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中的吳敬中不需要找歷史原型，因為他就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中共叛徒、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生，歷任軍統臨澧特訓班一大隊二中隊指導員、中蘇情報所總務科長、軍統西北區區長、東北區區長、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吳景中，沈醉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此人。

余則成應該是很多地下工作者的集大成者，而李涯的歷史原型也比較好找：我們根據他是吳敬中的繼任者、留在天津執行特務潛伏計劃這兩點，基本可以斷定他就是曾任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處長、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的李俊才。

李俊才和李涯姓氏相同，工作性質相同，所以說他們是“一個人”也不為過——這里順便要解釋一下，當年的軍統（保密局）高級特務一般都有兩個身份，比如吳敬中在當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時候，還是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處長，文強在當軍統東北辦事處（也稱東北區）處長（區長）的時候，公開身份是東北行營督察處中將處長、東北保安司令部督察處處長。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說，他是軍統方面第一個進入東北的中將，還說自己在抗戰勝利后就經胡宗南孫連仲保薦、戴笠大力幫忙下晉升中將。文強是在戴笠死后才離開軍統的，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文強就是不折不扣的“中將特務”。

文強被俘時的身份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所以他一直不愿意承認自己是軍統特務，而只說自己是“軍事參謀人員”，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將軍級特務要想提前特赦，是很困難的事情，而且在戰犯管理所，特務也是其他“同學（戰犯互稱）”待見的，正規軍的將軍們，每天除了學習勞動就是三件事——吃飯、睡覺、罵特務。

文強是中將參謀人員不假，但他卻不是離開軍統之后才晉升的中將，他在回憶錄中感謝戴笠幫他晉升中將，那就說明他是軍統少數幾個中將之一，也算“大特務”了。

當年軍統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長戴笠（戴笠一輩子也沒當過正局長）才是正授少將職務軍銜中將，所以軍統特務晉升軍銜比較困難，但是老蔣為了盡可能地避免戴笠尾大不掉，就允許軍統特務在正規軍中“兼職”并按軍隊建制授銜，所以戴笠是少將，他的兩個“副手”鄭介民和唐縱，因為有其他“兼職”，所以早早正授中將，所以戴笠雖然號稱“軍統老板”，卻不能說一不二，后來軍統“裁員分家”，有一部分特務跟鄭介民去了“國防部”，一部分跟唐縱去了警察系統，原本直屬軍統局的各個“交警總隊”，也有一些變成了暫編師或師（當年暫編師、師、整編師是不同的），并劃歸各地“剿總”下的正規軍。

李俊才，或者直接稱其為李涯，并沒有像電視劇演的那樣墜樓身亡，而是奉毛人鳳之命留在天津潛伏——如果不是吳敬中見勢不妙溜得快，那么留下來潛伏的就必然是他了，而李俊才作為“軍隊少將”被俘，特赦就比較容易了。

我們翻看七批特赦人員名單，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正規軍將軍們特赦比較早，而絕大多數特務比如李涯（因為后面咱們還要談到電視劇中的李涯，所以將李俊才稱為“李涯”比較方便一點）的同行文強、大家熟悉的周養浩，以及陳旭東、鮑志鴻、鄭錫麟 、段克文、岳燭遠、何崇校、謝代生、黃庚永、章微寒等保密局少見站長、處長，以及沈蘊存、邱沈鈞等“國防部二廳（情報廳）”，還有張文 、王從先、劉桂楠、邵平、胡濤、吳汝成、先大啟、孫秉禮等中統系（后來改成黨通局和內調局）區長、站長，都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

1975年的第七批特赦實際是“普赦”，因為那一次所有的戰犯均獲特赦，各地的戰犯管理所也都完成了歷史使命。

在1975年之前特赦的特務屈指可數，其中也就是1960年第二批特赦的軍統局總務處少將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軍統局電訊處少將副處長、第十五綏靖區第二處（情報處）少將處長董益三；1961年第三批特赦的保密局少將經理處處長郭旭；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除了李俊才，還有潘澄清（貴州站少將站長）、熊武琪（局本部少將策反專員），以及交警第八、第九總隊的謝異炎哈姜溢三。

李涯等于趕上了“提前特赦”的末班車，如果第六批沒有他，那他就只能跟文強（就是《特赦1959》中的劉安國）、周養浩一起，再等九年才一起出去了。

關于李俊才的史料不多，我們能查到的，就是他寫過一本《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這可能也是他能趕上1966年特赦的主要原因之一。

放下李俊才單說李涯，我們即使僅看《潛伏》，也能找到他比多數“同行”早特赦九年的三個原因。

首先一點，就是李涯海算不上真正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長”，他就是接盤背黑鍋的——吳敬中跑了，潛伏任務還必須有人執行，而要想成為高級戰犯，那是有必要條件的：文官廳長以上，武官少將以上，中統、軍統特務區長、站長、處長以上，李涯只能算“半個站長”，進高級戰犯管理所只能算勉強及格，所以多關幾年沒必要，而一般的站長以下特務，一般都是判幾年就放了，有的干脆沒判刑。

還有一點也必須注意，那就是李涯沒有太多的作惡機會：電視劇中的李涯在天津站就是個受氣包，老吳交給他的任務，辦一件砸一件，簡直跟《地下交通站》中的偵緝隊長賈貴差不多，跟徐遠舉、周養浩還是有很大區別的。

還有更重要的第三點，那就是李涯的“理想”很有意思：他說自己拼命干活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想讓孩子們都過上好日子。

有這個念頭，就說明他不是完全的壞人，而且用現代的眼光來看當年的人，還真不能非黑即白、非好即壞一刀切。

李涯在延安寶育小學潛伏多年，近朱者赤，早已受到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再像沈醉、周養浩、吳敬中等將軍級特務那樣唯利是圖，也不像謝若林那樣心中只有生意沒有主義。

像李涯那樣的人，其實是很好改造的，他在天津站已經跟其他特務格格不入，進了戰犯管理所，肯定會像董益三、王耀武一樣努力學習、積極改造，所以1966年特赦名單上出現他的名字，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李涯的歷史原型李俊才特赦后先當老師后當副校長，算是得償所愿，圓了他在《潛伏》中的“教學夢”。

除了少數幾個罪大惡極頑固不化者，戰犯管理所絕大多數學員的表現都是比較不錯的，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李涯進了戰犯管理所，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會不會為當年的一根筋而懊悔？如果進戰犯管理所的不是李涯而是吳敬中，那么老謀深算、看透世情常有雋語的吳站長，又會有怎樣的表現、能不能跟沈醉同一批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