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重鎮：烏里雅蘇臺從“朔方前線”轉變為“邊疆都會”

作者/孫樹恒

今年四月末，呼和浩特英華學校的校園里綠意初萌，中蒙俄青少年交流活動的會場洋溢著熱烈的氣息。在一場關于萬里茶道歷史的分享環節中，我們與蒙古國茶葉之路基金會會長旭仁其木格女士又見面了。與旭仁其木格會長第一次見面是在去年5月18日大盛魁文化博物館開館時，我跟國家一級作家、中國萬里茶道協作體副主席、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會長、北疆文化研究專家鄧九剛老師一起見的，每次都對中蒙俄萬里茶道合作進行了探討。當話題轉向蒙古國境內曾在清朝萬里茶道上閃耀光芒的城市時，她眼中閃爍著興奮的神采，娓娓道來科布多、庫倫、烏里雅蘇臺等名字背后的故事。

“科布多曾是茶道西段的重鎮，駝隊在此補給休整，商隊的喧囂能傳到草原深處。”旭仁其木格會長的講述帶著畫面感，“庫倫則是連接中原與草原的樞紐，如今的烏蘭巴托仍留存著當年茶商聚集的痕跡。”而當她提到烏里雅蘇臺時，我們不由被這個名字吸引，作為清朝漠北軍事與商貿的雙重節點，它曾見證無數茶幫駝隊往來，青磚茶的茶香與馬幫的鈴鐺聲在此交織成獨特的絲路韻律。她拿出老地圖指認舊址，講述這里如何因茶道而興盛，又如何在漫長的歷史中沉淀下中蒙商貿往來的深厚記憶。根據旭仁其木格會長的講述，我又查詢了一些資料，了解了烏里雅蘇臺的前世今生。

一、烏里雅蘇臺的戰略地位

在今天的蒙古國杭愛山北麓的斡里雅斯河谷，至今仍留存著清朝邊塞城市的殘垣斷壁。這片被旅人稱“陀羅海”的苦寒之地，在18世紀曾是東亞大陸軍事與商貿的雙重樞紐。烏里雅蘇臺，深深植根于清準戰爭的硝煙與蒙古高原的地理格局之中。

康熙末年，準噶爾汗國在噶爾丹策零的統治下再度崛起，其勢力范圍東抵喀爾喀蒙古，西控天山南北。為遏制準噶爾的擴張，清朝從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起，在漠北草原西部構筑軍事防線。首座要塞察汗廋爾建于河谷下游，卻因“建筑規模有限，難以承擔大軍駐扎”，迫使清廷在雍正八年（1730年）另選城址。新址位于斡里雅斯河北岸，背倚杭愛山天險，面朝廣袤牧場，既能扼守翻越杭愛山的扎德爾德山口，又可利用查干蘇圖河、博克多河的水源，形成“三城并峙，背山面水”的防御體系。這種選址邏輯，體現了清朝“以水養軍、以牧濟師”的邊疆經營理念，在冷兵器時代，數萬騎兵的軍馬駝群需要每日數十頃的牧場，而烏里雅蘇臺周邊的河谷草原，恰能滿足“放養數倍于士兵的馬匹和駱駝”的需求。

從政治地理看，烏里雅蘇臺地處喀爾喀蒙古與厄魯特蒙古的交界地帶，控扼著從漠北通往準噶爾的交通孔道。雍正皇帝在諭旨中稱此地“外控諸藩，內屏朔漠”，其戰略價值堪比明代的九邊重鎮。當清軍在雍正九年的和通泊之戰中慘敗后，舊烏里雅蘇臺城（雍正十年落成）更成為支撐西路防線的核心據點。據《清世宗實錄》記載，該城最多時駐扎綠營兵1.33萬人，連同家眷、商民，城內人口超過兩萬，形成“駝馬遍郊野，炊煙接軍壘”的盛況。這種軍事存在，客觀上為后來萬里茶道的北延奠定了安全基礎。當準噶爾部在乾隆朝徹底平定后，烏里雅蘇臺從“朔方前線”轉變為“邊疆都會”，其軍政中心的地位催生出旺盛的商業需求，使這座邊塞小城逐漸成為漠北西部的物資集散地。

當地極端的氣候條件，更凸顯了烏里雅蘇臺的戰略韌性。據《西北域記》載，此處“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巔六月不釋”，冬季極端低溫可達零下五十攝氏度。在這種環境下筑城，本身就是軍事意志的體現。清朝工匠以“查克木為筑版，草皮浮壤混入草根石灰”夯筑城墻，雖“墻高僅一丈，外側無包磚”，卻在百年間抵御了無數次風雪與戰火。這種將自然環境轉化為防御優勢的智慧，使烏里雅蘇臺在乾隆朝以后，雖軍事壓力減輕，卻因商業繁榮而延續了城市生命，成為清朝“以軍鎮商、以商固邊”政策的成功范例。

二、烏里雅蘇臺的營建史

烏里雅蘇臺的城市形態，經歷了從軍事要塞到邊疆商城的兩次轉型，其營建過程本身就是一部微縮的清代邊疆開發史。

雍正八年（1730年）啟動的舊烏里雅蘇臺城工程，堪稱清代漠北最大的軍事營建項目。一萬三千三百名綠營兵與數百名“文字獄遣犯”組成施工隊伍，在夏季短短百日內搶工。為激勵士氣，清廷將每人每月口糧提高到三十六斤（舊制三十斤），另加一兩八錢銀子與一只羊的賞賜。這種“軍事化施工”造就了獨特的城防格局：三座正方形要塞互為犄角，大城周長四百八十六丈（約1620米），集中囤放糧食，東西兩座小城周長三百余丈，專司駐兵。據《朔漠方略》記載，城墻主體以當地耐寒的山川柳（查克木）為框架，內填混有草根、石灰、麻絮的沙質土壤，這種“柳木夾夯”工藝，既適應了蒙古高原缺磚少木的條件，又能抵御風沙侵蝕。可惜因選址靠近河岸，“地基浮軟撐不住分量”，至乾隆初年已出現嚴重傾頹，迫使清廷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另建新城。

新烏里雅蘇臺城位于舊城東偏北方向，在查干蘇圖河與斡里雅斯河交匯處形成的三角臺地上。這次營建吸取了教訓，城址地勢較高且遠離主河道，城墻改為“高一丈六尺，寬一丈二尺”的規格，雖仍用查克木筑版夯土，但在關鍵部位嵌入木骨加固。城內布局仿照明代衛所形制：東南西三面設“迎祥”、“延慶”、“福匯”三門，各帶甕城；北墻正中建關帝廟，體現“以忠統軍”的治軍理念。與舊城不同的是，新城西側的軍臺城僅打下墻基便廢棄，形成單城格局，這暗示著準噶爾平定后，烏里雅蘇臺的軍事功能已讓位于經濟職能。蒙古人稱新城為“策熱格音庫倫”（軍城），而將商人聚居區稱為“買賣圈固”（Maima Khuree），這種空間分野，延續了清代“軍政與商民分區而治”的邊疆城市規劃傳統。

三、烏里雅蘇臺的管理體系

管理烏里雅蘇臺的核心機構是“定邊左副將軍”府，其長官俗稱"烏里雅蘇臺將軍"，為正一品武職，統轄喀爾喀四部、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首任將軍由喀爾喀超勇親王策棱擔任，這位在漠北草原擊敗準噶爾的名將，開創了“以蒙古王公領轄蒙古”的治理模式。乾隆朝后，將軍多由滿蒙旗人擔任，如曾主持新疆軍務的金順、景廉等。將軍府下設印務處、理刑處等機構，除掌管軍政外，還負責“稽查商民、頒給路票、調解蒙漢糾紛”。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烏里雅蘇臺將軍對轄區內的厄魯特蒙古、烏梁海、哈薩克等部族采取“因俗而治”策略，對烏梁海人，將軍們掌握著“賜酒”的權力，這種在缺糧地區極為稀缺的飲品，成為維系邊疆羈縻的特殊紐帶；對旅蒙商，則通過"甲首制商會"與"七年免租"等政策，既規范商業秩序，又吸引內地資本。

在城市管理上，清朝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控。新城“不允許外人隨便進入”，商民只能在廢棄的軍臺城基上搭建木柵，形成“買賣城”。城內設捕廳衙門，負責治安與收稅，牙子鋪（經紀人）需向官府申領執照，商品交易實行“二八分成”的抽成制。這種“軍管型商業”模式，使烏里雅蘇臺在保持軍事色彩的同時，又發展出獨特的邊地商業生態，為萬里茶道的北延提供了制度保障。

四、從歸化城到烏里雅蘇臺的旅蒙商傳奇

當晉商的駝隊穿過瀚海沙漠，出現在烏里雅蘇臺的買賣城時，這支被稱為“旅蒙商”的商業群體，已在歐亞草原上開辟了一條流動的財富之路。烏里雅蘇臺作為萬里茶道的西北樞紐，見證了清代草原商業最輝煌的歷程。

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是旅蒙商通往烏里雅蘇臺的起點。每年春季，大盛魁、元盛德、天義德等商號的駝隊從這里出發，沿“大北路”北上：經四子部落、喀爾喀右翼旗，翻越杭愛山支脈，最終抵達這座邊城。這條商道全程約1500里，駝隊需行走40余日，沿途要穿越“清晨迷霧、午后冰雹、夜半暴風雪”的多變氣候，還要防備散匪與野獸。據《晉商駝隊紀略》記載，規模最大的商隊擁有兩千峰駱駝，每十峰為一組，由"駝把式"手持長鞭引領，首尾相接的駝隊在草原上蜿蜒數里，駝鈴之聲可傳十里之外。為應對長途跋涉，商人們發明了獨特的運輸方式：磚茶用毛氈包裹，以防潮氣；綢緞裝入防水的羊皮袋；甚至連包餃子的面粉，也要在歸化城炒熟，制成"炒面"便于保存。

烏里雅蘇臺的旅蒙商業態，呈現出驚人的規模與專業化。元盛德作為漠北最大的羊商，在前后營子常年保有70萬只綿羊，大盛魁也維持著50-70萬只的規模，加上其他山西"羊莊子"，當地綿羊總數超過500萬只。這些羊群不僅供應駐軍與蒙古王公，還通過“羊筏子”貿易南下歸化城——每到秋季，牧民將成羊趕到指定牧場，旅蒙商按肥瘦分級定價，再雇蒙古牧人驅趕南下，數千只羊群行進時如白色洪流，場面極為壯觀。駱駝貿易同樣興盛，大盛魁擁有1.5-2萬峰駱駝，元盛德數量更多，這些“沙漠之舟”不僅用于運輸，還被當作“硬通貨”——在烏里雅蘇臺，“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而一峰健壯駱駝可換50斤磚茶。

買賣城的商業布局，體現了旅蒙商的經營智慧。城內以十字大街劃分為“田”字形，四周設木柵為界，商號按行業聚集：西市多皮毛莊，東市多綢緞鋪，南街是糧食雜貨，北街專營牲畜。最具特色的是“牙子鋪”，這些中間商為外來客商提供住宿、倉儲與交易中介服務，雖收取“二八分成”的高額傭金，卻因“出拔子”生意（長途販運）利潤豐厚而備受青睞。據1820年代的統計，買賣城有商號房鋪千余間，旅蒙商超過3000人，其中晉商占比達80%，形成“集寧幫”、“太谷幫”等地域商幫。每年臘月，大盛魁分號會動員全體伙計包4000只羊的肉餡餃子，這些餃子裹上面粉凍硬后，由駝隊送往各地軍營，成為冬季最受歡迎的“軍糧”。

旅蒙商對當地經濟的影響是顛覆性的。在飲食方面，他們將土豆引種到外蒙古，在買賣城外開辟菜園種植蔥姜蒜、西葫蘆，緩解了“肉廉菜貴”的困境；在手工業領域，山西工匠教會蒙古人制作馬鞍、皮具，甚至出現了專門仿制“歸化城靴”的作坊；在金融領域，商號發行的“錢帖子”成為流通貨幣，大盛魁分號還兼營放貸，年息高達30%。這種商業滲透帶來了文化交融——蒙古貴族開始喜愛餃子、面條等漢食，清朝官員則學會用奶茶招待客人，買賣城的關帝廟每年舉辦廟會時，蒙漢商民共同祭拜，形成獨特的邊疆文化景觀。

然而，商業繁榮背后是生存的艱辛。謝濟世在《西北域記》中描述：“早起被池堆霜，出門數步凌封髭須”，冬季零下五十度的嚴寒中，商人要在駱駝背上捆綁羊皮暖筒，手指凍僵時只能用牙齒解開韁繩。1870年回民武裝進攻烏城時，旅蒙商自發組建“保商團”，用商號的鐵器打造武器，在買賣城抵抗三日，破城后數百名山西伙計慘遭屠殺。這場劫難后，烏里雅蘇臺將軍金順下令城墻包磚（磚由內地駝運而來），并出臺七年免租政策，吸引京津商人入駐，使這座邊城在戰火后重獲生機。

五、當代烏里雅蘇臺的歷史記憶與現實圖景

旭仁其木格會長說

今天的烏里雅蘇臺，如今是蒙古國西部的重要城市，人口約3萬，仍保留著“沙漠與草原過渡帶”的獨特地貌。當漫步在斡里雅斯河畔，殘垣斷壁間依稀可見昔日的繁華印記。

清朝營建的新舊兩城遺址，已成為蒙古國的國家級文化遺產。舊烏里雅蘇臺城的“柳木夾夯”城墻雖經三百年風雪侵蝕，仍有部分段落高出地表2米，考古人員在城內發現了雍正時期的“行軍鍋”殘片與乾隆朝的銅錢，印證著當年的駐軍規模。新城遺址保存相對完好，“迎祥門”的石基與關帝廟的柱礎清晰可辨，當地牧民傳說廟內曾供奉的關老爺像，在1930年代被蘇聯紅軍運走。最具特色的是買賣城遺址，十字大街的格局仍隱約可見，地面散落著晉商瓷器碎片與鐵制馬掌，蒙古考古隊曾在此發掘出刻有“大盛魁”字樣的駝鈴，鈴舌已被風沙磨圓，卻依然能發出清越的聲響。

現代烏里雅蘇臺的城市布局，仍殘留著清代的空間基因。市中心的“將軍府廣場”上，矗立著喀爾喀親王策棱的騎馬雕像，基座刻有蒙文銘文，講述其抗準功績；廣場東側的老街區，民居仍保留著“土坯墻、斜屋頂”的北方風格，與蒙古包混雜交錯；城西的查干蘇圖河畔，有一片被稱為“中國廟”的廢墟，據當地老人回憶，這里曾是旅蒙商供奉關公的廟宇，1940年代被拆毀，磚瓦用于修建學校。值得注意的是，烏里雅蘇臺的地名仍保留著雙語記憶——蒙古語稱“扎爾格朗特”，意為“有柵欄的地方”，顯然源自清代買賣城的木柵防御；而俄語稱"Уliasutai"，則是對“烏里雅蘇臺”的音譯，反映了沙俄對漠北的滲透。

經濟形態上，烏里雅蘇臺延續了旅蒙商時代的畜牧業傳統。周邊牧場飼養著約200萬頭牲畜，其中綿羊占比達60%，與清代“羊圈連數百里”的盛況遙相呼應。傳統商業的痕跡依然可見，市中心的中央市場里，有攤位專賣“歸化城式”的皮帽與馬具；老城區的茶館供應加奶的磚茶，價格仍以“塊”為單位計算，這種源自清代的計價方式，比蒙古國通用的圖格里克更受老人認可。

中蒙邊境貿易的復興，為這座古城注入新活力。從二連浩特出發的跨境商隊，如今駕駛著載重卡車行駛在“新大北路”上，貨物從傳統的磚茶、綢緞變為家用電器與建材。烏里雅蘇臺的“中國商品城”里，晉商后裔開設的商鋪與義烏小商品攤位并存，店主們能用夾雜著蒙古語的山西方言討價還價。2019年，蒙古國在此設立“歷史文化特區”，修復了部分清代城墻，開發“萬里茶道”旅游線路，讓游客體驗“駝隊露營”與“晉商飯莊”，試圖將歷史記憶轉化為經濟資源。

如今，蒙古國考古學家與中國學者合作開展“烏里雅蘇臺古城保護項目”，用三維掃描技術記錄城墻結構，在遺址周邊設立生態保護區。這種跨國界的歷史記憶重構，讓這座邊城成為連接中蒙兩國的文化紐帶。2023年，內蒙古博物院與烏里雅蘇臺博物館聯合舉辦“萬里茶道上的駝鈴”展覽，大盛魁的賬本、旅蒙商的銅秤與現代牧民的馬鞍并置展出，訴說著跨越三個世紀的商業傳奇。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