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九剛老師：“生活的力量”——探尋經濟脈搏中的城市靈魂

作者/孫樹恒

2025年6月24日下午，內蒙古文學館多功能廳內，國家一級作家、中國萬里茶道協作體副主席、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會長、北疆文化研究專家鄧九剛老師，以“生活的力量”為題，展開了一場穿透歷史煙云、觸摸城市經濟肌理的思想之旅。

說起鄧九剛老師，著實令人敬佩。當呼和浩特的現代圖景與萬里茶道的駝鈴聲在時空深處重疊，他以深耕北疆文化數十載的積淀，著有長、中、短篇小說及電影、電視劇本大約三四百萬字，以北方商旅為題材的系列小說作品有《駝道》、《駝村》、《駝路歌》、《駝殤》、《大盛魁商號》、《茶葉之路――歐亞商道三百年》、《走西口》等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學景觀，以“我的故鄉我的城”，講述呼和浩特故事，揭示了一座城市如何在經濟變遷中熔鑄靈魂的密碼，從歷史層積的商業基因，到多民族協作的經濟智慧，最終落腳于“人”的生活實踐對城市精神的塑造。

一、歷史層積：在文明交匯中解碼城市基因

（一）2400年的包容底色：從云中城到多元共生

作為土生土長的呼和浩特人，鄧九剛老師對這座城市的歷史基因有著獨到洞察。趙武靈王筑云中城2400年以來，匈奴、鮮卑、突厥等民族在此雜居，形成“農牧交錯、多族共生”的獨特地貌。不同于單純的草原印象，2000年前的呼和浩特已是內地與草原的交流樞紐，趙長城的修建并未隔絕文明，反而讓云中城（方圓3平方公里）成為五族雜居的“百城之城”。 這種包容在歷史人物與事件中尤為顯著：北齊名將斛律金（敕勒人）演唱的《敕勒歌》成為中華文化經典；鮮卑政權從盛樂（今呼和浩特）出發，南下修建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將游牧藝術與中原文明融合；獨孤伽羅（云中出生）作為隋文帝皇后，以少數民族習俗影響宮廷制度，見證了文化交融的深度。

（二）地理饋贈：四季分明的經濟溫床

呼和浩特的地理優勢為其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元代劉秉忠描述此地“夾路禾黍”，農田廣袤；如今翻過大青山，杏樹難尋，而呼和浩特卻因四季分明，成為“什么莊稼都能長”的風水寶地。1543年，阿拉坦汗帶領部眾耕地，引入農耕技術，至1571年“隆慶議和”時，歸化城已實現糧食自給。這種物質基礎，為商業繁榮提供了可能。

二、召廟、土地與城市肌理：商業雕琢的空間敘事

（一）召廟經濟：宗教與商業的共生模式

呼和浩特曾是“召廟之城”，大召、席力圖召等不僅是信仰中心，更是經濟樞紐。扎薩克達喇嘛每日領固定錢糧，使召廟積累大量土地房產。召廟與商人合作開發房地產，形成獨特城市肌理：大召東側喇嘛印務所印制佛經服務草原廟宇；街道“三彎、八拐、十八道半街”是商業自由生長的產物，如需喊話通行的馬車巷，見證了“沒有規劃的歸化”。

（二）土地制度與財政智慧

清代呼和浩特土地分為召廟用地、蒙地和官地，土默特都統衙門與歸化道衙門因“官俸微薄”，依賴土地出租補充財政：雍正元年房租收入487兩，十年增至609兩。這種“以商養政”模式推動商業資本向房地產流動，綏遠城建成后，官方與民間租賃形成互補，催生“天元號”等老三大號，由兼具鄉耆與商會職能的崇厚堂管轄，維系商業秩序與地域認同。

三、板申：被誤讀的草原經濟密碼

（一）板申的本質：功能性經濟聚落

鄧九剛老師強調，板申（蒙古語“房屋”）并非內地農村，而是按經濟功能分化的共同體：

農業板申：如公喇嘛、太平莊，清代年輸糧食1200石、牛奶2000斤； 手工業板申：蘇木沁的明代陶窯為阿拉坦汗制作貢品，陶卜齊冶鐵融合漢蒙工藝；

服務商業板申：麻花板申清代每日加工熟肉干800斤，遠銷恰克圖。 板申通過“十二辰集”與歸化城形成物資循環，1720年記載每日有3000斤蔬菜、500件手工制品流入城內，構成精密的經濟協同機制。

（二）阿拉坦汗的規劃藍圖

《俺答汗金冊》顯示，板申布局蘊含“軍事-經濟-宗教”三重邏輯：按“北斗七星”陣型排列形成防御屏障；強制農業板申配套手工業板申，形成產業鏈；每板申劃十分之一土地建敖包，由召廟統一調配賦役。三娘子推行“計丁授田”，使板申蔬菜自給率從10%升至70%，1616年接待俄羅斯商隊時，板申的奶酪、氈帳成為主要貿易品。

（三）從歷史到現代：基因的延續

板申的多元經濟形態為現代產業埋下伏筆：阿拉坦汗的農耕技術演變為乳業牧草基地，喇嘛扎布的“會員經濟”轉化為供應鏈管理，召廟土地出租邏輯發展為產業園區運營模式。鄧九剛老師在《呼和浩特：被誤讀的商業基因》中指出，城市靈魂不在宏大敘事，而在板申牧民的算珠聲、駝夫的腳印里，更在當代企業家重構商業文明的實踐中。

四、萬里茶道上的民族共同體：從歸化城到國際商道

（一）歸化城：多元協作的商業實驗場

明末清初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是中原與草原的貿易樞紐。1571年阿拉坦汗被封為順義王后，漢蒙貿易合法化，內地起義者白教、趙全等帶來農業技術，使歸化城實現糧食自給。城市周邊村莊如長坂坡（駝村）、五路村（旅店業中心）構成獨立經濟單元：五路村商人梁懷亮作為英國怡和洋行代理，能說蒙語、俄語、英語及“買賣語”，帶領萬峰駱駝的駝隊縱橫歐亞，彰顯了歸化城商業網絡的國際滲透力。

（二）萬里茶道：超越地域的經濟共同體

鄧九剛老師是我國唯一用腳步丈量萬里茶道的作家，他從田野調查中，糾正了“晉商獨自開辟萬里茶道”的認知：這條由康熙與彼得大帝通過《尼布楚條約》確立的國際商道，實則是中俄六大商幫（莫斯科商幫、索拉商幫等）共同參與的經濟體系。大盛魁作為晉商“旗艦店”，其成功源于對多元文化需求的精準把握——唯有呼和浩特商人知曉蒙古草原的物資缺口，也懂得南方茶葉的特性與運輸之道。 在商道上，多民族協作創造了震撼場景：2000匹野馬從草原進入農業區，馬牙紀與駝夫僅憑經驗口令，便能讓馬群不踐踏莊稼。這種默契背后，是“共同市場、共同生計”中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歷史文脈孕育現代商業基因

當被問及“為何呼和浩特能誕生伊利、蒙牛”時，鄧九剛老師指出，乳業的爆發式增長本質是傳統商道文化的現代轉化：梁懷亮式的包容視野、大盛魁式的資源整合能力、駝夫的冒險精神，在乳業中轉化為“簡單大氣、寬廣包容”的企業氣質。例如，滿族女孩鄭雪在蒙牛建廠前率隊開拓深圳市場，與歷史上駝夫開辟商路的智慧一脈相承，而許多企業家曾在“賣藥團隊”歷練，構成商業智慧的代際傳遞。

五、軍事與商業的共生：從馬城到商貿樞紐

（一）軍事基因塑造早期經濟網絡

鄧九剛老師指出，呼和浩特不僅是“召廟之城”，更是一座“馬城”。清代綏遠城（今文學館位置）曾是八旗部隊駐防地，騎兵訓練與戰馬養護催生了完整的產業鏈：馬掌制作、馬鞍修理、獸醫診療等，圍繞軍事需求形成早期城市經濟網絡。春秋兩季的演兵場（西門外至內蒙古黨委舊院）萬馬集結，馬牙紀（馬經紀人）能通過體態、毛色判斷馬匹產地與習性，年均向內地產輸送馬匹20萬匹。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中四座古城重疊的考古發現，印證了農耕與游牧文明的經濟互動——從春秋代郡到北魏盛樂，不同時代的城池廢墟層積著“軍事-經濟”共生的密碼，成為解讀呼和浩特“百城之城”身份的關鍵注腳。

（二）馬文化中的社會流動機制

在呼和浩特的馬文化體系中，“走馬”是貴族身份象征，而馴馬師的技藝

則充滿智慧——如以膝蓋頂住馬腹脾臟部位瞬間馴服烈馬。更重要的是，馬文化催生了獨特的社會流動路徑：駝夫往返于烏蘭巴托與內地，年薪20兩白銀，可私帶駱駝販運貨物，兩年即可從“打工仔”蛻變為小業主。這種“貿易+運輸”的雙重身份，讓呼和浩特成為“走西口”者改變命運的土壤。

六、生活的力量：城市靈魂的終極詮釋

鄧九剛老師的講座最終落于“生活的力量”：從趙武靈王筑城到現代乳業崛起，呼和浩特的蛻變源于普通人對“更溫暖的房子、更豐厚的糧食”的樸素追求。這座“百城之城”的靈魂，藏在馬牙紀辨識馬匹的眼神、駝夫的算盤聲、商人的討價還價中，更藏在召廟與商人簽訂契約的墨跡里。 “理解一座城市的經濟脈搏，必須回到‘人’的維度——是生活本身，推動著歷史的齒輪，也塑造著永不褪色的城市精神。”鄧九剛老師揭示，經濟從來不是冰冷數字，而是無數人用智慧、勇氣編織的生活之網，而這張網的經緯，正是呼和浩特歷經千年而生生不息的“城市靈魂”。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