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新華（Tang Xinhua）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

在零和博弈思維下爭奪技術權力，是當前霸權國家重塑全球技術秩序的基本邏輯，而“小院高墻”、關稅脅迫、長臂管轄等，成為技術權力競爭的重要工具。

當前，國際秩序競爭已從“基于規則”轉變為“基于權力”，而技術生態、技術市場、技術供應鏈等結構性技術權力正成為國際技術權力競爭的新戰場。

進入特朗普2.0階段，特朗普的科技戰略框架雛形已現。2025年1月23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重組“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要求該委員會為美國在科學與技術領域的國際領導地位制定前進道路，以實現并保持美國絕對的全球技術主導地位。可見，爭奪技術主導權成為特朗普描繪的“美國創新黃金時代”的首要任務。

▲1月21日，特朗普在白宮宣布成立新的美國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星際門”（Stargate）。

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先進生物技術和核能技術是特朗普2.0初期鎖定的變革性技術。1月22日，特朗普宣布將與OpenAI、甲骨文和軟銀合作推出“星際之門”計劃。1月23日，特朗普頒布“加強美國人工智能領導力”的行政令，提出要加快制定人工智能行動計劃，以維持和加強美國的人工智能主導地位。4月11日，美國共和黨參議員推出《國防量子加速法案》、《近期應用量子沙盒法案》和《推進量子制造法案》，以促進量子技術的開發、制造和國防應用。5月23日，特朗普發布“為國家安全部署先進核反應堆技術”的行政令，要求迅速部署先進的核技術來支持國家安全目標，包括為人工智能計算基礎設施和國家安全設施供電。隨著后續更多行政令的推出，美國圍繞無盡前沿變革性技術主導權競爭的領域將進一步擴大。

與拜登時期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對美國技術主導權競爭策略進行了調整和擴展。2025年4月14日，美國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表示，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墻”方法失敗了，因為僅僅尋求保護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是不夠的，“我們有責任促進美國的技術領導地位”，為此美國需要齊頭并進推進“三重戰略”，分別是研究安全、供應鏈安全與出口管制。

首先是研究安全問題，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已納入其政策框架。2021年，特朗普發布第33號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指示聯邦機構采取研究安全相關具體行動。特朗普2.0階段，美國對研究安全政策從保護知識產權領域全面擴展到教育、人員與數據等領域。2025年4月23日，特朗普頒布行政令要求修改1965年《高等教育法》第117條，計劃結束美國教育機構受外國資金影響。同時，美國國會也在推進“教育透明度威懾法案”，以審查外國教育合作。美國國土安全部也推出行政令，中止哈佛大學招收留學生。科研數據也被納入研究安全的范疇，特朗普于5月5日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聯邦政府終止資助目前和未來“被關注國家”訪問NIH數據存儲庫和相關數據。特朗普對“研究安全”政策的全面擴展標志著國際科研生態脫鉤進一步加劇。

▲4月15日，特朗普下令對關鍵礦產進口啟動232調查。

其次，強化關鍵供應鏈安全與本土化。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認為，芯片斷供將對美國供應鏈造成嚴重影響。為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啟動了301調查，重點關注中國生產成熟節點芯片。4月13日，美國商務部啟動232條款半導體調查。除了半導體領域，美國工業與安全局的新行動綱領要求在電信、無人機等領域進一步提升供應鏈安全性。鑒于美國在關鍵礦產供應鏈的脆弱性，特朗普于4月15日簽署行政令，啟動“加工關鍵礦產及其衍生品”232調查，范圍包括“關鍵礦產清單”及后續清單中所涉及的全部礦產。為加強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能力，美國進出口銀行向除中國外的關鍵礦產供應商推出新融資工具“供應鏈彈性計劃”（SCRI），旨在減少對中國關鍵礦產的依賴。

第三，實施更有效的出口管制。在遭遇DeepSeek沖擊后，美國政策界圍繞出口管制政策的成效和策略進行了激烈辯論，如何在加強國家技術優勢保護的同時識別和消除現有出口管制中的漏洞，成為特朗普政府出口管制政策的難題。2025年3月18日，美國商務部長稱，美國將強化對華技術防范與出口管制，加強對違反美國管制規則行為主體的處罰。他還呼吁美國盟友參與協作，包括將相關出口管制措施納入與他國的貿易協定。從當前與關鍵盟友的貿易協議談判可以看出，美國正以“關稅”工具為脅迫，積極推進出口管制的國際協調，并試圖建立“后瓦森納出口管制”新機制。

▲4月2日，特朗普簽署關于“對等關稅”的行政令。

圍繞技術主導權的競爭策略，是特朗普描繪的“美國創新黃金時代”的重要支柱，但要落實其行動卻面臨著重重困境。基于“美國優先”的關稅脅迫，正在加劇美國盟友體系的政治不信任。在數據跨境流動、技術經貿市場、技術安全與發展平衡等方面，美國與歐洲盟友間存在著多方面利益矛盾，嚴重制約了跨大西洋數字連接的深度和穩定性。隨著俄烏沖突演變、貿易摩擦、技術主權等因素疊加，美國與盟友間圍繞技術權力競爭與協調的困境將進一步凸顯。

在零和博弈思維下爭奪技術權力，是當前霸權國家重塑全球技術秩序的基本邏輯，而“小院高墻”、關稅脅迫、長臂管轄等，成為技術權力競爭的重要工具。選擇權力競爭還是互利共贏，直接影響著國際秩序的演變方向。二戰后國際秩序運行規律和歷史經驗證明，以協調合作為基石的多邊主義理念是解決全球問題的最佳路徑，只有探索和打造互利共贏的全球科技創新合作模式，才能讓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發展機遇惠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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