密談政治局勢和教育問題。同樣是在1902年，62歲高齡的吳汝綸率大學堂提調紹英和榮勛等人在為期三個半月的考察中，雖有翻譯在列，但仍多以筆談交流。在辦教育、治國學的風潮下，王國維、羅振玉等一代學人先后延請日本學者藤田豐八、田岡嶺云進行翻譯、教學工作，并通過他們結識了不少日本學者，筆談是他們重要的交流方式。

筆談不僅是訪華日本人士的重要溝通手段，同時期赴日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等人在日本的陳情、交心都離不開筆談。在特定時期“中日聯合”的共同關心下，中日知識人士之間圍繞東亞之時局、中國之將來等問題話題不斷。筆談作為一種有效的溝通手段，搭建起了“民心相通”的平臺。

民國以后：筆談交流之延續

民國以后，號稱“中國通”的后藤朝太郎在面向大眾撰寫的中國旅行指南中，結合自身經歷明確指出，借助筆談就能交流是一種極大的誤解。筆談交流失效的原因首先在于中國教育程度之差異，知識群體可以通過書寫文字進行溝通，但當時大部分民眾尚處于不識字的階段；其次在于以普及教育為目標的背景下，中日兩國相繼推動文字改革，字形相異、字同意異的情況愈發凸顯。另一方面，以中國留日學生以及受聘來華的日本教習為主體，兩國間精通對方國家語言者增多，高素質翻譯人才輩出，口談逐漸替代筆談的主流位置。

雖然筆談交流的范圍逐漸縮小，但并未就此退出歷史舞臺。汪精衛與近衛文麿的筆談交流，流露出對中日關系的調整和國際局勢的認知；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調查報告中不同程度的筆談交流記錄依稀可循。然而，相較于前兩個時期，民國時期筆談交流中專業性片段性、的特點突出。片段性反映的情況是，筆談往往是克服翻譯不在場或話題艱澀時的被動選擇。話題艱澀的情況下，筆談交流亦可成為一種主動選擇，交流的主體集中于學術界、文藝界、宗教界人士。因為對于漢學素養較高的知識人士而言，筆談表達往往比口語翻譯更為準確順暢，這也是筆談交流專業性特點凸顯之原因，也是筆談存在于千余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魅力之所在。（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日合作版《中日文化交流史》”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浙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