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作者：陳杰

一、知識翻譯學的理論內涵與歷史實踐

翻譯絕非簡單的語言符號轉換，它承載著知識傳播的橋梁功能、文明互鑒的媒介作用，更在國家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從古代絲綢之路的典籍互譯，到近代西學東漸的思想啟蒙，中外歷史上每一場重要的翻譯運動，都印證了其對人類文明演進的深遠影響與重大價值。

日本歷史上兩次重要的翻譯運動——奈良平安時代（8～12世紀）的漢籍翻譯與接受運動，以及明治維新時期（1868年以后）的西學翻譯運動，均在不同層面上實現了知識體系的跨文化轉移與本土化創造。前者以佛典、漢文經典為核心，江戶時代（17世紀后）儒學始成體系。引入了東亞思想與文字系統，奠定了日本早期國家制度與文化傳統的基礎；后者則系統引介西方近代科學、法治、哲學與社會學知識，影響了日本的語言觀念體系和現代文明結構。這兩次翻譯運動不僅推動了日本自身的發展，更在中西文化交匯點上，為人類知識的互通與積累作出了重要貢獻。阿拔斯王朝時期(8~10世紀)的百年翻譯運動通過系統引介希臘、波斯、印度等地的哲學、醫學、數學與自然科學著作，不僅保存了古典文明成果，更在阿拉伯世界內部催生出新的知識體系。此舉實現了人類知識的大規模跨文明流通，為歐洲中世紀學術復興（12世紀）與文藝復興（14世紀）奠定了基礎，堪稱推動人類總體知識增長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以往翻譯雖是知識交流要道，鴻儒往來頻繁，卻鮮少被冠以“知識”之名。如今，“知識翻譯學”這一概念應運而生。2021年，楊楓教授發表了《知識翻譯學宣言》。他指出，“知識翻譯學聚焦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生產變遷，把翻譯置于不同知識共同體的歷史視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學分析不同語言面對不同知識如何選擇、加工、改造的實踐和經驗及其語言轉換、概念生成等知識生產和傳播的文化背景、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近年來，“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多語種翻譯工程，正是知識翻譯學理念的生動實踐。通過系統譯介沿線國家的法律、經濟、文化文本，中國學者逐步構建起歐亞大陸的自主知識體系。

從知識論的角度審視翻譯，我們得以開闊宏大的認知格局。有兩點核心要義尤為清晰：其一，翻譯促進了人類地方性知識的跨語言遷移，在一個知識共同體經由語言認知并經由翻譯獲得其他知識共同體的地方性知識后，有可能基于對此地方性知識的消化，并將其與自身的地方性知識相融合而生產出新的知識，從而實現人類總體知識的增量。其二，知識翻譯學實踐存在兩種不同的路徑，既可以將域外的地方性知識以翻譯形式向本國遷移，也可以將本國的地方性知識以翻譯形式向外的傳播。

二、翻譯教學在區域國別學中的核心功能

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研究領域，知識翻譯學的出場為外國語言文學（0502）或新的一級學科翻譯（0551）參與區域國別學（1407）構建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和實踐方向。區域國別學構建有三大核心使命：一是高水平復合型人才培養，二是域外知識體系尤其是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三是高質量應用研究，三者之間存在緊密的互動關系。其中，自主域外知識體系構建是區域國別學在知識維度的重大要求，其本質是中國學者圍繞特定區域或國家的系統性知識生產，在知識生產過程中，翻譯起到了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體現為地方性知識以零散或集成化的方式從對象國語言向目標語言遷移，為目標語言的學者深入認知對象國提供窗口，繼而為自主的域外知識體系構建提供原材料。

因此，外國語言文學與翻譯學科憑借其語言資源、跨文化研究能力和在區域與外國的洞察優勢，不僅能夠深度參與區域國別學的域外知識生產，更應以構建系統性知識體系為己任，成為推動該領域研究創新發展的關鍵力量。

基于以上，本稿聚焦于服務區域國別學發展的外國語言文學與翻譯學科教學實踐，從翻譯教學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其理論建構與實踐路徑，以期為相關領域的學科發展提供些許思考。

在外國語言文學學科深度嵌入區域國別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學術語境下，翻譯教學亟需確立新的理論指引與知識生產范式，突破傳統語言轉換策略與技巧訓練的窠臼。區域國別學人才培養本質上屬于知識密集型體系，其知識架構涵蓋領域性專業知識與地域性情境知識。當前，中國學界在領域知識儲備方面已形成相對完備的體系，而地域性知識供給仍存在顯著缺口。領域性專業知識（如經濟學理論）需通過地域性情境知識（如對象國的政策實踐）實現本土化應用，而翻譯教學正是二者融合的關鍵樞紐。

在此背景下，優化翻譯教學導向成為填補地域知識空白的重要路徑，即推動翻譯教學從傳統技巧本位向知識本位的范式轉型。這一知識導向的教學理念革新，不僅為翻譯學科發展開辟新的學術空間，更對教師的學術素養與教學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具體而言，教師需在翻譯文本選擇環節，以區域國別學人才培養目標為基準，系統考量文本的知識承載度與學科適配性，強化翻譯文本間的知識邏輯關聯與體系建構，有效規避地域知識碎片化傳遞問題，從而構建完整、系統的地域知識輸入體系。

其次，外國語言文學學科主導的區域國別學人才培養體系，其核心目標不僅在于培育“區域通”” 國別通” 等專業研究型人才，更致力于面向特定地區和國別，培養具備卓越國際傳播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優質的區域國別學人才本質上應是深諳跨文化傳播規律的專業傳播者，能夠依據不同區域的文化語境與受眾特征，實現中國話語的精準化、差異化表達。

三、知識導向的翻譯教學改革路徑

基于此，翻譯教學體系需進行調整，在鞏固外譯中教學傳統優勢的同時，顯著提升中譯外教學的戰略地位。中譯外教學內容的設計與選材，應遵循“雙向契合” 原則：既需精準提煉中國亟待傳播的核心話語與價值理念，又要深度把握對象國的文化需求與接受心理，選取兼具傳播價值與接受可行性的典型文本作為教學素材。從知識生產與傳播的視角審視，這一教學實踐本質上是推動中國地方性知識體系向國際場域遷移的重要路徑，構成知識翻譯學理論在人才培養領域的實踐范式，對提升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效能、構建多元共生的全球知識生態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在區域國別學視域下構建翻譯教學體系，需樹立明確的“知識生產導向”意識。傳統翻譯教學中，任務設置往往呈現出隨意性與碎片化特征，這種模式既難以孵化具有學術影響力的翻譯成果，亦難以切實推動知識的有效遷移與創新。面向區域國別研究的翻譯教學，應聚焦于促進域外地方性知識的本土轉化，以及中國地方性知識的國際傳播，通過系統性的知識建構實現雙向互動。

在此理念指引下，宜構建“知識翻譯學師生共同體” 協同創新機制。該機制以學術共同體為組織范式，通過建立科學的學術遴選標準與評價體系，系統開展區域國別研究領域核心知識文本的整理、譯介與學術再生產工作。依托標準化翻譯流程與專業出版平臺，實現地方性知識在跨文化場域中的體系化轉譯與傳播，進而推動知識生產從碎片化、經驗化向系統化、學理化演進。這一實踐模式不僅有助于消解跨文化認知屏障，促進不同文明知識體系的深度對話與價值互鑒，更通過構建常態化的知識生產與傳播機制，為全球知識譜系的更新迭代注入持續動力。其學術價值體現在：一方面，通過學術共同體的協同運作，推動翻譯學科與區域國別研究的交叉融合，助力學科范式創新；另一方面，以知識生產為核心導向，形成可復制、可持續的學術發展路徑，為人類知識共同體的構建提供實踐樣本與理論支撐。

四、差異化發展：對接國家戰略與地方需求

最后，值得強調的是，面向區域國別學的翻譯教學必須走差異化、特色化的發展路徑。由于各高校的學科布局與發展定位存在顯著差異，外國語言文學及翻譯學科的教學實踐應充分挖掘學校辦學特色與地域資源優勢，精準對接不同領域的知識傳播與創新需求。如，首都高校的翻譯教學可緊密圍繞北京“四個中心”（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戰略定位，在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中強化政治話語傳播、國際文化交流、前沿科技翻譯等方向；上海高校則可結合“五個中心”（國際經濟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目標，重點培養金融財經、國際貿易、航運物流等領域的翻譯專業人才。這一差異化發展策略要求高校在知識文本的選擇與開發上，必須緊扣各自的服務面向與學科特色，確保翻譯教學能夠切實服務國家戰略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作者系中山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