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LABUBU所屬的The Monsters系列IP被泡泡瑪特簽約，到2025年LABUBU 3.0系列全球范圍爆紅，這一系列的IP已經成為了今年當之無愧的流行文化代表。自其達到頂峰之后，輿論上的態勢也開始有了進一步分化。

就像泡泡瑪特創始人所說，LABUBU這類商品因其“無用”而“永恒”，一部分消費者一如既往地追逐著它令其在二手市場的售價水漲船高，一部分消費者也因其“無用”卻高價值而感到不適，網絡上也出現過“拆解LABUBU”去分析其成本的相關視頻。

而一位博主提到，泡泡瑪特所推出的產品本質是“塑料做的金融產品”。這就意味著它早已脫離了與勞動、成本所掛鉤的商品價值衡量體系，實際承載的是可以無限膨脹的“期待”。

在流行文化研究的開山之作《幻象》一書中，作者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我們渴望并相信這些幻覺，因為我們飽受過度期望的折磨。我們對世界的期待太多。我們期望之過度，完全符合詞典上對‘過度’這個詞的定義——‘超過了合理或適度的界限’。我們的期望太過分了。”

由此建立起的流行文化，不斷隨著期望的變化而更迭，這在一部分人看來，實則是千篇一律的人為重復，而非逃離單調現實的真正答案。當越來越多的人受其所困，心生不滿，我們如何才能重新發現那未加矯飾的世界呢？

我們從《幻象》中摘選了下文關于“鏡像效應”的討論，希望能為你帶來更多新的啟發。

這個矯飾年代最深層，也最不被人注意的特點中，有一個我稱之為鏡像效應。我們做出的許多努力，只為擴張這個世界，為了讓生活更有趣、更多樣化、更激動人心、更多姿多彩、更“如神話般美妙”、更有希望，但從長期來看，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由于我們的期待過度而夸張，我們的力量不斷增長，我們把難以捉摸的夢想變成了觸手可及的形象，我們每個人都能把自己套入這些形象中。

如此，我們用以標注世界邊緣的，是一圈由鏡子圍成的墻。我們孜孜不倦、費盡心思地擴充自己的體驗，卻在不知不覺間把它變得狹窄了。在瘋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時，我們卻只找到了自己為自己準備的意外驚喜。我們遇見的是折返回來的自身。利奧·羅斯騰說，好萊塢的三角戀包含一位男演員、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現在，我們所有人都和自己糾纏在一起。無論在哪里，我們看見的都是自己在鏡中的倒影。

一些哲學流派早早就告訴我們，所有體驗都只是我們腦中的形象。這種思想體現在各種形式的新柏拉圖主義哲學里。在18世紀，它被喬治·貝克萊給予了經典的現代表述。在《視覺新論》(1709)一書中，他主張我們看到的并不僅僅是外物的特征在心靈中留下的印記，而是破碎的視覺信號在心靈的作用下重組而成的形象，唯獨形象才能被心靈理解。他繼續論述道，只有這些腦海中的形象是“真實的”——因此，世上的任何事物之所以是真實的，只是因為它們在精神體驗中被整合為某種存在。根據他的說法，為一切賦形、感知一切的存在，就是上帝。然而，即使我們不是哲學家，也能看到困擾貝克萊的東西與困擾我們的東西之間存在差異。即使我們同意貝克萊的觀點，認為所有地方的所有體驗在某種特殊意義上只包含形象，先哲那個無所不在的形象世界與我們自己的世界依然有極大不同。不同之處并不在于過去無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將體驗僅僅描述成腦中形象，而在于現今我們生活于其中的形象絕大多數都是由人類自身設計的。

于是，越來越多的體驗成了發明而非發現。我們的體驗越是事先安排好、提前準備得越充分，里面的內容就越是只有我們“感興趣”的東西。于是，我們就越能高效地把外在世界排除在視野之外：正是這個世界會動搖我們的體驗，同時我們也正急需它來讓自己變得更具人性。成名的標準讓其他標準黯然失色，因為出名本身的定義就是為大多數人所知。我們追求名流，不僅僅是男人和女人中的名流，還包括書籍、戲劇、思想、電影和商品中的名流。我們把自己的整個體驗都變成了“讀者文摘”，只讀自己想讀的，而不是任何別人想寫的。我們聽的是自己想聽的，而不是任何別人想說的。我們對自己說話，但根本意識不到和自己交談的不是別人。我們對自己說的，是我們被期望去談論的事物。我們通過觀察別人對他們自己說了什么才明白這一點。“我所知的一切，”威爾·羅杰斯在圖像革命早期說，“就是我在報紙上讀到的。”現如今，他可能會這樣改動他的抱怨以貼合現實：“我在報紙上看到的一切，都是我已經知道的。”

我們都聽過一個故事。很久以前，古希臘有一位英俊的年輕人名叫那耳喀索斯，他被山中仙女厄科所愛。但他對她的愛不屑一顧，厄科因心碎而死。眾神于是決定懲罰那耳喀索斯，他們令他愛上自己的形象。一位預言家曾說過，那耳喀索斯會在看到自己面龐的那一刻死去。當然，這個故事出現時，還沒有攝影或電視。讓他看見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他某天彎腰向清澈的泉水時，看見自己的倒影。當他望向自己的倒影時，他對這一幻影的熱愛令他神迷，他定在那里，無法離開水邊。他一動不動，最終在原地憔悴殞命。人們最后用它的名字給生長在泉水邊的水仙花命名，其鱗莖據說有鎮痛效果。作為該名源頭的希臘詞有麻木或恍惚的意思（narke：narcotic一詞的來源，即鎮靜劑），對自身形象的愛因而與慵懶、倦怠以及呆滯這些意義緊密聯系在一起。

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作為國家，我們如今都苦于社會性的自戀。我們的先祖，原初的美國，如同心愛的厄科一般遭到拋棄。我們愛上了自己的形象，我們自己制造的形象到頭來不過是我們自己的形象。

我們要如何逃離自己的形象呢？我們要如何讓自己不被它那迷人的自負力量蠱惑呢？

要做到這一點可謂難上加難。我們創造的世界越來越像一面鏡子。我們的名人反映出每個人的形象；遙遠的“冒險”不過是我們的投影，只是我們讓自己準備好去期待的東西，如今我們還能用錢雇人做準備。形象本身成了彼此模糊的鏡像：一個采訪評論另一個訪談；小說、電視節目、廣播節目、電影、漫畫書，以及我們反思自我的方式，全都融進了彼此的回響。在國內，我們根據電視節目上幸福家庭的劇本來說話，而那些家庭不過是我們自身的有趣典范罷了。我們的新世界，被制造出來讓我們逃離單調的現實，不出意料地變得千篇一律，而且看來再無從中逃離的可能。這種單調源自我們內心，是自我重復的單調。我們倦怠的口味不會讓我們找到回去的路。當我們想找“自然”的味道時，卻只能找到“非人工”的東西。我們越來越像（英國智者西德尼·史密斯）書中的角色，整個青春不過是“往空井里投空桶；他試著把空桶再拉回來，于是蹉跎了歲月”。一位少年讀物批評家最近說，電視是“眼睛的口香糖”。19世紀末，一位尖酸的批評家說廉價小說是“文學的口香糖，既沒有好味道也沒有營養，只為咀嚼的機械動作服務”。但口香糖（這個產品和這個詞都是美國發明）本身可能有象征意義。我們現在可以說口香糖是嘴巴的電視。只要我們別以為自己能從口香糖中獲取營養，就不會有什么危險。但圖像革命賦予了我們能力，將所有體驗都變成某種精神的口香糖，它們的甜味源源不斷，帶給我們被滋養的幻覺。

我們越來越習慣于用形象檢驗現實，而重新訓練自己用現實檢驗形象則愈發困難。我們越來越難以控制自己的期待，越來越難以用體驗來調整期待，相反，我們如今用期待來塑造體驗。我們長久地役使著塑造“現實”的虛華偉力，要怎樣才能重新發現未加矯飾的世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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