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小仙貝

相信大家前不久都聽說了，李滄東備受期待的新片《可能的愛情》，傳出了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這部電影的制作始于《燃燒》問世之后，歷經了長達七年的精心籌備，原本是打算今年就開機的，遇到了意外。

《可能的愛情》演員陣容

看最初的消息說，李滄東的制片公司Pine house Film計劃與一家韓國本土投資發行公司，以及一家法國聯合制片方合作。

但是這個計劃，首先是那家韓國本土公司在和李滄東詳細談判時，因「視角差異」而告吹，宣布退出。雖然這些「差異」的具體性質未公開，但不外乎是在創意控制、預算分配或發行策略上，雙方存在嚴重分歧，電影投資不就這點事么。

我們知道，這部新片吸引了全度妍、薛景求、趙寅成和趙茹珍等明星演員加盟，但還是不行。

那這種僵局怎么辦呢？李滄東決定和流媒體平臺網飛合作，同意將《可能的愛情》制作成一部網飛原創電影。

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話題。

李滄東的這一戰略轉變，將帶來的最直接后果是——因為該片此前已通過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中等預算韓國電影制作支持」的初步審查，由于轉為網飛原創，就不得不放棄原定的15億韓元（約合110萬美元）資助。

李滄東

為什么？因為影片會被重新歸類為「在線視頻產品而非電影」，而KOFIC的資助政策主要與院線發行掛鉤。

沒錯，KOFIC一直大力扶持獨立藝術電影，但其現有標準，并不將流媒體平臺考慮為電影上映的出口，這對于那些同時重視藝術自由和傳統認可（如與院線發行相關的電影節）的電影制作人來說，就構成了一個兩難選擇。

這也引發了對KOFIC政策是否真的能有效促進其所期望的多樣性的疑問，或者，它是否無意中為那些不完全符合大片標準，或超低預算類別的電影，制造了資金鴻溝？

另外一重影響是，與網飛的合作，也會改變李滄東這部影片的電影節前景。由于網飛原創電影不符合戛納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參賽資格，因此《可能的愛情》將無法角逐金棕櫚獎。

這是2017年奉俊昊《玉子》事件的后遺癥。

《玉子》

然而，該片倒有可能因此入圍威尼斯電影節，因為威尼斯電影節對OTT原創作品持更開放的態度。

那如果更多的導演將來都面臨在戛納和流媒體之間二選一，這種權衡可能會影響到當代藝術電影的全球可見性和評論話語，并導致電影節形成雙重體系。

我們都熟悉李滄東導演，他的電影以其不加修飾的現實主義、對生活與世界的深刻哲學探究，以及通過純粹的主人公敏銳捕捉韓國社會切面的能力而聞名。

他曾公開反思藝術完整性與商業可行性之間的張力。有一次他說過，他是有意以一種困難的方式與大眾溝通，設置障礙，但期望觀眾能克服它們以獲得快感。

于是，李滄東這次選擇和網飛合作，就帶來了一種新的微妙諷刺意味。

盡管網飛為導演提供了顯著的創作自由和最終剪輯權——這一點也得到了奉俊昊和樸贊郁等其他知名韓國導演的贊揚——但它也代表著一個強大且集中的實體，正在從根本上重塑世界電影的發行格局。

我們可以因此認為，藝術電影的一種新形式的商業性正在建立。通過訂閱流媒體而非傳統票房來觸及大眾，那對于藝術電影導演而言，藝術電影的成功標準會被重新定義，其重點不再是票房銷售，而是轉向全球覆蓋和平臺參與度。

《燃燒》

李滄東這次融資失敗，當然和韓國電影產業正面臨嚴峻的下行趨勢，也是分不開的。

韓國總電影產業收入大幅下降，其中院線觀影人數在2019年至2021年間急劇減少了73%。這種下降歸因于多種因素：OTT服務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更便捷、通常更廉價的選擇；影院票價上漲；以及觀眾偏好轉向居家觀影的根本性轉變。最終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觀眾人數減少導致投資縮減，進一步壓縮了市場。

在這種市場收縮中，純制作費在30億至100億韓元之間的中等預算電影，例如《可能的愛情》（預算80億韓元），尤其脆弱。

投資者越來越傾向于投資大型商業大片，盡管它們風險高，但有潛力獲得巨額回報，或超低預算獨立制作，這些電影風險較低，面向利基市場。

有媒體統計過，自2019年以來，韓國制作預算超過30億韓元的商業電影數量顯著減少，表明中層電影市場存在斷層。這種「缺失的中層」對韓國電影的多樣性和可持續性構成了重大威脅。

因為這種「缺失的中層」對于培養多元化的電影聲音，和孵化能夠彌合純藝術電影與商業大片之間鴻溝的人才至關重要。

它的消失威脅著韓國電影的生態系統，可能導致市場愈來愈兩極分化，未來只剩下高風險大片和超低預算獨立電影，而那些通常定義民族電影的細膩、以人物為中心的劇情片，則空間更小。這種差距也會影響很多電影制作人的職業發展。

《寄生蟲》

再來說說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KOFIC），它在支持獨立藝術電影方面，歷來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KOFIC的資金主要依賴于票房附加費，由于疫情導致的院線觀影人數下降，它回籠的資金也大幅減少。

作為回應，KOFIC正在探索新的資金來源，包括潛在的「OTT和數字平臺征稅和基金征收」。如果面向OTT平臺征收基金，那它必然也需要調整對劇本開發和新制作公司的支持，涵蓋OTT電影。那傳統院線勢必被進一步削弱，所以這究竟是不是好事？

反過來看，如果KOFIC不能盡量彌合傳統支持機制，與不斷變化的市場之間的差距，那就一定會導致國內電影資金進一步流失，從而將更多內容控制權和影響力拱手讓給外國平臺。

這是個兩難局面。

再說在韓國影視市場開疆拓土的網飛，這幾年它對韓國內容進行了大量投資，還承諾未來四年將繼續投入25億美元（3.3萬億韓元）。這筆資金的涌入，從好的方面來說，會為韓國內容的投資、制作、發行和消費，帶來創新性變革。主要的積極轉變。包括大預算內容的增加、先進制作系統的采用，以及建立前期制作系統，為后期制作提供充足時間。

《魷魚游戲》

對導演而言，網飛提供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其常賦予的創作自由和最終剪輯權。

奉俊昊就說過，網飛在《玉子》的制作中賦予了他完全的權力，這在傳統好萊塢同等預算和規模的電影中是罕見的。

樸贊郁也指出，網飛很好地支持了他監制的電影《戰，亂》，過程中很少干涉。

《戰，亂》

所以從這些例子看來，說網飛的「入侵」，將重塑亞洲藝術電影的格局，這并非危言聳聽。

這里可以拿韓國另外一位藝術電影導演，洪常秀，來和李滄東做一個簡單的對比。

洪常秀代表一種超低預算、極簡主義制作模式。他的團隊通常不超過10人，他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快速制作流程，可以在一年內輕松完成多部影片。

洪常秀經常與一批固定的核心演員合作，他們可能無償出演。通常是按照劇本順序拍攝，他們甚至在拍攝當天早上才開始創作劇本。洪常秀也以超快的剪輯過程著稱，有時只需一天就能剪完。這種高度非傳統的模式，使他能夠完全繞過傳統的融資障礙，保持完全的藝術自主權和高產出，并且持續獲得重要的國際電影節認可，尤其是在歐洲。

所以洪常秀成功繞過了前面提到的「缺失的中層」問題，但李滄東需要的預算要高得多，所以洪常秀的方法對他不適用。

《大自然對你說了什么》

說一個小小的結論吧。李滄東導演的《可能的愛情》，無意中成為了當下一個頗具象征意義的案例，它概括了作者導演的藝術愿景、韓國電影產業的結構性挑戰，以及全球流媒體平臺崛起，這三個因素交織起來，所構成的變革機遇和嚴峻挑戰。

它不僅僅是一個孤立事件，而是反映了一種重塑韓國藝術電影的深刻轉變。這部電影的籌備經歷，凸顯了傳統投資中「缺失的中層」、公共資助機構的政策滯后，以及電影制作人現在必須在發行和電影節策略上做出重大調整。

這一系列事件，也促使我們對數字時代電影發行的演變定義進行更深入的反思。

當一部電影完全繞過院線發行時，其藝術身份是否會改變？

當電影院的集體沉浸式環境被個人居家流媒體取代時，觀眾體驗又將如何變化？

《黑暗榮耀》

這些問題挑戰了長期以來關于電影本質及其文化消費的觀念。如果藝術電影越來越多地繞過院線發行而轉向流媒體，那么它們的「成功」就不能再僅僅通過傳統的票房數字來衡量。

這種轉變要求行業、評論家和觀眾重新評估數字時代成功或有影響力的藝術電影的構成。它超越了純粹的商業指標，包含了文化影響力、全球覆蓋范圍，以及在不同受眾之間引發對話的能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評估藝術成就的標準。

另外一點，韓國電影產業受益于國際資本，這是不容否認的。

網飛對韓國內容的大量投資，為韓國電影和劇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曝光。而這柄雙刃劍的另外一重效應，是引發了關于文化自主權和知識產權控制的問題。

《少年法庭》

網飛之類的平臺，創造了一種復雜、共生但可能不平等的關系。盡管它們為資金危機提供了即時解決方案，但對本地電影生態系統、文化認同，以及創作多樣性的長期影響，還需要密切關注。

「可能的愛情」現在與全球科技巨頭的「可能的控制」緊密相連，我們難免會提出疑問，真正獨立的本地化敘事，還有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