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發展有效性”議程曾是全球發展合作的新范式，但受制于OECD傳統援助國承諾落空和治理機制的內在矛盾，其影響力逐漸式微。“有效發展合作全球伙伴關系”仍由西方主導，制度設計并沒有體現差異化責任，新興國家在規則制定中缺乏話語權，南南合作的靈活性被忽視。中國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通過“一帶一路”等平臺推動透明與合作創新，努力推動構建多元、公平、差異化的全球發展治理機制。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 者

黃梅波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發展合作研究院院長

應玲蓉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博士生

自2011年釜山會議確立“有效發展合作全球伙伴關系” (GPEDC) 以來，“發展有效性”議程一度成為傳統援助國、新興援助者、受援國及非國家行為體共同推動的發展新范式。然而，隨著經合組織 (OECD) 傳統援助國承諾的逐步落空和國際發展治理機制的內在矛盾不斷暴露，這一議程逐漸陷入低潮。

GPEDC表面上宣稱包容不同援助方，實則仍延續以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 (OECD-DAC) 為核心的等級化治理架構。在議程設定、監測機制設計與問責安排上，傳統援助國仍保持著主導地位。以中國、印度、巴西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議程制定中缺乏實質性話語權，更多是被動適應而非共創規則。

此外，GPEDC對南南合作理解過于單一，忽視其靈活、非條件性、項目導向等特征。例如，中國的政府優惠貸款往往要求中方在項目采購中占有一定比例，以促進本國產業發展和技術轉移。這與GPEDC所倡導的“非捆綁性”等原則存在結構性矛盾。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GPEDC不僅制度設計未能體現差異化責任原則，在責任劃分上也呈現出“權力集中、責任分散”的不對稱結構。傳統援助國主導了議題及規則的設計，卻在承諾兌現和自我約束方面表現不佳；而新興援助者在機制和規則制定時參與不足，卻被要求進行GPEDC監測，形成“權責失衡”的困局。

美國一度是GPEDC的關鍵倡導者。奧巴馬政府積極參與釜山會議并支持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 加入GPEDC核心機制。然而，自特朗普第一任期開始，美國逐步淡出全球發展治理機制，轉而強調“美國優先”的地緣戰略導向。拜登政府雖口頭重申支持多邊主義，但實際援助更多是為了服務于自身的戰略競爭目標，如通過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和“印太”框架支持特定國家。

2025年1月，特朗普再度上臺后，迅速凍結大部分對外援助，并宣布成立由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以“效率與透明”名義解散USAID，將其組織架構并入國務院，中止所有發展項目合同，關閉官方網站，銷毀大量檔案。這標志著冷戰以來最具全球影響力的發展機構之一的終結，也宣告美國對GPEDC承諾的實質性終結。這種戰略性撤退，不僅削弱了GPEDC的合法性與代表性，也在全球援助體系中形成了治理真空，破壞了多邊平臺對傳統援助國的問責機制。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與傳統援助國的“去制度化”趨勢形成對比，新興援助國總體支持發展有效性的理念，但明確指出GPEDC不應以統一的監測標準要求所有援助提供者。中國作為新興援助大國，通過差異化制度參與和南南合作經驗，提出了不同于傳統西方路徑的發展治理構想。中國主張南南合作不應被納入由DAC主導的GPEDC問責體系，而應依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制定適合本國發展階段與能力的責任框架。這一立場兼顧了對南南合作特殊性的尊重與對全球規則參與的開放性。

并且，中國通過《對外援助白皮書》、援助信息公開、合作機制建設等舉措，展現出逐步增強制度透明度的意愿。中國還在南南合作中積極推動多邊治理創新，截至2023年6月，中國與全球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主動通過“一帶一路”合作平臺推動區域內數據共享、能力建設與責任協同，以打破當前GPEDC框架中的全球發展制度壁壘。

要推動“發展有效性”議程重新獲得生命力，必須突破當前的制度性困境：

首先，應推動多邊機制的協同聯動，打破當前發展治理平臺各自為政的碎片化困境。聯合國發展合作論壇與GPEDC作為全球發展合作的兩大平臺，應建立常態化的協調機制，圍繞“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與問責進行交流與共建。同時，雙方可聯合開發“全球發展合作儀表板”，整合各自的評估數據和經驗報告，提升全球發展治理的整合度與參考性，推動政策與實踐之間的互補融合。

圖片來源：新華社

其次，應建立差異化的責任機制，在尊重發展階段差異的基礎上，推動新興援助國參與發展有效性體系。GPEDC的監測體系需由當前的剛性單一標準向“能力分層式”結構演進，即根據國家的發展階段設定不同參與等級和指標側重，例如中國可優先參與“透明度提升”相關監測，而在財政可預測性等方面保留靈活空間。同時，鼓勵新興國家設立自主評估標準，采用“自愿報告+國際比較”方式參與全球發展合作，并通過提供評估模板、技術援助等方式支持其建設本土監測能力，確保公平與包容。

第三，應重啟南北合作的信任機制，恢復發展合作的全球政治基礎。經合組織傳統援助國應重申其對發展合作有效性的承諾，重新在GPEDC框架內提供財政與政治支持。同時，傳統援助國和新興援助國之間應建立功能性協作試點，在人道援助、氣候適應和全球衛生等領域設立聯合合作基金，通過成果導向的合作積累信任。此外，聯合國可牽頭建立三邊合作對話機制，推動在發展議程中的協調與互動，為多邊合作注入戰略穩定性。

第四，應推動GPEDC進行制度性包容改革，使南方國家在全球發展治理中真正“共創、共建、共享”。具體包括重構治理結構，如設立南方國家占多數的“全球發展合作執行委員會”，主導議題設置與評估監督；同時，支持中國、印度等主導建立“南南技術合作智庫平臺”，為南方國家提供技術培訓與政策設計支持。此外，應在監測機制中納入“文化適應性指標”，認可南南合作的多樣化路徑，體現評估標準的公平性與結構多元性。

未來的全球發展治理，不應再由西方獨霸話語權，而應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多元、彈性的國際機制。唯有打破制度壁壘，構建協商包容的新治理結構，方能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所承諾的“全球發展合作伙伴關系”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Taking effect"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高進安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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